“中国模式”在中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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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模式”在中东

作者：（乔恩·B·奥尔特曼）

Jon B. Alterman

译者：张一湄

法意导言

自加沙地区的冲突爆发以来，西方国家一直以来推崇的自由民主意识形态受到了挑战，与此同时，本文作者回顾了中国在近年来在中东地区取得的成就，并希望回应西方关于中国是否谋求在中东地区取代西方的焦虑。近期，英国杂志《生存》刊发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 (CSIS) 中东项目的主任兼高级研究员Jon B. Alterman文章《中国模式在中东》，文章认为，伴随着近几十年中国经济的腾飞，中国走出了一条不同于西方模式的发展道路，这种“中国模式”对于中东国家而言是具有吸引力的，因为即使中东地区长期以来与西方交好，但其国情与西方有很大不同，西方模式很难在保障社会稳定的情况下实现经济发展，而“中国模式”的成功则补充了另一条发展道路；另一方面，中国也希望通过提出“中国模式”，反对西方的话语霸权，反对西方定义的单一发展道路，并借此提升自己在第三世界的国际影响力，这一点对中东国家而言也是可以达成共识的。最后，作者得出结论，认为西方国家无需焦虑中国是否试图取代西方，因为在地区事务上西方仍占据主导地位并有能力发挥主导作用，并且对于中国而言，它无意取代西方，而只希望软输出自己的经验模式。

值得注意的是，作者作为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 (CSIS) 中东项目的主任兼高级研究员，他很难客观中立地理解中东的困境以及中国与第三世界的合作。他的确引用和查证了大量中国与中东当局的官方发言，但对于各国社会文化背景的理解与动机的把握很难说不是浮于表面的。同时，他认为中国无意主导地区事务，而西方国家应当理解中东的困境、承担起中东地区调解矛盾与规划未来和平发展的责任，这个表述可以说是中肯的。

2023年春天，中国在中东取得不错的进展。去年12月，中国领导人在利雅得与阿拉伯领导人成功举行了为期两天的会晤。与会的国王、王子和总统热情地拥抱了中方，而不像去年7月接待美国总统乔·拜登时那样进行流于形式的欢迎仪式与笨拙的碰拳。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称这次访问是“中阿关系史上划时代的里程碑”，这的确是言副其实的描述。3月10日，北京传来震惊世界的消息：沙特和伊朗代表表示，多亏了中国的调解，两国现在已经同意实现关系正常化。

2022年12月，中国领导人在访问利雅得之际，在当地一家报纸上发表了一篇评论文章，阐述了此行的想法，呼吁阿拉伯与中国建立更密切的联系。文章认为，“阿拉伯人民崇尚独立，反对外来干涉，抵制强权政治和专断，永远追求进步”，在这一点上，中国也是一样的。不难理解文章在含蓄地批评谁，也不难理解为什么许多阿拉伯人将此次会议视为成功。此后，沙特宣布与中国达成了 30 多项协议，涉及投资金额约 500 亿美元。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拜登五个月前访问沙特时，他声称自己与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一见面就讨论了2018年沙特记者贾迈勒·卡舒吉（Jamal Khashoggi）被谋杀的问题，他明确表达了自己“当时的看法以及现在的看法”。据拜登所述，王子说他对此事不负有责任，这种回应就好像在暗示拜登认为他有责任一样。虽然拜登在访问期间与沙特达成了协议，但显而易见他们之间仍存在紧张关系。

阿拉伯国家希望摆脱西方国家强加的苛刻条件，在政治上获得更多筹码，以及争取到西方大国永远不会拱手相让的东西——他们团结起来，共同追求中东更加多极化的未来。在追求这一目标的过程中，他们在一个简单的观点上达成了共识：中国代表着一种国内外治理的新模式，中国模式有很多值得借鉴效仿的地方。这种追求的特别之处在于它的模糊性。双方都没有具体说明“中国模式”是什么含义以及如何效仿它，但双方都认为打破西方国家对中东地区未来发展的垄断观点，是一件意义深远的好事。双方都迫切寻求能够反击西方的工具。各国都可以接受的含糊不清的“中国模式”满足了这一需求，而且换句话说，越含糊就越好。

西方模式的缺陷

不照搬西方体制也能取得成功的观点让许多西方国家感到不安。西方国家之所以对自己体制的普遍性毫不怀疑，其背后既有传教的根源，也有殖民的根源。尽管传教士认为自己不像殖民者那样只在乎利益，但他们的观点中都含有强烈的西方优越感。许多人认为，效仿西方就是进步，效仿得越多，进步就越大。自由民主服务于西方的政治经济利益的事实则并不是重点，恰恰相反，西方传教士、殖民者、外交官和其他人500年以来一直辩解说，他们迫使他人模仿西方只是为了促进共同利益。

这500年来，大部分时候中东都在努力接受西方文化。一些中东人看来是西方入侵不断加深的事情，被西方人当作他们为了振兴贫困的圣地、填补崩溃的奥斯曼帝国留下的真空的努力。随着时间的推移，原本争夺信仰（soul）的战争演变成了争夺心智（hearts and minds）的战争。冷战的发生，伴随着世界从煤炭时代转型到石油时代，升级了中东地区的争端，并将原本聚焦于经济和政治上的斗争转变成为关于文明（civilisational）的斗争。20世纪50年代初期，对共产主义的恐惧引发了英美同盟（Anglo-American）对伊朗政治进行干预；后来，拥有丰富石油资源的波斯湾君主国坚决反共，使得西方国家长舒一口气；20世纪70年代，埃及转向美国阵营进一步表明了西方国家的优势地位。

随着苏联的解体，世界似乎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正如弗朗西斯·福山 (Francis Fukuyama) 于1989 年提出的著名观点所言：“西方和西方思想的胜利，在其他一切替代方案的彻底失败中不言自明了”。中东国家似乎接受了这一观点。到20世纪90年代末，中东每个国家要么与美国建立了密切联系，要么正在试图改善他们的关系。

但这样的时刻并没有持续太久。21世纪初期，美国从9·11袭击的震撼中恢复过来，人们的情绪随之发生了改变。中国大约在1993年才成为能源净进口（net energy importer）国，但随着21世纪初进入了经济飞速增长时期，中国大约一半的石油一直都从中东进口，并很快成为全球能源需求增长的重要推动力，在此过程中，中国也成为了中东国家最大的贸易伙伴。

与其同时，美国也在以不同的方式扩大自己在中东的影响。美国对9·11袭击的战略反应主要有三个部分：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以及试图将中东民主化。阿富汗战争并不是大多数阿拉伯国家关心的问题，但伊拉克战争和中东民主化却切中要害。阿拉伯国家虽然对伊拉克不满，但他们尊重伊拉克，并将其视为对抗伊朗的堡垒。对伊拉克发动战争似乎增强了美国所恐惧的两股势力：伊朗的伊拉克盟友，以及与伊朗、美国作战并对该地区其他国家产生战争威胁的圣战运动。对阿拉伯国家以及美国的其他盟友来说，看着美国在伊拉克陷入困局是令人不安的。印度外交部长苏杰生（Jaishankar）完美地诠释了这种不安，他观察道：“二十年来，中国一直不战而胜，而美国则一直战而未胜。”

中国的取胜策略之一就是说服全球观众注意中国近代以来取得的成就。约瑟夫·费史密斯（Joseph Fewsmith）观察到，北京大学潘伟在21世纪初就试图推广“中国模式”的理念，并在中东地区出现了成功推广的早期迹象。诺贝尔奖获得者纳吉布·马哈福兹 (Naguib Mahfouz) 在2002年指出，阿拉伯社会应该从国外借鉴多样化的东西，包括向中国借鉴经验教训，因为相较于西方，中东的社会历史传统更接近中国。早在2008年，一位研究中国问题的阿联酋学者就写道，中国模式证明了“要实现经济增长，世界各国政府还有另一条道路可以走”。“中国模式”在此时开始兴起，在互联网上检索含有“中国模式”一词的文章，2007年检索结果有500篇文章，2008年有750篇文章，2009年则有3000篇。

什么是中国模式？

尽管中国国内外激烈地讨论着是否存在中国式发展模式以及其具体意涵，但总体而言世界对中国模式的接受程度正在不断提高。西方分析人士倾向于将其视为国家引导经济发展的案例，因为它可以“快速做出重大、复杂的决策，并且至少在经济政策方面完成得相对较好”。与此同时，当中国经济增长最强劲时，不同的核心城市采取了不同的发展方式，中国在不同的时间和地点采取了不同的策略，有学者认为描述中国政府政策最贴切的词就是“有指导的即兴创作（directed improvisation）”。

当中国领导人开诚布公、持之以恒地谈论“中国方案（China solution）”（也可以翻译为“中国倡议（China proposal）”），他们尽力地避免使用“模式（model）”这个词。中国领导人对中国经验的软推广言辞与西方强制推行西方标准的做法形成鲜明对比，中国认为他们只是希望尊重差异性。

意识形态的挑战

对中东地区而言，中国有什么目的并不重要，他们看重的是中国的做派，中国模式的出现给了他们反对西方推行自身政治制度的正当性理由，并提供了活生生的案例，证明实现经济增长与社会稳定不止一条路径。与此同时，中国认为美国是霸权主义国家，它不仅强行输出自己的政治模式，还强行输出以美国宗教信仰和和政治经验为前提的社会文化制度。对于中东国家而言，中国的主张是值得信服的。

中国它的确有一些经验可讲，这些经验无疑是指向成功的。中国让8亿人摆脱贫困是了不起的成就，中国在政治相对稳定的情况下实现了巨大的社会经济变革。1979年中国城市人口只有不到总人口的五分之一，如今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三分之二，同时也形成了庞大的、受过教育的、以消费为导向的中产阶级，推动了国家经济的发展。中国维持自身的团结与凝聚力，能在如此巨大的物质、社会和人口变化面前保持如此，这绝非显而易见的事，也不是平凡的成就。

尽管如此，海湾国家对中国政治经济的理解几乎完全是基于印象的。除了一些报刊专栏外，没有关于中国经济和政治发展的任何阿拉伯文文献。关于中国的地缘作用的学术文章几乎完全依赖于二手英语文献，而不是阿拉伯文或中文材料以及一手资料。没有在中国生活过的海湾商人精英群体可以充当沟通桥梁，同样地，在海湾地区生活的中国人也无法轻松地与阿拉伯人打交道。

埃及的利益关系

对于面临的艰难经济和社会转型任务、深感不安全感的中东国家而言，中国的成功鼓舞了他们。从很多方面来说，最需要投入中国怀抱的国家是埃及，因为它的困境和机遇似乎最接近中国。两者都经历了充满活力的乡村在几十年间涌入快速发展的城市的过程。中国在连接开罗、斋月十日城和新行政首都的电气化轻轨建设中扮演的角色一直受到关注。这个耗资12.5亿美元的项目第一阶段是一条全长66公里、设有11个车站的线路，该线路计划于2022年 7 月开通，也就是中埃达成协议的五年后。这条铁路是中国比西方公司更快、更经济地建设基础设施的一个例子，中国利用自己丰富的国内铁路建设的经验，帮助推动了埃及的经济发展。因为埃及将中国视为发展中国家，埃及媒体将这条铁路描述成双方平等伙伴关系的一部分，并暗暗希望中国的经济魔力能够影响到埃及。

海湾阿拉伯国家的立场

波斯湾石油资源丰富的国家远不如埃及那么关心招商引资，它们更关心如何指导本国经济、社会和政治发展。几十年来，沙特与最有潜力的国内反对派积极合作，并特别注重与神职机构共存，这使得统治家族的政治遗产合法化。最近，根据《2030 年愿景（the Vision 2030 plan）》计划，沙特推行了一项激进的政策，或者更准确的说法是进行强制宽容的战略，这项政策能够促进多样的社会和经济自由化。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UAE）面临着大致相同的挑战，但它有着不同的制度历史。由于它是由七个酋长国组成的相对松散的联盟，因此多样性（有时甚至是低效率）是其结构的固有组成部分。从一开始，各个酋长国就各自独立发展，经常重复对方的举措。例如，每个酋长国都建造了自己的水泥厂，四个不同的酋长国竞相建造自己的国际机场。规划部设想了一个从1981年开始的五年计划，但它缺乏在全国范围内贯彻其规划的政治权力，并且事实证明试图与地方发展规划者沟通是无效的，更不用说与他们协调。

尽管缺乏中央控制，或者说正因为缺少中央控制，阿联酋才得以强劲发展。可以说，他们分歧的路径和对结果的渴望同中国在1990年代奉行的多种战略很类似。尤其是迪拜以其雄心壮志而闻名，并且阿布扎比也力求与之一较高下。国家（在这里既包括联邦政府也包括各个酋长国政府）仍然是经济决策的关键，通过迪拜世界（Dubai World）、迪拜控股、政府控制的房地产开发公司埃玛尔（Emaar）等国有企业集团进行执行。迪拜设有一个“行政办公室（Executive Office）”，允许统治者协调政府和经济事务，近几十年来，阿布扎比一直希望建设类似的“行政事务管理局（Executive Affairs Authority）”。

由于石油繁荣，海湾地区的整个经济发展理念不同于埃及等国家的经济发展理念。由此产生的经济体系融合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这在美国或中国都很少有先例。在政治和社会方面，海湾地区的部落、氏族和家庭体系越来越需要应对快速发展的城市、流动性和代际更替的国际化需求。在这方面，他们也没有明显的方向。湾地区各政府认为自由主义导致了西方的社会弊病以及极端保守分子对社会进步的破坏。也就是说，他们坚持认为政府在管理社会争议议题方面发挥着核心作用，而更开放的政治只会加剧两极分化和仇恨。正是在这一点上，以经济、社会和政治变革相结合为中心的中国政府管理模式变得尤其有吸引力。对于中东国家而言，中国不仅是一个无视西方规则但仍能不断发展的国家，也是一个背离了西方期许的道路的国家。

西方的回应

西方政府很难立刻做出回应，但是，一位长期接触中东的美国退伍军人解释道：“我们必须找到一种替代方案，而不是居高临下地恫吓人们不要效仿中国模式。我认为自由民主、资本主义民主把他们吓坏了。因为它与他们的文化和历史并不完全一致……而且它是由殖民者带到那里的。”

对于美国及其盟国来说，准确理解局势是解决问题的第一步。中国并不是要取代美国，而是要补充完善美国。美国在中东的伙伴和盟友——包括美国的八个主要非北约盟友在内——正在寻求补充除美国之外的关系。他们想要美国不愿出售的军事装备，他们想要资本开发项目的投资和融资。但更重要的是，他们希望被追捧，而不是被视为理所当然，他们希望能够抓住每个追求利益的机会。唐纳德·特朗普在联合国大会上的所有四次讲话都呼吁美国奉行“美国优先”战略，并呼吁其他所有国家也这样做。反过来，几乎所有中东国家都认为，更积极地追求自己的利益和采取更坚定的不结盟立场都是有益处的。

中东各国政府将改善治理视为风险收益并存的办法，并且无论他们走什么道路，他们都认为可以实现改善治理。确实，中国的治理在某些方面优于美国。这些国家并不认为自己选择了一种方案而排除了另一种方案，而是采纳了所有方案的一些部分，探索可能相矛盾的举措，希望在日益拥挤和嘈杂的政策环境中取得微小但稳定的进步。

为了最大限度地利用中东国家与西方国家持久和日益密切的关系，西方国家需要关注三件事。第一是衡量成功应该是什么样的。中东没有国家将当前地缘政治局势视为新冷战，没有哪个国家会想要成为其他大国的卫星国，中国也没有兴趣创造一个让他们想加入的轨道。这些国家认为自己处于一个充满活力的市场中，他们不断感知需求信号并希望提高自身价值，这是无法逃避的现实。因此，西方政府需要更好地就重要事项做出决定并达成一致。中东国家将与中国建立密切关系，就像西方政府互相密切联系一样，但日益密切的关系本身并不意味着西方失败。

第二，西方不能忽视自己的先天优势。大多数中东国家都明白自己的未来更加依赖于与西方的密切关系。西方经济体不仅总体规模大于中国经济，而且它们所需的“软件”——人力资本、管理技能、科学知识和组织的复杂性——都深深植根于西方社会。中国已经有了经验教训，中东国家也有信心通过达成与中国大致相同的协议来实现这一目标。与此同时，西方国家应该更敏锐地捕捉中东国家对中国的看法。竞争不会消失，西方政府应该抓住这一点并做得更好。

西方政府需要更好地阐明紧密结盟的好处、松散结盟的坏处以及判断紧密结盟的标准。他们不应该一条一条列出他们不赞成的每一项事务，暗示合作伙伴遵守这些清单。相反，他们应该明确概述原则和事例，让伙伴国家自己判断什么是可接受的界限，什么是不可接受的，同时确保国家行为产生后果。

文章来源：

Jon B. Alterman, The ‘China Model’ in the Middle East, Survival,28 Mar 2024

网络链接：

https://doi.org/10.1080/00396338.2024.2332062

·译者介绍 ·

张一湄，现为法意观天下编译组成员。

F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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