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模式”在中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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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模式”在中東

作者：（喬恩·B·奧爾特曼）

Jon B. Alterman

譯者：張一湄

法意導言

自加沙地區的沖突爆發以來，西方國家一直以來推崇的自由民主意識形态受到了挑戰，與此同時，本文作者回顧了中國在近年來在中東地區取得的成就，并希望回應西方關于中國是否謀求在中東地區取代西方的焦慮。近期，英國雜志《生存》刊發美國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 (CSIS) 中東項目的主任兼進階研究員Jon B. Alterman文章《中國模式在中東》，文章認為，伴随着近幾十年中國經濟的騰飛，中國走出了一條不同于西方模式的發展道路，這種“中國模式”對于中東國家而言是具有吸引力的，因為即使中東地區長期以來與西方交好，但其國情與西方有很大不同，西方模式很難在保障社會穩定的情況下實作經濟發展，而“中國模式”的成功則補充了另一條發展道路；另一方面，中國也希望通過提出“中國模式”，反對西方的話語霸權，反對西方定義的單一發展道路，并借此提升自己在第三世界的國際影響力，這一點對中東國家而言也是可以達成共識的。最後，作者得出結論，認為西方國家無需焦慮中國是否試圖取代西方，因為在地區事務上西方仍占據主導地位并有能力發揮主導作用，并且對于中國而言，它無意取代西方，而隻希望軟輸出自己的經驗模式。

值得注意的是，作者作為美國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 (CSIS) 中東項目的主任兼進階研究員，他很難客觀中立地了解中東的困境以及中國與第三世界的合作。他的确引用和查證了大量中國與中東當局的官方發言，但對于各國社會文化背景的了解與動機的把握很難說不是浮于表面的。同時，他認為中國無意主導地區事務，而西方國家應當了解中東的困境、承擔起中東地區調解沖突與規劃未來和平發展的責任，這個表述可以說是中肯的。

2023年春天，中國在中東取得不錯的進展。去年12月，中國上司人在利雅得與阿拉伯上司人成功舉行了為期兩天的會晤。與會的國王、王子和總統熱情地擁抱了中方，而不像去年7月接待美國總統喬·拜登時那樣進行流于形式的歡迎儀式與笨拙的碰拳。中國外交部發言人稱這次通路是“中阿關系史上劃時代的裡程碑”，這的确是言副其實的描述。3月10日，北京傳來震驚世界的消息：沙特和伊朗代表表示，多虧了中國的調解，兩國現在已經同意實作關系正常化。

2022年12月，中國上司人在通路利雅得之際，在當地一家報紙上發表了一篇評論文章，闡述了此行的想法，呼籲阿拉伯與中國建立更密切的聯系。文章認為，“阿拉伯人民崇尚獨立，反對外來幹涉，抵制強權政治和專斷，永遠追求進步”，在這一點上，中國也是一樣的。不難了解文章在含蓄地批評誰，也不難了解為什麼許多阿拉伯人将此次會議視為成功。此後，沙特宣布與中國達成了 30 多項協定，涉及投資金額約 500 億美元。

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拜登五個月前通路沙特時，他聲稱自己與沙特王儲穆罕默德·本·薩勒曼一見面就讨論了2018年沙特記者賈邁勒·卡舒吉（Jamal Khashoggi）被謀殺的問題，他明确表達了自己“當時的看法以及現在的看法”。據拜登所述，王子說他對此事不負有責任，這種回應就好像在暗示拜登認為他有責任一樣。雖然拜登在通路期間與沙特達成了協定，但顯而易見他們之間仍存在緊張關系。

阿拉伯國家希望擺脫西方國家強加的苛刻條件，在政治上獲得更多籌碼，以及争取到西方大國永遠不會拱手相讓的東西——他們團結起來，共同追求中東更加多極化的未來。在追求這一目标的過程中，他們在一個簡單的觀點上達成了共識：中國代表着一種國内外治理的新模式，中國模式有很多值得借鑒效仿的地方。這種追求的特别之處在于它的模糊性。雙方都沒有具體說明“中國模式”是什麼含義以及如何效仿它，但雙方都認為打破西方國家對中東地區未來發展的壟斷觀點，是一件意義深遠的好事。雙方都迫切尋求能夠反擊西方的工具。各國都可以接受的含糊不清的“中國模式”滿足了這一需求，而且換句話說，越含糊就越好。

西方模式的缺陷

不照搬西方體制也能取得成功的觀點讓許多西方國家感到不安。西方國家之是以對自己體制的普遍性毫不懷疑，其背後既有傳教的根源，也有殖民的根源。盡管傳教士認為自己不像殖民者那樣隻在乎利益，但他們的觀點中都含有強烈的西方優越感。許多人認為，效仿西方就是進步，效仿得越多，進步就越大。自由民主服務于西方的政治經濟利益的事實則并不是重點，恰恰相反，西方傳教士、殖民者、外交官和其他人500年以來一直辯解說，他們迫使他人模仿西方隻是為了促進共同利益。

這500年來，大部分時候中東都在努力接受西方文化。一些中東人看來是西方入侵不斷加深的事情，被西方人當作他們為了振興貧困的聖地、填補崩潰的奧斯曼帝國留下的真空的努力。随着時間的推移，原本争奪信仰（soul）的戰争演變成了争奪心智（hearts and minds）的戰争。冷戰的發生，伴随着世界從煤炭時代轉型到石油時代，更新了中東地區的争端，并将原本聚焦于經濟和政治上的鬥争轉變成為關于文明（civilisational）的鬥争。20世紀50年代初期，對共産主義的恐懼引發了英美同盟（Anglo-American）對伊朗政治進行幹預；後來，擁有豐富石油資源的波斯灣君主國堅決反共，使得西方國家長舒一口氣；20世紀70年代，埃及轉向美國陣營進一步表明了西方國家的優勢地位。

随着蘇聯的解體，世界似乎進入了一個新階段。正如弗朗西斯·福山 (Francis Fukuyama) 于1989 年提出的著名觀點所言：“西方和西方思想的勝利，在其他一切替代方案的徹底失敗中不言自明了”。中東國家似乎接受了這一觀點。到20世紀90年代末，中東每個國家要麼與美國建立了密切聯系，要麼正在試圖改善他們的關系。

但這樣的時刻并沒有持續太久。21世紀初期，美國從9·11襲擊的震撼中恢複過來，人們的情緒随之發生了改變。中國大約在1993年才成為能源淨進口（net energy importer）國，但随着21世紀初進入了經濟飛速增長時期，中國大約一半的石油一直都從中東進口，并很快成為全球能源需求增長的重要推動力，在此過程中，中國也成為了中東國家最大的貿易夥伴。

與其同時，美國也在以不同的方式擴大自己在中東的影響。美國對9·11襲擊的戰略反應主要有三個部分：阿富汗戰争、伊拉克戰争以及試圖将中東民主化。阿富汗戰争并不是大多數阿拉伯國家關心的問題，但伊拉克戰争和中東民主化卻切中要害。阿拉伯國家雖然對伊拉克不滿，但他們尊重伊拉克，并将其視為對抗伊朗的堡壘。對伊拉克發動戰争似乎增強了美國所恐懼的兩股勢力：伊朗的伊拉克盟友，以及與伊朗、美國作戰并對該地區其他國家産生戰争威脅的聖戰運動。對阿拉伯國家以及美國的其他盟友來說，看着美國在伊拉克陷入困局是令人不安的。印度外交部長蘇傑生（Jaishankar）完美地诠釋了這種不安，他觀察道：“二十年來，中國一直不戰而勝，而美國則一直戰而未勝。”

中國的取勝政策之一就是說服全球觀衆注意中國近代以來取得的成就。約瑟夫·費史密斯（Joseph Fewsmith）觀察到，北京大學潘偉在21世紀初就試圖推廣“中國模式”的理念，并在中東地區出現了成功推廣的早期迹象。諾貝爾獎獲得者納吉布·馬哈福茲 (Naguib Mahfouz) 在2002年指出，阿拉伯社會應該從國外借鑒多樣化的東西，包括向中國借鑒經驗教訓，因為相較于西方，中東的社會曆史傳統更接近中國。早在2008年，一位研究中國問題的阿聯酋學者就寫道，中國模式證明了“要實作經濟增長，世界各國政府還有另一條道路可以走”。“中國模式”在此時開始興起，在網際網路上檢索含有“中國模式”一詞的文章，2007年檢索結果有500篇文章，2008年有750篇文章，2009年則有3000篇。

什麼是中國模式？

盡管中國國内外激烈地讨論着是否存在中國式發展模式以及其具體意涵，但總體而言世界對中國模式的接受程度正在不斷提高。西方分析人士傾向于将其視為國家引導經濟發展的案例，因為它可以“快速做出重大、複雜的決策，并且至少在經濟政策方面完成得相對較好”。與此同時，當中國經濟增長最強勁時，不同的核心城市采取了不同的發展方式，中國在不同的時間和地點采取了不同的政策，有學者認為描述中國政府政策最貼切的詞就是“有指導的即興創作（directed improvisation）”。

當中國上司人開誠布公、持之以恒地談論“中國方案（China solution）”（也可以翻譯為“中國倡議（China proposal）”），他們盡力地避免使用“模式（model）”這個詞。中國上司人對中國經驗的軟推廣言辭與西方強制推行西方标準的做法形成鮮明對比，中國認為他們隻是希望尊重差異性。

意識形态的挑戰

對中東地區而言，中國有什麼目的并不重要，他們看重的是中國的做派，中國模式的出現給了他們反對西方推行自身政治制度的正當性理由，并提供了活生生的案例，證明實作經濟增長與社會穩定不止一條路徑。與此同時，中國認為美國是霸權主義國家，它不僅強行輸出自己的政治模式，還強行輸出以美國宗教信仰和和政治經驗為前提的社會文化制度。對于中東國家而言，中國的主張是值得信服的。

中國它的确有一些經驗可講，這些經驗無疑是指向成功的。中國讓8億人擺脫貧困是了不起的成就，中國在政治相對穩定的情況下實作了巨大的社會經濟變革。1979年中國城市人口隻有不到總人口的五分之一，如今城市人口占總人口的三分之二，同時也形成了龐大的、受過教育的、以消費為導向的中産階級，推動了國家經濟的發展。中國維持自身的團結與凝聚力，能在如此巨大的物質、社會和人口變化面前保持如此，這絕非顯而易見的事，也不是平凡的成就。

盡管如此，海灣國家對中國政治經濟的了解幾乎完全是基于印象的。除了一些報刊專欄外，沒有關于中國經濟和政治發展的任何阿拉伯文文獻。關于中國的地緣作用的學術文章幾乎完全依賴于二手英國文獻，而不是阿拉伯文或中文材料以及一手資料。沒有在中國生活過的海灣商人精英群體可以充當溝通橋梁，同樣地，在海灣地區生活的中國人也無法輕松地與阿拉伯人打交道。

埃及的利益關系

對于面臨的艱難經濟和社會轉型任務、深感不安全感的中東國家而言，中國的成功鼓舞了他們。從很多方面來說，最需要投入中國懷抱的國家是埃及，因為它的困境和機遇似乎最接近中國。兩者都經曆了充滿活力的鄉村在幾十年間湧入快速發展的城市的過程。中國在連接配接開羅、齋月十日城和新行政首都的電氣化輕軌建設中扮演的角色一直受到關注。這個耗資12.5億美元的項目第一階段是一條全長66公裡、設有11個車站的線路，該線路計劃于2022年 7 月開通，也就是中埃達成協定的五年後。這條鐵路是中國比西方公司更快、更經濟地建設基礎設施的一個例子，中國利用自己豐富的國内鐵路建設的經驗，幫助推動了埃及的經濟發展。因為埃及将中國視為開發中國家，埃及媒體将這條鐵路描述成雙方平等夥伴關系的一部分，并暗暗希望中國的經濟魔力能夠影響到埃及。

海灣阿拉伯國家的立場

波斯灣石油資源豐富的國家遠不如埃及那麼關心招商引資，它們更關心如何指導本國經濟、社會和政治發展。幾十年來，沙特與最有潛力的國内反對派積極合作，并特别注重與神職機構共存，這使得統治家族的政治遺産合法化。最近，根據《2030 年願景（the Vision 2030 plan）》計劃，沙特推行了一項激進的政策，或者更準确的說法是進行強制寬容的戰略，這項政策能夠促進多樣的社會和經濟自由化。

阿拉伯聯合酋長國（UAE）面臨着大緻相同的挑戰，但它有着不同的制度曆史。由于它是由七個酋長國組成的相對松散的聯盟，是以多樣性（有時甚至是低效率）是其結構的固有組成部分。從一開始，各個酋長國就各自獨立發展，經常重複對方的舉措。例如，每個酋長國都建造了自己的水泥廠，四個不同的酋長國競相建造自己的國際機場。規劃部設想了一個從1981年開始的五年計劃，但它缺乏在全國範圍内貫徹其規劃的公權力，并且事實證明試圖與地方發展規劃者溝通是無效的，更不用說與他們協調。

盡管缺乏中央控制，或者說正因為缺少中央控制，阿聯酋才得以強勁發展。可以說，他們分歧的路徑和對結果的渴望同中國在1990年代奉行的多種戰略很類似。尤其是迪拜以其雄心壯志而聞名，并且阿布紮比也力求與之一較高下。國家（在這裡既包括聯邦政府也包括各個酋長國政府）仍然是經濟決策的關鍵，通過迪拜世界（Dubai World）、迪拜控股、政府控制的房地産開發公司埃瑪爾（Emaar）等國有企業集團進行執行。迪拜設有一個“行政辦公室（Executive Office）”，允許統治者協調政府和經濟事務，近幾十年來，阿布紮比一直希望建設類似的“行政事務管理局（Executive Affairs Authority）”。

由于石油繁榮，海灣地區的整個經濟發展理念不同于埃及等國家的經濟發展理念。由此産生的經濟體系融合了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這在美國或中國都很少有先例。在政治和社會方面，海灣地區的部落、氏族和家庭體系越來越需要應對快速發展的城市、流動性和代際更替的國際化需求。在這方面，他們也沒有明顯的方向。灣地區各政府認為自由主義導緻了西方的社會弊病以及極端保守分子對社會進步的破壞。也就是說，他們堅持認為政府在管理社會争議議題方面發揮着核心作用，而更開放的政治隻會加劇兩極分化和仇恨。正是在這一點上，以經濟、社會和政治變革相結合為中心的中國政府管理模式變得尤其有吸引力。對于中東國家而言，中國不僅是一個無視西方規則但仍能不斷發展的國家，也是一個背離了西方期許的道路的國家。

西方的回應

西方政府很難立刻做出回應，但是，一位長期接觸中東的美國榮民解釋道：“我們必須找到一種替代方案，而不是居高臨下地恫吓人們不要效仿中國模式。我認為自由民主、資本主義民主把他們吓壞了。因為它與他們的文化和曆史并不完全一緻……而且它是由殖民者帶到那裡的。”

對于美國及其盟國來說，準确了解局勢是解決問題的第一步。中國并不是要取代美國，而是要補充完善美國。美國在中東的夥伴和盟友——包括美國的八個主要非北約盟友在内——正在尋求補充除美國之外的關系。他們想要美國不願出售的軍事裝備，他們想要資本開發項目的投資和融資。但更重要的是，他們希望被追捧，而不是被視為理所當然，他們希望能夠抓住每個追求利益的機會。唐納德·特朗普在聯合國大會上的所有四次講話都呼籲美國奉行“美國優先”戰略，并呼籲其他所有國家也這樣做。反過來，幾乎所有中東國家都認為，更積極地追求自己的利益和采取更堅定的不結盟立場都是有益處的。

中東各國政府将改善治理視為風險收益并存的辦法，并且無論他們走什麼道路，他們都認為可以實作改善治理。确實，中國的治理在某些方面優于美國。這些國家并不認為自己選擇了一種方案而排除了另一種方案，而是采納了所有方案的一些部分，探索可能相沖突的舉措，希望在日益擁擠和嘈雜的政策環境中取得微小但穩定的進步。

為了最大限度地利用中東國家與西方國家持久和日益密切的關系，西方國家需要關注三件事。第一是衡量成功應該是什麼樣的。中東沒有國家将目前地緣政治局勢視為新冷戰，沒有哪個國家會想要成為其他大國的衛星國，中國也沒有興趣創造一個讓他們想加入的軌道。這些國家認為自己處于一個充滿活力的市場中，他們不斷感覺需求信号并希望提高自身價值，這是無法逃避的現實。是以，西方政府需要更好地就重要事項做出決定并達成一緻。中東國家将與中國建立密切關系，就像西方政府互相密切聯系一樣，但日益密切的關系本身并不意味着西方失敗。

第二，西方不能忽視自己的先天優勢。大多數中東國家都明白自己的未來更加依賴于與西方的密切關系。西方經濟體不僅總體規模大于中國經濟，而且它們所需的“軟體”——人力資本、管理技能、科學知識群組織的複雜性——都深深植根于西方社會。中國已經有了經驗教訓，中東國家也有信心通過達成與中國大緻相同的協定來實作這一目标。與此同時，西方國家應該更敏銳地捕捉中東國家對中國的看法。競争不會消失，西方政府應該抓住這一點并做得更好。

西方政府需要更好地闡明緊密結盟的好處、松散結盟的壞處以及判斷緊密結盟的标準。他們不應該一條一條列出他們不贊成的每一項事務，暗示合作夥伴遵守這些清單。相反，他們應該明确概述原則和事例，讓夥伴國家自己判斷什麼是可接受的界限，什麼是不可接受的，同時確定國家行為産生後果。

文章來源：

Jon B. Alterman, The ‘China Model’ in the Middle East, Survival,28 Mar 2024

網絡連結：

https://doi.org/10.1080/00396338.2024.2332062

·譯者介紹 ·

張一湄，現為法意觀天下編譯組成員。

F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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