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领袖
我从八里屯经铁路医院门口朝二戈寨走，估计是想找地方吃早餐，好像是在地区单身宿舍和铁路工人俱乐部对门一个临时棚子里吃的牛肉粉。我突然想起来那个老板姓向，他在中坝农场关过，与我有过节，会不会在我吃的牛肉粉里面下毒。我突然真的有点觉得不舒服。但没办法，我好像马上要去贵阳开会，必须见我崇拜的一个精神领袖，他名副其实是大人物，在全世界可以说尽人皆知。我好像忘了拿准备带给他的资料，就准备回八里屯赵家拿。那时候我们在赵家租房子住，还发生了室友自杀事件。那个自杀没死成室友是失恋。
走路回八里屯有两公里，这时，我看到从立交桥方向开来一辆旧公共汽车，不是双节那种。我忘了双节的二十三路和二十六路进城，同时经过铁路医院和八里屯。我都没看清楚就挤上车去。公共汽车从一个钢架桥上驶过，倾斜厉害，随时可能翻。我从打开的窗口伸脑袋瓜出去看，离桥底下一条泥巴路高得可怕，稀稀拉拉行人看起来就像是蚂蚁在爬。我还夸老司机的技术好，他微笑作答，只不过是这条路跑习惯了。有个小伙在车厢里吹口哨，吸引我的注意力，我听出来了，他吹的是美国歌手“老大”的歌，要是有把吉他更好。我跟着调调哼了起来。“天使不会来迎接我们，这里只剩下我和你了，朋友。”因为太挤，又没有看窗外，料不到，汽车在哪儿拐了个弯，等我发现时公共汽车已经行驶在去小河平桥那条路上。车上那小伙还在继续吹，我确实想把这首歌唱完：“否则我们就将这样孤单地互相远离，在费城的街头。”我没有想过怎样面对艾滋病。
我唱完后赶紧喊老司机停车，说我坐错车了。司机抿着嘴笑，神奇地冲我说，我早就知道刘灵你车坐错了，看你想唱完这首歌才下，所以我就没有任何理由提醒你。
老司机的话弄得我哭笑不得。那时候是长大下坡路，我以为右手边是死人塘（我在那儿住过两年）或屠宰场（我在那儿跟王武监狱的子弟打过一架，我听同事讲，彭德怀将军的夫人浦安修女士关押在那里，我打算去砖瓦厂看看她。那些人毫无疑问不准，于是就打了一架，我还有个同伙丢了颗天雷，他被拘留了七天）。结果都不是，我下车的地方相当陌生，会不会是监狱内部公路？我东张西望，又没有看到高墙，蜘蛛网那样的电网和阴森森的炮楼。
我担心自己从大门岗出不去，就顺着灰白色小马路朝坡顶上走。半路上遇到几个乞丐，他们同时又是盗窃犯，他们偷的是电缆绳，我正想告诉他们这种线里面压根儿就没有金属，好像也没哪个废品回收的人要，卖不到钱。突然发现有两个是我从前在五里牌的学生。他们恶习难改，这辈子完蛋了，无可救药。我看到小河一个破产的军工企业，从前生产飞机零件，现在生产火钳和铁炉子，乱七八糟散放在地上，无人问津。我想起他俩中有一个就是偷铁炉子坐牢，好像是重庆城边边乡下人，说打工，到处当旅行家，兼偷盗维持生计。
他俩从前在四合院听我唠叨，听得耳朵起茧子，也巴不得躲开我远点。用小华的话讲，别人烦死了我，不需要听大道理。我平时对他们心理咨询估计在应付我，左耳进右耳出。我一直站丁字路口，凝望着他们的背影走远了，才用力摇了摇头。然后我拐弯，继续顺人行道走路，街上相当冷清，右手是铸铁栅栏大围墙。里面栽花，最多夹竹桃花、紫色天使花和倒挂金钟。
我看到一个公交车站，却停着辆白色小面包车，问司机，正巧要经过我去开会那个地方。又上车来母女俩，穿的是和服，居然说他们是土生土长中国人，把我气糊涂了。她俩把我挤到中间，我甚至也百依百顺，自我安慰说当然是妇女优先。面包车窗子本来就小，又被杂七杂八东西挡住，我害怕坐过要去开会那个大会场。司机嘻皮笑脸说车上大半人都是去迎接大人物。
他说：“刘灵，你稍安勿躁。”乘客七嘴八舌告诉我：“到地方全车人会下空。”
那栋开会的建筑物是俄式风格，阴森森，像河滨公园小山顶上那栋非常庄严的四四方方房子，但门口没有广场。我怀疑面包车一直把我送到了哈尔滨，那才糟透了，我穿得太单薄。革命导师列宁同志会不会正在那栋俄式风格建筑物里发表热情洋溢的鼓动性演讲，我们还承不承认暴力革命学说。对资产阶级怎么办？心里面没底！我突然想起了那对穿和服母女，列宁1918年8月30日遇刺事件，那位表情诡异母亲会不会就是凶手，小女孩配合她行动。我回忆起那一天现场诸多不合理，列宁身边没有警卫员。也许包括社会革命党人卡普兰都同样是掩护，她患有眼疾。那么究竟谁才是凶手，他使用的是一把什么手枪？
广场上人头攒动，挤挤挨挨，我根本就接近不了进会场必须要经过的那扇门。突然听到广播里喊我的名字，马上就过来一位皮夹克党人，由他负责带路，估计大人物马上准备接见我，听我汇报工作。我又不是捷尔任斯基手下，更不是警卫人员瓦西里。我就是个写小说的，甚至也不是白银时代作家或诗人。会场布置简单，工作人员正把资料散发给参会人员，人手一份。
那个大人物又再次点了我名字，叫我到主席台那里去。我拼命想朝里面挤，剧场外面还有个大堂，半截是两层楼。方小军睡眼惺忪从楼梯上下来，他负责保卫工作。
看样子方小军明显连续好几天熬夜了。
方小军对我说了句什么话，周围太吵，我根本一个字都没听见。他已经朝剧场门口挤去，估计是想站在台阶上看看，方便掌握广场四面八方动态。还有人不停催，我来不及对方小军说穿和服母女俩那件事。
在过道，我们村一个大权在握人物正朝着我笑。他肯定不是想讨好我，我猜不透对方到底怎么想。但他意思相当明显，这次大会后我可能会受重用，要么死无葬身之地，我们村的现实主义者已经准备好了，他从头至尾就是墙头草。我好不容易挤到主席台前，看见方老二，他额头上挂满了金光闪闪汗珠子。我问他精神领袖呢，怎么不在主席台上？方老二冲我困惑摇头。
“你知道那个人是谁吗？”我问了句。
“当然知道！”方老二颇不耐烦说。
我手上牵着个七岁孩子去参加葬礼，死者是我家姓蒋的亲戚。默不作声小男孩替我打掩护，他有可能会和我一样送命，年龄实在太小了，也是没办法。我发现仇人在拥挤的人群当中，突然间变得特别纠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