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二千年十月一日，天主教在梵蒂冈的圣伯多禄广场举行封圣仪式，册封120位晚清至民国期间在中国的殉道者为圣人，当中的八十多人是在义和团事件中殉道的神职人员和信徒。当天适逢是中国的国庆日，事件引发官方媒体的一番口诛笔伐。
该事件谁是谁非，除了是对史事的观点与角度，也牵涉到政治立场的昭示。但无论个人的取态如何，传教士与百姓持续不断的冲突，是晚清时期确实的社会现象，结果导致义和团的兴起，以至八国联军的爆发。
传教士(包括基督教和天主教) 与百姓的冲突被称为教案事件，从鸦片战争至八国联军的六十年间，估计发生共四百余宗教案事件，也有估计达一千宗，总之不是偶尔事件。为什么传教士与百姓不断发生冲突呢？
百姓对传教士的行为未能理解，于是衍生流言。例如传教士探访临终病人，一些百姓认为其目的是取去病人的心脏；传教士开设孤儿院，一些百姓认为其目的是取去孤儿的眼睛等，加上百姓对基督徒的男女杂处及拒绝跪拜祖先等不以为然，令百姓容易被煽动而与传教士发生冲突。
传教士的粗暴带来冲突。部分传教士怀着宗教热忱，深入内地，与百姓争执，这未必到暴力冲突的地步。但宣教的过程中，部分传教士恃仗特权，强行购置土地，兴建教堂，又包庇教民，不管是非对错都站在教民一边，有教民仗势欺人，也有混入教会的不法份子，于是容忍激发与百姓的冲突。
仇外情绪带来冲突。列强侵略，迫使满清签订不平等条约，甚至划分势力范围，社会充斥仇外情绪。在此环境下，大量洋货向国内倾销，铁路及货轮代替传统苦力，令本土经济大受打击，百姓生计受损。传教士是百姓日常遇到的洋人，那股仇外情绪自然发泄在传教士身上。
官府态度激化冲突。受领事裁判权的掣肘，地方官员逃避干涉传教士与百姓的冲突，免添麻烦，宁愿冷眼旁观，甚至乐见其成，往往未及早疏理。部分官员把不满投射于教民，以加倍责罚来对待叛徒，与传教士偏袒教民形成恶性循环，间接鼓励冲突。
列强态度激化冲突。列强对满清虎视眈眈，教案往往被列强加以利用，以保护国民为理由，以外交手段向地方官员施压，甚至以军事行动作为威胁，从而取得更多的利益。列强的介入令民间的仇视传教士的情绪更高涨。
以1870年的天津教案为例。一些百姓发现了天主堂后院埋葬了很多儿童，于是以孤儿内脏炼药的传闻不胫而走。被煽动的百姓包围教堂，与传教士争执，继而动武。法国领事要求满清认真查办，满清官员认为民气可恃。
事件未及时降温，法国领事在冲突中向民众开枪，民众反击，不但杀死领事，也杀了约20位洋人及30位中国信徒，并烧毁多间教堂。列强军舰随即驶至天津示警，最终曾国藩负责交涉，向法国赔款道歉，重罚地方官员及民众首领。天津教案作为典型教案，包含以上各元素。事件被平息，但仇外情绪没有被疏理。
义和团兴起于山东，一则，甲午战争后，列强在山东争夺利益，对山东百姓来说，这突如其来的冲击激化仇外情绪，二则，正值黄河泛滥带来严重天灾，农村经济濒临崩溃，以仇外发泄不满。因此，山东发生多次血腥的教案事件，并渐形成以扶清灭洋为口号的义和团。
义和团宣称神灵附体，刀枪不入。义和团的活动在山东迅速漫延，在官员的默许下，转到天津与北京，进行更激烈的排外运动，不但杀害传教士及教民，而且破坏与洋有关的建设，如拆毁铁路，烧毁洋货。
教案只是传教士与百姓冲突事件的统称，不宜以简单标签来定性，传教士在某个教案是祸首，在另一个案是苦主。同一原则，义和团从打击传教士开展其排外运动，也不宜以简单标签来褒贬，为百姓出头不等于是义军，发泄排外情绪不等于爱国。仇外激化教案，教案激化仇外，义和团因而兴起。义和团利用满清政府，满清政府利用义和团，最终带来八国联军的悲惨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