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二千年十月一日，天主教在梵蒂岡的聖伯多祿廣場舉行封聖儀式，冊封120位晚清至民國期間在中國的殉道者為聖人，當中的八十多人是在義和團事件中殉道的神職人員和信徒。當天适逢是中國的國慶日，事件引發官方媒體的一番口誅筆伐。
該事件誰是誰非，除了是對史事的觀點與角度，也牽涉到政治立場的昭示。但無論個人的取态如何，傳教士與百姓持續不斷的沖突，是晚清時期确實的社會現象，結果導緻義和團的興起，以至八國聯軍的爆發。
傳教士(包括基督教和天主教) 與百姓的沖突被稱為教案事件，從鴉片戰争至八國聯軍的六十年間，估計發生共四百餘宗教案事件，也有估計達一千宗，總之不是偶爾事件。為什麼傳教士與百姓不斷發生沖突呢？
百姓對傳教士的行為未能了解，于是衍生流言。例如傳教士探訪臨終病人，一些百姓認為其目的是取去病人的心髒；傳教士開設孤兒院，一些百姓認為其目的是取去孤兒的眼睛等，加上百姓對基督徒的男女雜處及拒絕跪拜祖先等不以為然，令百姓容易被煽動而與傳教士發生沖突。
傳教士的粗暴帶來沖突。部分傳教士懷着宗教熱忱，深入内地，與百姓争執，這未必到暴力沖突的地步。但宣教的過程中，部分傳教士恃仗特權，強行購置土地，興建教堂，又包庇教民，不管是非對錯都站在教民一邊，有教民仗勢欺人，也有混入教會的不法份子，于是容忍激發與百姓的沖突。
仇外情緒帶來沖突。列強侵略，迫使滿清簽訂不平等條約，甚至劃分勢力範圍，社會充斥仇外情緒。在此環境下，大量洋貨向國内傾銷，鐵路及貨輪代替傳統苦力，令本土經濟大受打擊，百姓生計受損。傳教士是百姓日常遇到的洋人，那股仇外情緒自然發洩在傳教士身上。
官府态度激化沖突。受領事裁判權的掣肘，地方官員逃避幹涉傳教士與百姓的沖突，免添麻煩，甯願冷眼旁觀，甚至樂見其成，往往未及早疏理。部分官員把不滿投射于教民，以加倍責罰來對待叛徒，與傳教士偏袒教民形成惡性循環，間接鼓勵沖突。
列強态度激化沖突。列強對滿清虎視眈眈，教案往往被列強加以利用，以保護國民為理由，以外交手段向地方官員施壓，甚至以軍事行動作為威脅，進而取得更多的利益。列強的介入令民間的仇視傳教士的情緒更高漲。
以1870年的天津教案為例。一些百姓發現了天主堂後院埋葬了很多兒童，于是以孤兒内髒煉藥的傳聞不胫而走。被煽動的百姓包圍教堂，與傳教士争執，繼而動武。法國領事要求滿清認真查辦，滿清官員認為民氣可恃。
事件未及時降溫，法國領事在沖突中向群眾開槍，群眾反擊，不但殺死領事，也殺了約20位洋人及30位中國信徒，并燒毀多間教堂。列強軍艦随即駛至天津示警，最終曾國藩負責交涉，向法國賠款道歉，重罰地方官員及群眾首領。天津教案作為典型教案，包含以上各元素。事件被平息，但仇外情緒沒有被疏理。
義和團興起于山東，一則，甲午戰争後，列強在山東争奪利益，對山東百姓來說，這突如其來的沖擊激化仇外情緒，二則，正值黃河泛濫帶來嚴重天災，農村經濟瀕臨崩潰，以仇外發洩不滿。是以，山東發生多次血腥的教案事件，并漸形成以扶清滅洋為口号的義和團。
義和團宣稱神靈附體，刀槍不入。義和團的活動在山東迅速漫延，在官員的默許下，轉到天津與北京，進行更激烈的排外運動，不但殺害傳教士及教民，而且破壞與洋有關的建設，如拆毀鐵路，燒毀洋貨。
教案隻是傳教士與百姓沖突事件的統稱，不宜以簡單标簽來定性，傳教士在某個教案是禍首，在另一個案是苦主。同一原則，義和團從打擊傳教士開展其排外運動，也不宜以簡單标簽來褒貶，為百姓出頭不等于是義軍，發洩排外情緒不等于愛國。仇外激化教案，教案激化仇外，義和團因而興起。義和團利用滿清政府，滿清政府利用義和團，最終帶來八國聯軍的悲慘結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