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商务印书馆之前，上海印刷业的旗舰企业非美华书馆莫属。19世纪后期直至世纪末的很长一段时间，美华书馆是外国人在中国开设的规模最大，设备最全的印刷机构，工人一度达到200多名。在商务印书馆成立之前，它在中国出版行业中一直居于垄断地位。随着商务印书馆业务的发展，美华书馆一统上海印刷业的地位被打破，1905年以上海为中心爆发全国性抵制美货运动后，美华书馆又一次受到冲击，从此渐趋衰落。
商务印书馆不仅是中国人自办的印刷企业，掌握了机器印刷的基本技术，而且在发展过程中不断追求新设备和新技术的引进，同时自己培养人才，全面推进印刷技术的革新，所以在出版行业特别是在印刷技术方面，得力于夏瑞芳等人的奋发图强，能在较短时间内取美华书馆而代之，这是中国民族企业的自豪之处。
夏瑞芳在印刷设备投入方面从来不惜成本，开创之初就不断抓住机遇对设备进行升级换代，逐渐立稳脚跟，并成为本行业的龙头企业，甚至自造印刷设备出售。
蒋维乔在《夏君瑞芳事略》一文中提到，“大陆向无印刷事业，君乃亲赴日本考察，有所得，归而仿行之。于是印刷之术，焕然一新，营业亦日盛。”[1]有记载说，夏瑞芳这一趟去日本考察，他动用很不充裕的创业启动资金，购买了最需要的几样印刷设备，以便在印刷质量方面做到更好，领先于同行。特别有研究者提到，夏瑞芳去日本考察后，购买了优于国内英美外资企业的中文字模，所以商务印书馆一开业，印刷字体的美观程度就比其他印书房好很多，这也是能够迅速扩大印刷业务的重要原因。“为了吸收先进的经验，改进商务的经营，夏瑞芳在商务开张不久，到日本进行考察。当时日本仿制欧美印刷机械水平很高，所刻汉字字模质量也优于英美印刷所用的字模；夏瑞芳果断地购置了这些先进的设备，回国后注意精心印刷，所印成品异常精美，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觉。” [2]
不久之后，夏瑞芳又抓住机遇以低廉价格盘入修文书馆全部设备、技术和业务。中国印刷企业首次使用纸型印书，也是肇始于商务收购修文书馆获得的设备和技术。[3]这次收购，就是一次印刷技术和设备的全面换代升级，商务印书馆的业务领域越来越宽。
夏瑞芳决定与金港堂合资，其中有一项很重要的因素，就是利用金港堂的资金，对商务的印刷厂房和机器设备进行升级换代。据1905年的商务股东常会记载，会议决策事项就包括“订购印刷机器，购地基建造栈房”等内容。
夏瑞芳和鲍氏兄弟对于印刷技术和设备的重视自创业起始终如一，只要有机会和资金，都会不遗余力地进行投入，这是印刷质量提升的前提，也是商务逐渐成为上海乃至全国印刷业引领者的重要基础。
夏瑞芳熟悉印刷行业，对这个时期出现的市场和商机，有灵敏的嗅觉。卢仁龙先生说“作为技术出身的夏瑞芳及早期创始人，对印刷技术的引进与改造有着近乎痴迷的爱好”，[4]确是中肯之论。无论是夏瑞芳，还是鲍家兄弟，以及所谓“教会派”的多位中上层骨干，无不精于印刷技艺。商务成立之后,夏瑞芳选派鲍咸昌、郁厚坤等人多次前往日本，学习印刷技术。有这样一批印刷专家的带领，商务的印刷所不断革新印刷技术、扩大制造产业，培养出一批全国顶尖的技术骨干，同时依托于优良的设备，在印刷领域开辟出了一片全新的天地，为中国现代印刷业的发展打下了基础，拓展了新路。
商务与日本金港堂的合作，夏瑞芳看重的不仅是日方提供的资金，更大的目的，是学习和借鉴日方的技术和经验，而这其中有关印刷技术的提升对于商务的发展助益很大。双方合资后，商务在出版印刷技术上得到了金港堂不少帮助。金港堂多次派技师到商务传授印刷技术,如照相落石、图版雕刻、黄杨木刻、五彩石印等。当时，商务是国内首家采用五彩石印的企业。
当时夏瑞芳在印刷技术方面的举措，有几项对于商务的发展和起飞帮助甚大。
用有光纸印书，是夏瑞芳的首创。
只能单面印刷的有光纸本
在纸张的使用方面，夏瑞芳也下功夫揣摩，尽量找印刷效果好、价格又便宜的纸张，以扩大销路，后来居然找着了，而且给初创时期的商务印书馆带来更多的收益。高凤池回忆：“大陆用有光纸印书，也是夏瑞芳先生想出来的。原先所用的都是中国纸，出数极少，价钱又贵，通常用的大概有三种。一种叫毛边，一种叫毛太，一种叫连史。有光纸一面是毛糙的，一面是极光滑洁白，其性质一半像毛边，一半像连史，比起价钱来，要便宜到三分之二，后来各书坊多有改用有光纸的，但不晓得向哪里去买，均托瑞芳先生代为订购，赚的钱也是不少。”[5]
夏瑞芳和鲍家兄弟致力于活字字体的探索革新，为活字字体的国产化做出了贡献。使用何种字体，是推动印刷技术革新和保证印刷效果美观的重要因素。夏瑞芳熟知相关知识，且有在美华书馆等外国资本企业的工作经验，所以创业之初，对于使用何种字体能取得较好印刷效果非常重视，故商务的印刷质量在同行中声名渐著。夏瑞芳得以与张元济结识，与更多的文化名人相过从，印刷物的质量是一个极好的媒介。商务印书馆成立的第二年，《昌言报》就在“本馆告白”中声明“本馆因欲将报册格外讲求精美，故特另托商务印书馆代印”，间接为商务印书馆的印刷质量打广告。这中间也与张元济对印刷质量的讲究有关，他在南洋公学时对《昌言报》的石印效果很不满意，因见到商务印书馆的铅印效果出色，便做主改由商务代印，从而生发出后来一系列载入近代出版史册的故事。
夏瑞芳的印刷小作坊之所以能在短时间获得《昌言报》的认可，除了新添置了机器，印工讲究，还有一个关键招数，就是使用了三号和四号两种活字印刷《昌言报》。因此故，“《昌言报》……焕然一新。三号活字换为四号，因为活字质量高，所以印刷鲜明，一时传为美谈”。[6]这个四号活字是修文书馆销售的日本东京筑地活版制造所“筑地明朝体”（中国称“宋体”）活字。正是因为采用了来自日本的最新活字，使得商务印书馆在创业初期得以崭露头角，从而迅速取得了一定的市场份额。夏瑞芳决定改用四号字体，也是冒了一定风险的。“当日的清政府为了箝制报刊出版，竟下达一道莫名其妙的规定，凡报刊字码必须采用三号铅字，否则将面临被取缔的命运……”[7]夏瑞芳再次以“不怕清廷”的勇气，大胆改革印刷字体，不仅赢得了市场，也创生了更多改变商务命运的机缘。
《昌言报》
1900年盘入修文书馆之后，商务印书馆又获得了“二、三、四、五、六号铜模以及其他机件工具铅字材料等”，成为当时保有字模并能进行活字铸造、销售的为数不多的中资企业，为活字字体的开发打下了基础。
在字体的开发和创新上，商务自1909年开始，不畏繁琐，精雕细刻，推出了二号楷书体。这种字体旨在传承和发扬被中国传统书法和印刷领域视为正统、且比宋体更为美观的楷体字，是在活版印刷这一新技术领域中确立中国独创字体的大胆尝试，这也正是《商务印书馆志略》中“求印刷事业之日新月异，俾与世界进步相适应”这一目标的具体表现。不过据记载，这一字体开发出来后，因工艺复杂应用不广，不能算成功之作。即便如此，商务印书馆这种一心弘扬国粹、不甘落后、要与欧美国家一争高下的抱负和尝试，是值得后人敬仰的。此举还有一层重要意义，就是二号楷书体的开发，是中国印刷企业进行活字字体开发的首次尝试，从此揭开了国人自主开发汉字金属活字字体的序幕。
注释
[1] 蒋维乔：《夏君瑞芳事略》，载《商务印书馆九十年》，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4页。
[2] 王志艳主编：《中华美德读本·理想·信念》，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48页。
[3] 王益：《中日出版印刷文化的交流和商务印书馆》，载《编辑学刊》1994年第1期
[4] 卢仁龙：《寻找现代出版史上的失踪者》，载《读书》2017年第2期。
[5] 高翰卿：《本馆创业史》，载《商务印书馆九十五年》，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5页。
[6] 孙明远：《商务印书馆的金属活字字体开发活动及其历史贡献》，载《新西部》2016年第11期。
[7] 庄玉惜：《印刷的故事——中华商务的历史与传承》，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2010年版，第46页。
【选自《中国出版家·夏瑞芳》（人民出版社2021年8月第1版），文字略有改动】
责任编辑：张迎春
作者简介
黄嗣：出版人，编审，现任长江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出版业务部主任，曾任长江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主任、长江文艺出版社总编辑。从事出版工作20余年，发表文艺评论和出版理论研究文章多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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