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商務印書館之前，上海印刷業的旗艦企業非美華書館莫屬。19世紀後期直至世紀末的很長一段時間，美華書館是外國人在中國開設的規模最大，裝置最全的印刷機構，勞工一度達到200多名。在商務印書館成立之前，它在中國出版行業中一直居于壟斷地位。随着商務印書館業務的發展，美華書館一統上海印刷業的地位被打破，1905年以上海為中心爆發全國性抵制美貨運動後，美華書館又一次受到沖擊，從此漸趨衰落。
商務印書館不僅是中國人自辦的印刷企業，掌握了機器印刷的基本技術，而且在發展過程中不斷追求新裝置和新技術的引進，同時自己培養人才，全面推進印刷技術的革新，是以在出版行業特别是在印刷技術方面，得力于夏瑞芳等人的奮發圖強，能在較短時間内取美華書館而代之，這是中國民族企業的自豪之處。
夏瑞芳在印刷裝置投入方面從來不惜成本，開創之初就不斷抓住機遇對裝置進行更新換代，逐漸立穩腳跟，并成為本行業的龍頭企業，甚至自造印刷裝置出售。
蔣維喬在《夏君瑞芳事略》一文中提到，“大陸向無印刷事業，君乃親赴日本考察，有所得，歸而仿行之。于是印刷之術，煥然一新，營業亦日盛。”[1]有記載說，夏瑞芳這一趟去日本考察，他動用很不充裕的創業啟動資金，購買了最需要的幾樣印刷裝置，以便在印刷品質方面做到更好，領先于同行。特别有研究者提到，夏瑞芳去日本考察後，購買了優于國内英美外資企業的中文字模，是以商務印書館一開業，印刷字型的美觀程度就比其他印書房好很多，這也是能夠迅速擴大印刷業務的重要原因。“為了吸收先進的經驗，改進商務的經營，夏瑞芳在商務開張不久，到日本進行考察。當時日本仿制歐美印刷機械水準很高，所刻漢字字模品質也優于英美印刷所用的字模；夏瑞芳果斷地購置了這些先進的裝置，回國後注意精心印刷，所印成品異常精美，給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覺。” [2]
不久之後，夏瑞芳又抓住機遇以低廉價格盤入修文書館全部裝置、技術和業務。中國印刷企業首次使用紙型印書，也是肇始于商務收購修文書館獲得的裝置和技術。[3]這次收購，就是一次印刷技術和裝置的全面換代更新，商務印書館的業務領域越來越寬。
夏瑞芳決定與金港堂合資，其中有一項很重要的因素，就是利用金港堂的資金，對商務的印刷廠房和機器裝置進行更新換代。據1905年的商務股東常會記載，會議決策事項就包括“訂購印刷機器，購地基建造棧房”等内容。
夏瑞芳和鮑氏兄弟對于印刷技術和裝置的重視自創業起始終如一，隻要有機會和資金，都會不遺餘力地進行投入，這是印刷品質提升的前提，也是商務逐漸成為上海乃至全國印刷業引領者的重要基礎。
夏瑞芳熟悉印刷行業，對這個時期出現的市場和商機，有靈敏的嗅覺。盧仁龍先生說“作為技術出身的夏瑞芳及早期創始人，對印刷技術的引進與改造有着近乎癡迷的愛好”，[4]确是中肯之論。無論是夏瑞芳，還是鮑家兄弟，以及所謂“教會派”的多位中上層骨幹，無不精于印刷技藝。商務成立之後,夏瑞芳選派鮑鹹昌、郁厚坤等人多次前往日本，學習印刷技術。有這樣一批印刷專家的帶領，商務的印刷所不斷革新印刷技術、擴大制造産業，培養出一批全國頂尖的技術骨幹，同時依托于優良的裝置，在印刷領域開辟出了一片全新的天地，為中國現代印刷業的發展打下了基礎，拓展了新路。
商務與日本金港堂的合作，夏瑞芳看重的不僅是日方提供的資金，更大的目的，是學習和借鑒日方的技術和經驗，而這其中有關印刷技術的提升對于商務的發展助益很大。雙方合資後，商務在出版印刷技術上得到了金港堂不少幫助。金港堂多次派技師到商務傳授印刷技術,如照相落石、圖版雕刻、黃楊木刻、五彩石印等。當時，商務是國内首家采用五彩石印的企業。
當時夏瑞芳在印刷技術方面的舉措，有幾項對于商務的發展和起飛幫助甚大。
用有光紙印書，是夏瑞芳的首創。
隻能單面印刷的有光紙本
在紙張的使用方面，夏瑞芳也下功夫揣摩，盡量找印刷效果好、價格又便宜的紙張，以擴大銷路，後來居然找着了，而且給初創時期的商務印書館帶來更多的收益。高鳳池回憶：“大陸用有光紙印書，也是夏瑞芳先生想出來的。原先所用的都是中國紙，出數極少，價錢又貴，通常用的大概有三種。一種叫毛邊，一種叫毛太，一種叫連史。有光紙一面是毛糙的，一面是極光滑潔白，其性質一半像毛邊，一半像連史，比起價錢來，要便宜到三分之二，後來各書坊多有改用有光紙的，但不曉得向哪裡去買，均托瑞芳先生代為訂購，賺的錢也是不少。”[5]
夏瑞芳和鮑家兄弟緻力于活字字型的探索革新，為活字字型的國産化做出了貢獻。使用何種字型，是推動印刷技術革新和保證印刷效果美觀的重要因素。夏瑞芳熟知相關知識，且有在美華書館等外國資本企業的工作經驗，是以創業之初，對于使用何種字型能取得較好印刷效果非常重視，故商務的印刷品質在同行中聲名漸著。夏瑞芳得以與張元濟結識，與更多的文化名人相過從，印刷物的品質是一個極好的媒介。商務印書館成立的第二年，《昌言報》就在“本館告白”中聲明“本館因欲将報冊格外講求精美，故特另托商務印書館代印”，間接為商務印書館的印刷品質打廣告。這中間也與張元濟對印刷品質的講究有關，他在南洋公學時對《昌言報》的石印效果很不滿意，因見到商務印書館的鉛印效果出色，便做主改由商務代印，進而生發出後來一系列載入近代出版史冊的故事。
夏瑞芳的印刷小作坊之是以能在短時間獲得《昌言報》的認可，除了新添置了機器，印工講究，還有一個關鍵招數，就是使用了三号和四号兩種活字印刷《昌言報》。是以故，“《昌言報》……煥然一新。三号活字換為四号，因為活字品質高，是以印刷鮮明，一時傳為美談”。[6]這個四号活字是修文書館銷售的日本東京築地活版制造所“築地明朝體”（中國稱“宋體”）活字。正是因為采用了來自日本的最新活字，使得商務印書館在創業初期得以嶄露頭角，進而迅速取得了一定的市場佔有率。夏瑞芳決定改用四号字型，也是冒了一定風險的。“當日的清政府為了箝制報刊出版，竟下達一道莫名其妙的規定，凡報刊字碼必須采用三号鉛字，否則将面臨被取締的命運……”[7]夏瑞芳再次以“不怕清廷”的勇氣，大膽改革印刷字型，不僅赢得了市場，也創生了更多改變商務命運的機緣。
《昌言報》
1900年盤入修文書館之後，商務印書館又獲得了“二、三、四、五、六号銅模以及其他機件工具鉛字材料等”，成為當時保有字模并能進行活字鑄造、銷售的為數不多的中資企業，為活字字型的開發打下了基礎。
在字型的開發和創新上，商務自1909年開始，不畏繁瑣，精雕細刻，推出了二号楷書體。這種字型旨在傳承和發揚被中國傳統書法和印刷領域視為正統、且比宋體更為美觀的楷體字，是在活版印刷這一新技術領域中确立中國獨創字型的大膽嘗試，這也正是《商務印書館志略》中“求印刷事業之日新月異，俾與世界進步相适應”這一目标的具體表現。不過據記載，這一字型開發出來後，因工藝複雜應用不廣，不能算成功之作。即便如此，商務印書館這種一心弘揚國粹、不甘落後、要與歐美國家一争高下的抱負和嘗試，是值得後人敬仰的。此舉還有一層重要意義，就是二号楷書體的開發，是中國印刷企業進行活字字型開發的首次嘗試，從此揭開了國人自主開發漢字金屬活字字型的序幕。
注釋
[1] 蔣維喬：《夏君瑞芳事略》，載《商務印書館九十年》，商務印書館1987年版，第4頁。
[2] 王志豔主編：《中華美德讀本·理想·信念》，黑龍江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48頁。
[3] 王益：《中日出版印刷文化的交流和商務印書館》，載《編輯學刊》1994年第1期
[4] 盧仁龍：《尋找現代出版史上的失蹤者》，載《讀書》2017年第2期。
[5] 高翰卿：《本館創業史》，載《商務印書館九十五年》，商務印書館1992年版，第5頁。
[6] 孫明遠：《商務印書館的金屬活字字型開發活動及其曆史貢獻》，載《新西部》2016年第11期。
[7] 莊玉惜：《印刷的故事——中華商務的曆史與傳承》，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2010年版，第46頁。
【選自《中國出版家·夏瑞芳》（人民出版社2021年8月第1版），文字略有改動】
責任編輯：張迎春
作者簡介
黃嗣：出版人，編審，現任長江出版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出版業務部主任，曾任長江出版傳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會辦公室主任、長江文藝出版社總編輯。從事出版工作20餘年，發表文藝評論和出版理論研究文章多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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