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二百万天价遗产砸在头上，是什么体验？
2012年3月28日，家住河南省济源市的刘瑞山就得到了这样一个天大的好消息。
他收到一封从台湾邮寄来的书信，通知刘瑞山去领取一笔遗产，是他的二爷爷留下来的。
刘瑞山还以为是骗子，他对这个二爷爷一点印象也没有。
还是他的父亲刘东喜想起来，自己确实有一个远在台湾的二叔，名叫刘兆元，是早些年赴台的老兵之一。
素未谋面的爷爷留给自己一笔巨额遗产，刘瑞山不免激动起来，但当他打开信件仔细阅读起来却发现了问题：
这笔遗产已经被领取过两次了，200万新台币现在只剩余88万。
刘家人从来没去领过钱，这些钱是被谁领走的？
一位台湾老兵饱含思念与遗憾的血泪遗产，究竟能否回到他的大陆亲人手里？
刘兆元年轻时被抓壮丁充军，国民党退守台湾后，他也只能跟着部队走，最后孤身在台湾生活了一辈子。
因为种种原因，刘兆元一直没能回大陆探亲，只给家里寄过几次书信。
这笔遗产不仅是他攒下的钱，更是他对家中故旧与子孙的情感承载。
莫名消失的一百多万如果不找回来，刘瑞山怕爷爷在九泉之下都不会安息。
一家人开始四处奔走，找人调查这件事，大半年之后终于摸到了线索——这笔钱原来是被人冒领了。
而冒领这笔钱的人，不是其他人，就是当年的村委会和济源市台办。
说起刘兆元留下的这笔遗产，得追溯到1985年。
那时候刘瑞山还在读初中，家里收到了来自台湾的一封信，信封上写着河南怀庆府刘小计收，而这个刘小计正是父亲刘东喜的乳名。
这封信正是刘兆元寄来的，说自己重病在身，时日无多，自己手里现在有两百万的遗产，这一次会给刘东喜一百零二万，希望他能领取。
刘家世代在河南普通小镇生活，祖辈都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谁也没见过这么多钱，甚至都没几个人知道家里还有这样一门亲戚。
刘东喜回忆了很久，才想起来六十年代时，他们家曾经收到过来自台湾的寻亲信，是他母亲接收的。
当时政治局面非常敏感，看到是台湾的来信，老人家怕的不行，把信藏了起来，基本没有人知道他家还有这么“复杂”的成分。
但毕竟年代久远，刘东喜也不确定这事是真是假，世上真有天上掉馅饼的事吗？
他拿着信去找了自己觉得最有文化、最靠谱的村支书，想让他帮自己出个主意。
村支书卫习淳见到这封信，似乎早有了解似的，说这封信是真的，刘东喜确实可以接受自己二叔的这笔遗产。
卫习淳把信要走，答应帮助刘东喜办这件事。
刘家人都很高兴，幻想着有了这笔钱能过上好日子，但是过了好一段时间，他们都没收到钱。
刘东喜按捺不住去问，卫习淳却改了口风，一口咬定这封信是假的，叫刘东喜别上当，还把他身份证拿走了，说要帮他处理一些事。
真真假假，亦假亦真，没上过学的刘东喜被绕糊涂了。
他找到卫习淳想要回信，但被对方教育了一顿，身份证和信都没要回来。看村支书如此义正言辞，老实巴交的刘东喜也就不再提这件事了。
就在刘家人几乎快忘掉这件事时，1990年，又一份来自台湾的信不期而至。
信中描述，这次需要刘东喜领取8万多的新台币。
本来第一封信就够人起疑了，第二份封信一来，刘家人觉得这似乎不是骗局，这份来自台湾的遗产大概是真的。
那卫习淳是不是在骗自己？
有了上一次的教训，刘东喜这次没再去找卫习淳，他辗转打听到邻村有个人在台湾当过兵，上门去询问对方。
老兵不愿多提当年旧事，告诉他可以去当地的台办咨询一下。
“你这份遗产是真实存在的，不过申请手续比较复杂，需要交给他我们来办理。”时任台办副主任的杜玉梅在查询后表示。
据她所说，这份遗产的申请需要办很多手续，要交很多手续费。
而除去手续费，再把剩下的新台币折合成人民币，8万新台币的遗产可以到手2500元。
八万变两千，这听着有点不可理解，即使刘东喜没念过书也觉得不对劲。
但杜玉梅反复强调办理手续的复杂，又把台币和人民币之间的汇率夸大其实，什么都不懂的刘东喜被糊弄住了，就把这事托付给了杜玉梅。
结果又是石沉大海，杜玉梅再也没主动联系过他，这笔八万的遗产先是“缩水”成了两千五，接着又再次不翼而飞。
刘东喜曾经再次上城，找到台办询问相关事宜，但都被“手续复杂”、“需要审批”等等借口驳了回来，一直没有过明确说法。
2012年3月28日，第三封信寄来，打破了蒙住他们的鼓。
信上很明确地表示了，1985年和1990年两笔钱款已经被刘东喜取走了。
自己明明一分都没有拿到，前两笔钱共计一百一十多万却已经被领走，这让刘家人觉得很不对劲——既然钱被领走了，那这笔遗产就是真实存在的，那村支书和台办就是在骗自己！
难道那两笔被领取的遗产，也是他们领的吗？
但是无论刘瑞山如何寻找，村支书和台办的人都始终是避而不见，甚至后续刘家的事惊动了记者，他们连记者的采访都直接拒绝。
后续刘瑞山几经辗转，终于和记者联系上了台办以及村支书卫习淳。
电话中他们告诉记者，之所以敢肯定地说刘东喜根本不是遗产继承人，是因为当初就是他们两个人找到刘东喜，来冒领这份遗产的。
“其实刘东喜根本不是什么老兵的后人，这件事是三方一起策划的，钱根本不在我们手里啊！”
根据杜玉梅解释，这一切都是自己和卫习淳计划好的。上世纪六十年代，她在工作单位得知，有个台湾老兵有笔遗产留给家人，但是一直找不着人。
当时社会政治环境比较敏感，大家一听是台湾老兵找家人，都没有敢出来认领的，这笔巨额遗产一直耽误着。
杜玉梅见此情形，认为与其无人认领，不如将这笔钱争取过来，给村子办理公益事业，也算办一件好事。
她找到娘家的村支书卫习淳，双方一合计，打算找个人顶替这个老兵的后人，将钱拿到手以后，用于给村子发展建设。
于是卫习淳在村里找到一户姓刘的，这人正是刘东喜。
刘东喜也觉得这事可行，于是三个人合作提交了一系列的公证书，证明了刘兆元和刘东喜是叔侄关系，然后刘东喜顺利地成为了刘兆元的遗产继承人，三方合谋骗取了这笔遗产。
而至于钱的去处，村支书卫习淳一再强调，他绝对没有私吞，这笔遗产当时给村子修建了一个复合肥厂，而钱款的流动在村会计那都有记录。
村里确实是有一座化肥厂，但由于时间过于久远，村民大多数都不太记得化肥厂建造的时间。
当时负责过手账目的财务还健在，他回忆当时化肥厂是1985年前后盖的，而且当时确实是有一笔台湾的钱，只不过这笔钱没有经过他的手，他也不确定真相如何。
一边是刘瑞山声称自己二爷爷的遗产被人冒领了，认为找回来钱是对老人在天之灵的安慰；
另边却称这一切原本就是一场骗局，刘家与台湾老兵的亲戚关系根本都是杜撰出来的，只是为了冒领这笔钱给村中投资建设。
僧说僧有理，佛说佛有理，谁都没有确凿证据，事情也就没法下定论。
面对争议，刘瑞山拿出了已经泛黄的老家谱对照，家谱中清清楚楚写着，刘瑞山的太爷爷刘福德膝下有两个儿子，长子刘临寅，次子就是去了台湾的二爷爷刘兆元。
但家谱年代久远，次子名字有些模糊，随后刘瑞山又拿出来一个翻新的家谱，上面的字虽然清晰可见，但很明显次子的名字不叫刘兆元，而是“刘临”。
刘瑞山解释，自己的二爷爷应该是去台湾时改了名，但过于牵强，显然不能成为证据。
长子刘临寅，次子刘临，如此相似的两个名字，可能是刘家在整理时自己也不知道次子叫什么。
由于当年的事情已经太过久远，刘瑞山的父亲刘东喜也已经去世，警方取证变得十分困难；加之双方谁都拿不出明确证据，事情一时间无法被证实，只能画上一个问号。
台湾老兵刘兆元的亲属到底是谁，我们目前还是无法确定，但他的遗产却是明明白白被冒领了。
不管当时是真的出于为村里做建设的心理，还是纯粹见钱眼开想据为己有，村支书和当地台办冒领遗产的事情到底都是错误的。
不论这件事是谁在撒谎，归根结底都是心中的贪欲在作祟。
所谓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希望那个撒谎的人能认清这个事实，后半辈子能让良心过得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