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元朝建立于13世纪初，由蒙古帝国建立者成吉思汗的后裔所统治。元朝在其扩张过程中，面临着与周边国家和地区的外交交往与处理。
为了维护统治和促进国家的繁荣，元朝制定了独特的外交政策，并形成了以“六事”为核心的外交模式。
而这“六事”中，使用最多的莫过于“联姻”。
要想问做元朝女婿是什么感觉，高丽国可最清楚不过了。
外交“六事”原则
忽必烈时期元朝对周边政权屡屡要求的所谓“六事”原则，《元史，安南传》于至元四年(1267)九月条记载:
1.下诏谕以六事:一,君长亲朝;二,子弟入质;三,编民数;四,出军役;五,输纳税赋;六,仍置达鲁花赤统治之。
而《安南志略·大元诏制》则收录该诏书全文:
2.太祖皇帝圣制;几有归附之国,君长亲朝,子弟入质,编民数,出军役,输纳税赋,仍置达鲁花赤统治之。此外,在几乎同一时期，《高丽史》亦载有元朝对高丽的诏书,其中同样提及相应的要求:
3.惟我太祖成吉思皇帝制度,凡内属之国,纳质、助军、输粮、设驿、供户数籍、置达鲁花赤，已尝明谕之矣。
此三处史料为现存文献关于元朝“六事”相关记载最为明确且完整者。
相较之下,1和2属于同一记载，“六事”的内容完全一致,即,君长亲朝、子弟入质、编民、助军役、纳赋税、置达鲁花赤。但与3相比,内容上又略有不同。
3的“设驿”即于高丽国内设置驿站与1,2“君长亲朝”互有不同。关于“君长亲朝”的差异,由于在此之前的至元元年(1264)高丽国王王植(元宗)即已亲朝忽必烈,故《高丽史》所载诏书未提及此项要求。如后文所详述,这对安南方面却是直接影响双方关系的重点。
关于“设驿”的不同,尽管现存史料未见此前对安南方面设置驿站的要求,但《元史·世祖纪》于至元十二年(1275)安南使臣归国之际“敕以旧制籍户、设达鲁花赤、签军、立站、输租及岁贡等事谕之”。
”此处未明确要求安南“君长亲朝”事,但与此前相比,明显多出了“立站”,亦即设置驿站的要求。再结合《大越史记全书》至元十三年的记载“夏四月,元世祖平江南,遣合散儿海牙来,谕以调民助兵等六事。帝皆不听”。
可知,此次忽必烈诏谕安南“六事”,主要是希望安南能够为元朝征南宋提供最直接的助军义务,有着更为明确的军事目的,与一贯的要求有所不同。
但不管如何,综合元朝对高丽和安南的各项要求,实际上并不仅仅为“六事”,故有学者认为其实应当为“七事”,即君长亲朝、子弟人质、编民、助军役、纳赋税、设驿、置达鲁花赤。”但由于文献中元朝对周边政权的相关要求多以“六事”出现,故本文仍沿以“六事”指称元朝对外关系的基本原则。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2和3明确提及这一“六事”原则其实乃成吉思汗时所定“圣制”.更是“祖宗收抚诸蛮旧例”,"并非忽必烈时代所特有。
亦即所谓“凡远迩诸新附之国,我祖宗有已定之规则。
大蒙古国时代这一外交策略的较早体现当在高昌回鹤的归附之际。成吉思汗统一蒙古高原诸部,建立大蒙古国后不久,高昌回鹊亦都护巴而术阿而忒的斤杀西辽少监并造使表示降服。
成吉思汗的答复即是“如果亦都护真诚[为我们]效忠,可让他亲自从他的财产和藏中拿出一些东西来进贡”。
”高丽亦于成吉思汗时代与大蒙古国开始接触,1218年双方主将在联合讨灭契丹叛军后约为“兄弟”之盟。
而后1219年双方交换“结和牒文”时，“哈真造蒲里俗完等十人资诏来请讲和,王造侍御史朴时允迎之。命文武官具冠带自宜义门至十字街分立左右。蒲里俗完等至馆外迟留不人曰:“国王须出迎’。
于是使译者再三诘之”。”这是蒙古将领同高丽国王的首次正式接触,首要条件即为“国王须出迎”。
此外亦如所周知,吐蕃归附蒙古之际,萨斯伽派首领萨班即携其侄八思巴于凉州正式人见阔端,以示归附之意。有学者即将此视作吐蕃“亲朝、人质的开始”。”其后,八思巴“谒世祖于潜邸,与语大悦,日见亲礼”。
”此处高丽和吐蕃两例的背后皆较为明显地反映出蒙古统治者对于内附政权国主或其国族亲自来朝的重视。
忽必烈时代的情况
首先来看元朝同缅甸的交往。至元八年(1271)大理、都善等路宜慰司曾遣使招缅内附,但“不得见其王”。”其后至元十年(1273)正式造使招谕,其诏书明言:“诚能谨事大之礼,遣其子弟若贵近臣僚一来,以彰大陆家无外之义,用敦永好。”
双方在经过数年战争后,缅国终于大德元年(1297)大德三年(1299)两次造其子信合八的奉表人朝,为元朝诏封为世子。
这也可以说是忽必烈时代政策的延续。纵观元朝与缅甸交往的整个过程,元朝亦仅要求缅王子弟或其亲族亲朝,并无其他“六事”要求。其次再看元朝同占城、爪哇的交往。
至元十六年(1279)元朝遣教化的、唆都等出使占城，“谕其王人朝”。虽未实见占城国王人朝,但由于至元十九年(1282)占城正式称臣内属,元朝于占城置占城行省。其后,元朝出兵占城后,双方围绕国王、亲族亲朝事屡次协商,终未达到元朝的要求。
特别需要提及的是,元朝对日本亦频繁派遣使臣希望能够“通问结好,以相亲睦”,同时还通过高丽国王致书日本国王,反复陈述“通好中国”之意。”虽然现存相关文书中未见明确的“六事”内容,但如后文所详述,其内在对外关系理念其实仍是一以贯之的。
由此,再反观忽必烈时期元朝同安南的交往,如前所述,在双方交往初期,即明确提出了“六事”的要求。而在元朝出兵占城后.又要求安南助兵、助粮。但整体看来,亦如同占城。双方围绕国王亲朝的交涉仍是核心内容。
如至元十二年针对安南国王陈光员请求罢置达鲁花赤上表,“复降诏”谕以六事”，“仍令子弟入侍”。”而在至元二十五年(1288)十二月双方甫一罢兵,元朝“逾安南世子”诏书中开头即明言:“朕君临万邦,德威并用。岂于尔国,名为向化,实未造朝。”
"由此可见,此处“子弟人侍”同国主“造朝”其实是表里一体的。即便是两次征伐安南失败后，“廷臣以日峻终不人朝,又议征之”。可见,元朝对安南所要求的“六事”中国主亲朝和子弟人质是极为重要的,甚至
可以说这两者即是整个忽必烈时期双方交往的核心之所在。综合上述自成吉思汗时代以来元朝同周边诸政权的接触情况,我们可初步总结，“六事”原则是元朝外交的基本策略,也是其核心思想。忽必烈时期对外积极开展的一系列外交活动,基本上都是成吉思汗时代以来“六事”原则的延续。
但需注意的是，“六事”的具体内容不是固定不变的,甚至对不同政权、国家的要求也不尽一致。
相对来说,与元朝紧密相邻的诸如吐蕃、高昌回鹊、高丽、安南等政权被要求履行“六事”的内容比较多,缅甸、爪哇等政权则更多被要求君主亲朝或子弟人质。
但整体来看,君主亲朝和子弟人质是“六事”原则的核心内容,也是保证周边政权内附元朝的最基本原则,为此,元朝甚至不惜以武力来实现。
表面上看,以“六事”为基础的元朝对外交往原则带有较强的强制性的特征,特别要求周边政权对元朝履行带有“被占领国”性质的从属性义务。这与长期以来周边政权同中原王朝的朝贡关系是大不相同的,对于不少政权而言是不能接受的。
如所周知,成吉思汗时代即以伴当(那可儿,npkr)为中心逐渐形成带有较强信任、忠诚关系的功臣群体。同时成吉思汗统一蒙古诸部后,要求从所有万户、千户、百户“那颜”(Noyan,官人)中选其子弟日常侍卫.并且逐渐成为其怯薛集团的核心。
亦如杉山正明所指出,这种个人关系纽带随着他们日常在大汗身边从事各种具体事务,进一步加深了他们对大汗和国家的忠诚心,从而对蒙古政权形成强烈的认同感和共同体意识。甚至在占领华北后,蒙古政权同汉地世侯也间接保持了这种关系。
正是将这种源自蒙古帝国早期大汗同个人之间的纽带关系推而广之,也就成为了元朝处理同周边政权关系的基本考量和出发点。
蒙元政权早期的对外关系中,回鹊亦都护的归附无疑具有典型性。亦都护归附后,成吉思汗“待以子道,列诸第五”“与诸皇子约为兄弟”。
这便是将政权间的交往纳入到了带有一定私人性质的关系之中。其后直至忽必烈时期,这种关系依然被强烈地继承了下来。
关于高昌亦都护的历史,以《亦都护高昌王世勋碑》为最详,其碑文以汉文和回鹊文双语书写。
汉文部分收载于虞集《道园学古录》和《国朝文类》中,亦为众所熟知。而回鹤文部分虽早有学者进行了专门的译注和研究，"但并未引起足够重视,其内容在某些方面比虞集所撰汉文部分要更为详细。
蒙元政权在处理对外关系中带有私人性质的“家族”观念,在早期与高丽关系中也有明确体现窝阔台时期蒙古政权与高丽之间曾因使者著古与被杀而一度恶化,后窝阔台派遣撒礼塔征伐高丽.迫使高丽投降。
结语
综上所述,本文以元朝同安南、高丽等政权的具体交涉实例出发,同时着眼对外关系的整体,考察了元朝对外关系中的“六事”原则,以期重新探讨传统朝贡体制之外的元朝新型对外关系模式。
自成吉思汗时代以来即为蒙古政权所沿用的“六事”原则,在忽必烈时代被更为广泛地应用于对周边国家的交往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