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清朝的官场风云中，提督一职似乎总是笼罩在一层神秘的迷雾之下。
尽管在官方的品级体系中，提督被尊崇为从一品的高官，位列封疆大吏之中，但在民间传说和人们的口耳相传中，提督的地位似乎总是不及那些级别稍逊一筹的巡抚。
清初，那时的提督并非一个统一的官职，他们的品级因地域和所加的衔号而异，从正一品到三品都有。
但随着乾隆年间的一系列改革，提督的品级被统一提升为从一品，这一变革似乎为提督的地位之争画上了句号。
然而，品级真的能决定一切吗？在清朝这个等级森严的社会里，提督和巡抚之间的关系远比品级更加复杂。
他们之间的权力较量，不仅关乎个人的荣辱，更牵动着整个地方政权的平衡。
在清朝的官场中，文职与武职的较量，如同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它们之间的地位差异，是那个时代权力游戏的重要一环。
想象一下，当一位文官和一位武官站在朝堂之上，尽管他们的品级相同，但文官却总是显得更为尊贵。
这是因为在清朝，文职官员的地位普遍高于武职，即便是在享受政治待遇时，文官也总是被优先考虑。
以“大臣”这一称谓为例，文官需要达到三品以上才能获此殊荣，而武官则只需二品。
再看朝珠的佩戴，文官五品以上即可，而武官则需四品。这种细微的差别，实则反映了清朝社会对文武官员的不同期待和评价。
而当加兵部侍郎衔的巡抚与提督相遇时，尽管巡抚是正二品，提督则是从一品，但根据“文高武低”的原则，他们的地位却是等同的。
这就意味着，尽管提督在品级上略胜一筹，但在实际的政治较量中，他并不占有明显的优势。
更有趣的是，各省的提督之间，也存在着微妙的地位差异。
江南、湖南、浙江三省的提督，因为他们负责的是水陆两栖的防务，所以他们的地位比单纯的陆路或水路提督要高。
这使得他们在与巡抚的较量中，更加难以拉开差距。
这样的官场格局，充满了变数和悬念，每一个品级的变动，每一次权力的较量，都可能改变整个政治生态。
在清朝的绿营军制中，巡抚与提督之间的权力关系，如同一场精心编排的戏剧，充满了层次和深意。
在这个舞台上，巡抚和提督分别扮演着统辖和节制的角色。
巡抚的统辖权，就如同一位将领直接指挥自己的军队，他们对抚标或城守营拥有直接的控制权，这是一种明确的、不容置疑的领导关系。
然而，当我们转向节制的概念时，情况就变得复杂起来。
节制，这个字眼在巡抚的头衔中显得格外引人注目，它似乎赋予了巡抚一种超乎寻常的权力——对全省绿营官兵的控制、巡查、监督乃至调动。
这是一种更为宏观、更为深远的影响力。
但是，这是否意味着巡抚真的能够节制包括提督在内的所有绿营官兵呢？
并非如此。实际上，朝廷对于巡抚是否拥有节制各镇的特权，有着严格的考量。
在那些与总督共处一城的省份，巡抚并不享有节制各镇的权力，而是全部由总督来行使。像湖北、广东、福建、云南等地的巡抚，就没有这样的权限。
这样的安排，既体现了朝廷对地方军事力量的精细掌控，也映射出了官场中的权力平衡。
巡抚与提督，这两位官场的主角，他们的权力和影响力，并非一成不变，而是随着地域、政治环境的变化而变化。
在清朝的官场中，巡抚与提督之间的权力纠葛，宛如一场精心编排的棋局，每一步都充满了变数和策略。
在这个棋局中，巡抚的节制权并非一成不变，而是根据具体情况而定。
以江苏巡抚为例，虽然他与两江总督分居两城，但其头衔中并未赋予“节制各镇”的权力。
这是因为江南提督的驻地与省城苏州近在咫尺，巡抚的节制权因此受到了限制。
而在浙江、湖南、贵州、广西等地，巡抚的节制权则呈现出一种“半给”的状态。
他们的权力有所限制，仅能节制副将、参将等武职，对于提督、总兵这样的高级武官，则无法直接调遣。
这种权力的分配，既体现了朝廷对地方军事力量的精细掌控，也映射出了官场中的权力平衡。
在山西、山东、河南、安徽、江西等省，巡抚则拥有完整的节制大权。
这些省份并未设立提督一职，巡抚兼任提督衔，从而直接节制本省的各镇总兵及以下官员。
这样的安排，使得巡抚在这些省份的军事事务中拥有了更大的话语权。
从这些不同的情况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不兼提督衔的巡抚，其节制权是有限的。
在这些省份中，绿营各镇总兵的直接上司实际上是提督，而非巡抚。这一点揭示了提督与巡抚之间的分工明确，两者互不牵制。
在军政大事上，真正拥有最终决定权的，只有总督一人，因为他们被授予了节制提督、总兵的权限。
回望清初，提督的地位更是显赫。他们通常由异姓有功的贵族担任，拥有高等级的世爵世职。
在统一中原的征途中，提督们或是独当一面，领军作战；或是随宗室出征，其地位远在巡抚之上。
这样的历史背景，为我们描绘了一幅清朝官场的权力图景。在这幅图景中，巡抚与提督的关系并非简单的上下级，而是充满了微妙的平衡与博弈。
每一次权力的更迭，每一次职务的调整，都可能引发一连串的变动，影响到整个省份的军事和政治格局。
在历史的长河中，战争与和平总是交替上演，而在这变迁的浪潮中，文武官员的地位也随之起伏。
清朝，这个曾经以骑射立国的王朝，随着和平岁月的深入，也逐渐形成了重文轻武的官场格局。
在那个时代，武职官员的命运，每五年都要接受一次全国性的大考——军政考核。这与文官的“大计”考核相映成趣，是对他们能力和表现的一次全面审视。
而在这严格的考核体系中，提督作为绿营的最高指挥官，却只需对总督和兵部负责，巡抚在这一过程中几乎没有发言权。
没有考核权的巡抚，自然也无法对提督形成有效的约束，双方在表面上保持着和谐的关系。
然而，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乾隆年间，一项新的考核制度——年终密考应运而生。
这种考核方式，是在常规的三年大计之外，由各省的总督和巡抚在年底时，将辖区内所有文武官员的表现以密折的形式上报给皇帝。
这种秘密的考核方式，无疑给了巡抚一把制约提督的利剑。
随着年终密考的实施，提督的政治地位开始动摇。
他们不再是那个只需对总督和兵部负责的独立指挥官，而是不得不面对巡抚的审视和评判。
在皇帝的眼中，这些封疆大吏都是自己精心挑选的，他们的建议自然具有不可忽视的分量。
在这样的背景下，提督们不得不收起往日的威风，开始在巡抚面前表现得更加谦卑。
时间一长，他们在官场上的地位逐渐受到质疑，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沦为了巡抚的附庸。
虽然用上下级的框架来定义巡抚与提督的关系并不完全准确，但实际上，两者之间的力量对比已经悄然发生了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