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清朝的官場風雲中，提督一職似乎總是籠罩在一層神秘的迷霧之下。
盡管在官方的品級體系中，提督被尊崇為從一品的高官，位列封疆大吏之中，但在民間傳說和人們的口耳相傳中，提督的地位似乎總是不及那些級别稍遜一籌的巡撫。
清初，那時的提督并非一個統一的官職，他們的品級因地域和所加的銜号而異，從正一品到三品都有。
但随着乾隆年間的一系列改革，提督的品級被統一提升為從一品，這一變革似乎為提督的地位之争畫上了句号。
然而，品級真的能決定一切嗎？在清朝這個等級森嚴的社會裡，提督和巡撫之間的關系遠比品級更加複雜。
他們之間的權力較量，不僅關乎個人的榮辱，更牽動着整個地方政權的平衡。
在清朝的官場中，文職與武職的較量，如同一場沒有硝煙的戰争，它們之間的地位差異，是那個時代權力遊戲的重要一環。
想象一下，當一位文官和一位武官站在朝堂之上，盡管他們的品級相同，但文官卻總是顯得更為尊貴。
這是因為在清朝，文職官員的地位普遍高于武職，即便是在享受政治待遇時，文官也總是被優先考慮。
以“大臣”這一稱謂為例，文官需要達到三品以上才能獲此殊榮，而武官則隻需二品。
再看朝珠的佩戴，文官五品以上即可，而武官則需四品。這種細微的差别，實則反映了清朝社會對文武官員的不同期待和評價。
而當加兵部侍郎銜的巡撫與提督相遇時，盡管巡撫是正二品，提督則是從一品，但根據“文高武低”的原則，他們的地位卻是等同的。
這就意味着，盡管提督在品級上略勝一籌，但在實際的政治較量中，他并不占有明顯的優勢。
更有趣的是，各省的提督之間，也存在着微妙的地位差異。
江南、湖南、浙江三省的提督，因為他們負責的是水陸兩栖的防務，是以他們的地位比單純的陸路或水路提督要高。
這使得他們在與巡撫的較量中，更加難以拉開差距。
這樣的官場格局，充滿了變數和懸念，每一個品級的變動，每一次權力的較量，都可能改變整個政治生态。
在清朝的綠營軍制中，巡撫與提督之間的權力關系，如同一場精心編排的戲劇，充滿了層次和深意。
在這個舞台上，巡撫和提督分别扮演着統轄和節制的角色。
巡撫的統轄權，就如同一位将領直接指揮自己的軍隊，他們對撫标或城守營擁有直接的控制權，這是一種明确的、不容置疑的上司關系。
然而，當我們轉向節制的概念時，情況就變得複雜起來。
節制，這個字眼在巡撫的頭銜中顯得格外引人注目，它似乎賦予了巡撫一種超乎尋常的權力——對全省綠營官兵的控制、巡查、監督乃至調動。
這是一種更為宏觀、更為深遠的影響力。
但是，這是否意味着巡撫真的能夠節制包括提督在内的所有綠營官兵呢？
并非如此。實際上，朝廷對于巡撫是否擁有節制各鎮的特權，有着嚴格的考量。
在那些與總督共處一城的省份，巡撫并不享有節制各鎮的權力，而是全部由總督來行使。像湖北、廣東、福建、雲南等地的巡撫，就沒有這樣的權限。
這樣的安排，既展現了朝廷對地方軍事力量的精細掌控，也映射出了官場中的權力平衡。
巡撫與提督，這兩位官場的主角，他們的權力和影響力，并非一成不變，而是随着地域、政治環境的變化而變化。
在清朝的官場中，巡撫與提督之間的權力糾葛，宛如一場精心編排的棋局，每一步都充滿了變數和政策。
在這個棋局中，巡撫的節制權并非一成不變，而是根據具體情況而定。
以江蘇巡撫為例，雖然他與兩江總督分居兩城，但其頭銜中并未賦予“節制各鎮”的權力。
這是因為江南提督的駐地與省城蘇州近在咫尺，巡撫的節制權是以受到了限制。
而在浙江、湖南、貴州、廣西等地，巡撫的節制權則呈現出一種“半給”的狀态。
他們的權力有所限制，僅能節制副将、參将等武職，對于提督、總兵這樣的進階武官，則無法直接調遣。
這種權力的配置設定，既展現了朝廷對地方軍事力量的精細掌控，也映射出了官場中的權力平衡。
在山西、山東、河南、安徽、江西等省，巡撫則擁有完整的節制大權。
這些省份并未設立提督一職，巡撫兼任提督銜，進而直接節制本省的各鎮總兵及以下官員。
這樣的安排，使得巡撫在這些省份的軍事事務中擁有了更大的話語權。
從這些不同的情況中，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出，不兼提督銜的巡撫，其節制權是有限的。
在這些省份中，綠營各鎮總兵的直接上司實際上是提督，而非巡撫。這一點揭示了提督與巡撫之間的分工明确，兩者互不牽制。
在軍政大事上，真正擁有最終決定權的，隻有總督一人，因為他們被授予了節制提督、總兵的權限。
回望清初，提督的地位更是顯赫。他們通常由異姓有功的貴族擔任，擁有高等級的世爵世職。
在統一中原的征途中，提督們或是獨當一面，領軍作戰；或是随宗室出征，其地位遠在巡撫之上。
這樣的曆史背景，為我們描繪了一幅清朝官場的權力圖景。在這幅圖景中，巡撫與提督的關系并非簡單的上下級，而是充滿了微妙的平衡與博弈。
每一次權力的更疊，每一次職務的調整，都可能引發一連串的變動，影響到整個省份的軍事和政治格局。
在曆史的長河中，戰争與和平總是交替上演，而在這變遷的浪潮中，文武官員的地位也随之起伏。
清朝，這個曾經以騎射立國的王朝，随着和平歲月的深入，也逐漸形成了重文輕武的官場格局。
在那個時代，武職官員的命運，每五年都要接受一次全國性的大考——軍政考核。這與文官的“大計”考核相映成趣，是對他們能力和表現的一次全面審視。
而在這嚴格的考核體系中，提督作為綠營的最高指揮官，卻隻需對總督和兵部負責，巡撫在這一過程中幾乎沒有發言權。
沒有考核權的巡撫，自然也無法對提督形成有效的限制，雙方在表面上保持着和諧的關系。
然而，曆史的車輪滾滾向前，乾隆年間，一項新的考核制度——年終密考應運而生。
這種考核方式，是在正常的三年大計之外，由各省的總督和巡撫在年底時，将轄區内所有文武官員的表現以密折的形式上報給皇帝。
這種秘密的考核方式，無疑給了巡撫一把制約提督的利劍。
随着年終密考的實施，提督的政治地位開始動搖。
他們不再是那個隻需對總督和兵部負責的獨立指揮官，而是不得不面對巡撫的審視和評判。
在皇帝的眼中，這些封疆大吏都是自己精心挑選的，他們的建議自然具有不可忽視的分量。
在這樣的背景下，提督們不得不收起往日的威風，開始在巡撫面前表現得更加謙卑。
時間一長，他們在官場上的地位逐漸受到質疑，甚至在某種程度上淪為了巡撫的附庸。
雖然用上下級的架構來定義巡撫與提督的關系并不完全準确，但實際上，兩者之間的力量對比已經悄然發生了變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