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杨自强
简述
在火车出现之前，对于嘉兴经济的发展.没有什么比大运河更为重要，完全可以说，嘉兴是一个应“运”而兴的城市。
“运河至嘉兴府城，分支夹城左右”，隋代开凿京杭大运河之后，运河嘉兴段（江南河）作为杭嘉湖平原水系的干河，也是京杭大运河自北而南沟通太湖和钱塘江两大水系的主动脉，更因“左杭右苏”“南北通衢”的地理优势，成为中国东南水运交通网络上的重要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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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托运河，嘉兴融入了全国的大市场。江南运河“弘舸巨舰，千舳万艘，交贸往还，昧旦永日”，嘉兴的长安闸，一次可容纳过漕船12艘、驳船20余艘，是名副其实的“黄金水道”。嘉兴的运河两岸，先是“草市”，继而街区，最后形成了以商业、贸易、运输为特色的经济市镇。经济的发展，反过来又推进了运河网络的扩张与完善。正是在隋唐时期，嘉兴“运河抱城，八水汇聚”的运河骨干水系基本形成，也造就了嘉兴“一溪曲折抱城隈”的城市格局。
运河也使得传统产粮区的嘉兴，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靠天吃饭的窘境。通过运河及周边配套的水利工程，在干旱时以运河水来灌溉，在洪涝时则把积水排入运河，粮食的稳产高产成为可能。
大历年间朱自勉的嘉禾屯田，以“圩田”的方式，在低洼处围出一块方圆数里甚至数十里的大田，通过运河来排涝或引水，从而构成一个完善的水系网络，把运河对农业的功效发挥到了极致。朱自勉“择封内闲田荒壤，人所不耕者为其屯”，其规模则是“嘉禾大田二十七屯，广轮曲折千有余里”，这意味着嘉兴新增了万顷良田。
“秀州古泽国，水浮于土十之二。唐及五代后，人烟渐增，濒水辟涂，始成渔池，继成稻畦，久之为桑圃、村墅”，奠定了嘉兴“鱼米之乡、丝绸之府”的基础。嘉兴能在中唐时被定为“望县”（人口、赋税较多的县），可以说离不开运河的滋养。
唐末天下纷扰，遍地烽烟，各个割据政权纷纷登场，五代十国混战不休。所幸的是，嘉兴是这乱世中难得的一方净土。吴越国以“保境安民”“息兵恤民”为基本国策，避免战乱，发展生产，繁荣文化。“是以其民至于老死不识兵革，四时戏嬉，歌舞之声相闻”。
于嘉兴而言，吴越国大力兴修水利，重视晒盐、蚕桑等手工业，尤其是修筑抵御海潮的“捍海塘”，可谓是功德无量。至于钱镠之子钱元璙在南湖边所筑的烟雨楼，成为嘉兴的名片，这只能算是一个小插曲了。嘉兴在吴越国期间的几十年中经济持续发展，先是在嘉兴县的西南析出了崇德县，接着又把嘉兴县升格为秀州，下辖嘉兴、海盐、华亭、崇德四县，嘉兴的地位进一步上升。
如果说，隋唐以前的嘉兴，一直在奋力爬坡的话，那么，随着大运河的开通，嘉兴如一叶轻舟，越过万重山后，眼前是一片开阔，正可扬帆直进。
至今千里赖通波
-因“运”而兴的发展拐点
隋大业六年（610），骄奢淫逸的隋炀帝杨广，在住进了富丽堂皇的新都洛阳后，又想出了一个新玩法-坐着大船去旅游，这在当时绝对是富有想象力的超前娱乐项目。按照后世的演义，炀帝是为了到扬州看琼花，这自然不能当真。
作为一个皇帝，隋炀帝巡游江南，应该还有政治上的（宣示大一统权威）、经济上的（重视江南开发）、军事上的（镇抚南陈故地）的种种考虑。这自然无法细究，反正这位以劳民伤财、刚愎自用出名的昏君，一旦决定要乘船游江南，那是谁也挡不住的。
船好办，不管多大的龙舟，造一个就是了，但游就有点不好办了，因为水道不通。这显然难不倒隋炀帝，不通，就把它开凿通！于是，《资治通鉴·隋纪五》就记载了：“大业六年，（隋炀帝）敕穿江南河，自京口（今镇江）至余杭（今杭州），八百余里，广十余丈，使可通龙舟，并置驿宫、草顿，欲东巡会稽。”
按说，要开凿一条地跨数省、长达八百里的河道，即使在今天也要大大地伤筋动骨一番。然而，无论是在正史还是野史甚至演义中，有关隋炀帝开凿京杭大运河的记载，出乎意料地少。炀帝不是一个甘做无名英雄的人，这只能说明，炀帝的运河工程并没有后人想象的那样浩大，从各种史料看，隋朝所做的，主要是把各地原有的运河连通、疏浚、扩大，使之成为一条从北到南畅行无阻的“高速公路”。
嘉兴的情况差不多也是如此。
早在春秋时，嘉兴就有了开挖运河的历史。杭嘉湖平原本就河道纵横，吴越争霸时，为了运输兵力、粮草，双方都开挖、疏浪了不少河道，如长水塘、子胥塘等，最有名的是“百尺渎”。《越绝书》黄：“百尺渎，奏江，吴以达粮。”这个江是指钱塘江。
百尺渎从由拳（今嘉兴）出发，经过盐官到达钱塘江，渡江以后进入越地，这是沟通太湖流域与浙江（钱塘江）最早的一条联络通道，到了秦朝，秦始皇为了控制曾是楚地的江南，在南巡时开凿了陵水道。
《越绝书》云：“秦始皇造道陵南，可通陵道，到由拳塞，同起马塘，湛以为陂，治陵水道到钱唐、越地，通浙江。秦始皇发会稽适戍卒，治通陵高以南陵道，县相属。”
秦时江南的核心区域，在吴郡（今苏州）到会稽（今绍兴）一带，这陵水道北起由拳，经过钱唐（今杭州），最终到达越地，把吴越两地打通了，汉武帝时，为了征输闽越贡赋，又组织人力沿太湖东缘的沼泽地带开浚了一条长百余里的河道。
这条河往南与陵水道相接，开通了由拳至太湖之间在秦时尚未开通的一段运渠，后来的江南运河就是利用了这段河道。
因为是隋炀帝巡游东南的“御道”，京杭大运河确实当得起一个“大”字，《资治通鉴》说运河“八百余里，广十余丈”，隋时的一尺相当于现在的24.6厘米，十余丈则合30多米。而炀帝所乘之船，“龙舟四重，高四十五尺，长二百丈。上重有正殿、内殿、东西朝堂，中二重有百二十房，皆饰以金玉，下重内侍处之”（《资治通鉴·隋纪四》）。如此沉重庞大之物，吃水必然不浅，河道的深度当十分可观。
隋炀帝开凿京杭大运河时，肯定有两个“想不到”：一是想不到运是想不到隋朝因此而亡，后世却因运河而得益多多，运河之城嘉兴更是因此迎来了发展拐点。唐人皮日休有诗：“尽道隋亡为此河，至今千里赖通波。若无水殿龙舟事，共禹论功不较多。”（《汴河怀古》其二）说的虽是通济渠（唐宋时称作汴河、汴水），用在嘉兴同样合适。
在此之前，嘉兴虽经六朝开发，经济、文化开始向上生长，但毕竟偏处江南一隅，与外界交通不畅，无法进入全国的大市场。“隋大业中开运河至嘉兴府城，分支夹城左右”（清光绪《嘉兴府志》），京杭大运河开通后，运河嘉兴段（江南河）成为杭嘉湖平原水系的干河，也是京杭大运河自北而南沟通太湖和钱塘江两大水系的主动脉。
由嘉兴向北，通过运河可与苏州、常州、镇江等地联系；从镇江入长江，可达江西、湖北、湖南、四川等地；从镇江北上通过大运河，与淮河、黄河流域联系。嘉兴不但依托运河融入全国水运系统，更因“左杭右苏”“南北通衢”的地理优势，成为中国东南水运交通网络上的重要节点。
聪明的嘉兴人天生有着做生意的基因，自然不会放过这个机会，他们依托运河这一黄金水道，做起了南来北往的生意，而外面的生意人也乐意跟嘉兴人打交道。江南运河“弘舸巨舰，千舳万艘，交贸往还，昧旦永日”，所以《唐国史补》说：“凡东南郡邑，无不通水，天艘、驳船20余艘，可见水运之繁忙。
于是，所谓“草市”-地方性近水际，富室大户，多居其间。”慢慢地，在草市的基础上形成了运河街区，在街区的基础上又形成了市镇。即使到现在，还可以清楚地看出，嘉兴有名的古镇都在运河沿线。正是漕运的主导功能，促进了市镇在商业、贸易、运输、仓储等方面的发展。而经济的发展，又进一步强化了运河网络的扩张与完善，也是在隋唐时期，以嘉兴城为中心的运河骨干水系基本形成。
在这些水系中，苏州塘、杭州塘、长水塘、三店塘、海盐塘、平湖塘、嘉善塘、新塍塘等8条河流从嘉兴城出发呈放射状通达周边，因而有“运河抱城，八水汇聚”之说。嘉兴“一溪曲折抱城限”的城市格局正是由此形成的，而嘉兴的秀丽与繁荣也正是应“运”而生，应“运”而兴。
对于水稻传统产区的嘉兴，宽广的运河更是一个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大水库，“以塘行水，以泾均水，以塍御水，以埭储水，遇淫潦可泄以去，逢早岁可引以灌”（朱长文：《吴郡图经续记·治水》）。通过各种水利设施，在干旱时可以依赖运河水的灌溉，在洪涝时可以把积水排入运河，简直就是旱涝保收。
正是为了保证运河的运输能力和农田水利，隋唐时期，政府专门标定了运河必须保持的水位，规定了排放河水的办法。白居易在任杭州刺史期间所作的《钱塘湖石记》中说：“自钱塘至盐官界，应溉夹官河田，须放湖入河，从河入田。准盐铁使旧法，又须先量河水浅深，待溉田毕，却还本水尺寸，往往旱基，即湖水不充。今年修筑湖堤，高加数尺，水亦随加，即不啻足矣，脱或水不足，即更决临平湖，添注官河，又有余矣。虽非浇田时，若官河干浅，但放湖水添注，可以立通舟船。”
运河与遍布杭嘉湖平原的湖浜沟渠互通，既保证了农田的灌溉，又维持了水道的畅通，可谓是两相得宜，而嘉兴人更是依托运河之便，大量发展圩田。他们在低洼处筑坝，围出一块方圆数里甚至数十里的大田，中有渠道，外有闸门，连接湖、河，直通运河，既可排涝又可引水，构成一个完善的水系网络。
圩田奠定了嘉兴“鱼米之乡、丝绸之府”的基础，唐文宗大和年间（827-835），白居易来到两浙地区，一路上所见是“平河七百里，沃壤二三州”，自注云：“自常及杭，凡三百里。”
嘉兴的王江泾镇在明清时有一“隋堤”，镇志《闻川志稿》在引了白居易的这两句诗后，不无自得地说：“谓此堤也。”并引诗云：“休言衣带闻溪水，共入平河七百中。”白居易所说的是否王江泾的隋堤，自然不必太拘泥，但嘉兴一地到处“平河”“沃壤”，是毋庸置疑的。
京杭大运河的开凿，成了嘉兴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拐点，嘉兴从运河起航，驶上了腾飞的高速通道。很难对隋唐时嘉兴的经济状况作一个定量的评估，但有两个数字可以间接地看出嘉兴在唐代发展之快，唐朝初年，“用物有节而易赡，水陆漕运，不过二十万石”。
而在开元（713-741）以后，三年间从江南运粮700万石，每年200多万石．江南的粮食产量增长了10倍。从人口来看，贞观十三年（639）．嘉兴所在的苏州，共有11859户、54471人，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千米3.94人。
而到了天宝元年（742），前后不过100多年，苏州已达到了76421户、632655人，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千米45.8人，户数和人口分别增长了惊人的5.4倍和10.6倍，可见大运河起到了关键作用。
【来自嘉兴文史记忆.嘉兴卷】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