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楊自強
簡述
在火車出現之前，對于嘉興經濟的發展.沒有什麼比大運河更為重要，完全可以說，嘉興是一個應“運”而興的城市。
“運河至嘉興府城，分支夾城左右”，隋代開鑿京杭大運河之後，運河嘉興段（江南河）作為杭嘉湖平原水系的幹河，也是京杭大運河自北而南溝通太湖和錢塘江兩大水系的主動脈，更因“左杭右蘇”“南北通衢”的地理優勢，成為中國東南水運交通網絡上的重要節點。
來自網絡
依托運河，嘉興融入了全國的大市場。江南運河“弘舸巨艦，千舳萬艘，交貿往還，昧旦永日”，嘉興的長安閘，一次可容納過漕船12艘、駁船20餘艘，是名副其實的“黃金水道”。嘉興的運河兩岸，先是“草市”，繼而街區，最後形成了以商業、貿易、運輸為特色的經濟市鎮。經濟的發展，反過來又推進了運河網絡的擴張與完善。正是在隋唐時期，嘉興“運河抱城，八水彙聚”的運河骨幹水系基本形成，也造就了嘉興“一溪曲折抱城隈”的城市格局。
運河也使得傳統産糧區的嘉興，在一定程度上擺脫了靠天吃飯的窘境。通過運河及周邊配套的水利工程，在幹旱時以運河水來灌溉，在洪澇時則把積水排入運河，糧食的穩産高産成為可能。
大曆年間朱自勉的嘉禾屯田，以“圩田”的方式，在低窪處圍出一塊方圓數裡甚至數十裡的大田，通過運河來排澇或引水，進而構成一個完善的水系網絡，把運河對農業的功效發揮到了極緻。朱自勉“擇封内閑田荒壤，人所不耕者為其屯”，其規模則是“嘉禾大田二十七屯，廣輪曲折千有餘裡”，這意味着嘉興新增了萬頃良田。
“秀州古澤國，水浮于土十之二。唐及五代後，人煙漸增，瀕水辟塗，始成漁池，繼成稻畦，久之為桑圃、村墅”，奠定了嘉興“魚米之鄉、絲綢之府”的基礎。嘉興能在中唐時被定為“望縣”（人口、賦稅較多的縣），可以說離不開運河的滋養。
唐末天下紛擾，遍地烽煙，各個割據政權紛紛登場，五代十國混戰不休。所幸的是，嘉興是這亂世中難得的一方淨土。吳越國以“保境安民”“息兵恤民”為基本國策，避免戰亂，發展生産，繁榮文化。“是以其民至于老死不識兵革，四時戲嬉，歌舞之聲相聞”。
于嘉興而言，吳越國大力興修水利，重視曬鹽、蠶桑等手工業，尤其是修築抵禦海潮的“捍海塘”，可謂是功德無量。至于錢镠之子錢元璙在南湖邊所築的煙雨樓，成為嘉興的名片，這隻能算是一個小插曲了。嘉興在吳越國期間的幾十年中經濟持續發展，先是在嘉興縣的西南析出了崇德縣，接着又把嘉興縣升格為秀州，下轄嘉興、海鹽、華亭、崇德四縣，嘉興的地位進一步上升。
如果說，隋唐以前的嘉興，一直在奮力爬坡的話，那麼，随着大運河的開通，嘉興如一葉輕舟，越過萬重山後，眼前是一片開闊，正可揚帆直進。
至今千裡賴通波
-因“運”而興的發展拐點
隋大業六年（610），驕奢淫逸的隋炀帝楊廣，在住進了富麗堂皇的新都洛陽後，又想出了一個新玩法-坐着大船去旅遊，這在當時絕對是富有想象力的超前娛樂項目。按照後世的演義，炀帝是為了到揚州看瓊花，這自然不能當真。
作為一個皇帝，隋炀帝巡遊江南，應該還有政治上的（宣示大一統權威）、經濟上的（重視江南開發）、軍事上的（鎮撫南陳故地）的種種考慮。這自然無法細究，反正這位以勞民傷财、剛愎自用出名的昏君，一旦決定要乘船遊江南，那是誰也擋不住的。
船好辦，不管多大的龍舟，造一個就是了，但遊就有點不好辦了，因為水道不通。這顯然難不倒隋炀帝，不通，就把它開鑿通！于是，《資治通鑒·隋紀五》就記載了：“大業六年，（隋炀帝）敕穿江南河，自京口（今鎮江）至餘杭（今杭州），八百餘裡，廣十餘丈，使可通龍舟，并置驿宮、草頓，欲東巡會稽。”
按說，要開鑿一條地跨數省、長達八百裡的河道，即使在今天也要大大地傷筋動骨一番。然而，無論是在正史還是野史甚至演義中，有關隋炀帝開鑿京杭大運河的記載，出乎意料地少。炀帝不是一個甘做無名英雄的人，這隻能說明，炀帝的運河工程并沒有後人想象的那樣浩大，從各種史料看，隋朝所做的，主要是把各地原有的運河連通、疏浚、擴大，使之成為一條從北到南暢行無阻的“高速公路”。
嘉興的情況差不多也是如此。
早在春秋時，嘉興就有了開挖運河的曆史。杭嘉湖平原本就河道縱橫，吳越争霸時，為了運輸兵力、糧草，雙方都開挖、疏浪了不少河道，如長水塘、子胥塘等，最有名的是“百尺渎”。《越絕書》黃：“百尺渎，奏江，吳以達糧。”這個江是指錢塘江。
百尺渎從由拳（今嘉興）出發，經過鹽官到達錢塘江，渡江以後進入越地，這是溝通太湖流域與浙江（錢塘江）最早的一條聯絡通道，到了秦朝，秦始皇為了控制曾是楚地的江南，在南巡時開鑿了陵水道。
《越絕書》雲：“秦始皇造道陵南，可通陵道，到由拳塞，同起馬塘，湛以為陂，治陵水道到錢唐、越地，通浙江。秦始皇發會稽适戍卒，治通陵高以南陵道，縣相屬。”
秦時江南的核心區域，在吳郡（今蘇州）到會稽（今紹興）一帶，這陵水道北起由拳，經過錢唐（今杭州），最終到達越地，把吳越兩地打通了，漢武帝時，為了征輸閩越貢賦，又組織人力沿太湖東緣的沼澤地帶開浚了一條長百餘裡的河道。
這條河往南與陵水道相接，開通了由拳至太湖之間在秦時尚未開通的一段運渠，後來的江南運河就是利用了這段河道。
因為是隋炀帝巡遊東南的“禦道”，京杭大運河确實當得起一個“大”字，《資治通鑒》說運河“八百餘裡，廣十餘丈”，隋時的一尺相當于現在的24.6厘米，十餘丈則合30多米。而炀帝所乘之船，“龍舟四重，高四十五尺，長二百丈。上重有正殿、内殿、東西朝堂，中二重有百二十房，皆飾以金玉，下重内侍處之”（《資治通鑒·隋紀四》）。如此沉重龐大之物，吃水必然不淺，河道的深度當十分可觀。
隋炀帝開鑿京杭大運河時，肯定有兩個“想不到”：一是想不到運是想不到隋朝是以而亡，後世卻因運河而得益多多，運河之城嘉興更是是以迎來了發展拐點。唐人皮日休有詩：“盡道隋亡為此河，至今千裡賴通波。若無水殿龍舟事，共禹論功不較多。”（《汴河懷古》其二）說的雖是通濟渠（唐宋時稱作汴河、汴水），用在嘉興同樣合适。
在此之前，嘉興雖經六朝開發，經濟、文化開始向上生長，但畢竟偏處江南一隅，與外界交通不暢，無法進入全國的大市場。“隋大業中開運河至嘉興府城，分支夾城左右”（清光緒《嘉興府志》），京杭大運河開通後，運河嘉興段（江南河）成為杭嘉湖平原水系的幹河，也是京杭大運河自北而南溝通太湖和錢塘江兩大水系的主動脈。
由嘉興向北，通過運河可與蘇州、常州、鎮江等地聯系；從鎮江入長江，可達江西、湖北、湖南、四川等地；從鎮江北上通過大運河，與淮河、黃河流域聯系。嘉興不但依托運河融入全國水運系統，更因“左杭右蘇”“南北通衢”的地理優勢，成為中國東南水運交通網絡上的重要節點。
聰明的嘉興人天生有着做生意的基因，自然不會放過這個機會，他們依托運河這一黃金水道，做起了南來北往的生意，而外面的生意人也樂意跟嘉興人打交道。江南運河“弘舸巨艦，千舳萬艘，交貿往還，昧旦永日”，是以《唐國史補》說：“凡東南郡邑，無不通水，天艘、駁船20餘艘，可見水運之繁忙。
于是，所謂“草市”-地方性近水際，富室大戶，多居其間。”慢慢地，在草市的基礎上形成了運河街區，在街區的基礎上又形成了市鎮。即使到現在，還可以清楚地看出，嘉興有名的古鎮都在運河沿線。正是漕運的主導功能，促進了市鎮在商業、貿易、運輸、倉儲等方面的發展。而經濟的發展，又進一步強化了運河網絡的擴張與完善，也是在隋唐時期，以嘉興城為中心的運河骨幹水系基本形成。
在這些水系中，蘇州塘、杭州塘、長水塘、三店塘、海鹽塘、平湖塘、嘉善塘、新塍塘等8條河流從嘉興城出發呈放射狀通達周邊，因而有“運河抱城，八水彙聚”之說。嘉興“一溪曲折抱城限”的城市格局正是由此形成的，而嘉興的秀麗與繁榮也正是應“運”而生，應“運”而興。
對于水稻傳統産區的嘉興，寬廣的運河更是一個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大水庫，“以塘行水，以泾均水，以塍禦水，以埭儲水，遇淫潦可洩以去，逢早歲可引以灌”（朱長文：《吳郡圖經續記·治水》）。通過各種水利設施，在幹旱時可以依賴運河水的灌溉，在洪澇時可以把積水排入運河，簡直就是旱澇保收。
正是為了保證運河的運輸能力和農田水利，隋唐時期，政府專門标定了運河必須保持的水位，規定了排放河水的辦法。白居易在任杭州刺史期間所作的《錢塘湖石記》中說：“自錢塘至鹽官界，應溉夾官河田，須放湖入河，從河入田。準鹽鐵使舊法，又須先量河水淺深，待溉田畢，卻還本水尺寸，往往旱基，即湖水不充。今年修築湖堤，高加數尺，水亦随加，即不啻足矣，脫或水不足，即更決臨平湖，添注官河，又有餘矣。雖非澆田時，若官河幹淺，但放湖水添注，可以立通舟船。”
運河與遍布杭嘉湖平原的湖浜溝渠互通，既保證了農田的灌溉，又維持了水道的暢通，可謂是兩相得宜，而嘉興人更是依托運河之便，大量發展圩田。他們在低窪處築壩，圍出一塊方圓數裡甚至數十裡的大田，中有管道，外有閘門，連接配接湖、河，直通運河，既可排澇又可引水，構成一個完善的水系網絡。
圩田奠定了嘉興“魚米之鄉、絲綢之府”的基礎，唐文宗大和年間（827-835），白居易來到兩浙地區，一路上所見是“平河七百裡，沃壤二三州”，自注雲：“自常及杭，凡三百裡。”
嘉興的王江泾鎮在明清時有一“隋堤”，鎮志《聞川志稿》在引了白居易的這兩句詩後，不無自得地說：“謂此堤也。”并引詩雲：“休言衣帶聞溪水，共入平河七百中。”白居易所說的是否王江泾的隋堤，自然不必太拘泥，但嘉興一地到處“平河”“沃壤”，是毋庸置疑的。
京杭大運河的開鑿，成了嘉興經濟社會發展的一個拐點，嘉興從運河起航，駛上了騰飛的高速通道。很難對隋唐時嘉興的經濟狀況作一個定量的評估，但有兩個數字可以間接地看出嘉興在唐代發展之快，唐朝初年，“用物有節而易贍，水陸漕運，不過二十萬石”。
而在開元（713-741）以後，三年間從江南運糧700萬石，每年200多萬石．江南的糧食産量增長了10倍。從人口來看，貞觀十三年（639）．嘉興所在的蘇州，共有11859戶、54471人，人口密度為每平方千米3.94人。
而到了天寶元年（742），前後不過100多年，蘇州已達到了76421戶、632655人，人口密度為每平方千米45.8人，戶數和人口分别增長了驚人的5.4倍和10.6倍，可見大運河起到了關鍵作用。
【來自嘉興文史記憶.嘉興卷】
--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