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建国后第一位真正意义上“农民”出身的国务院副总理，陈永贵的一生无疑是励志而传奇的。但站在特殊的时代浪潮下，注定不会有“十全十美”的、符合所有人期待的人，陈永贵的人生经历亦是如此。
“上山造田”、“大寨”奇迹创造者
陈永贵1914年出生于山西省昔阳县，在抗日战争时期参军，被中国共产党的革命精神打动，终于在新中国成立的前一年，也就是他34岁这年正式成为了一名中国共产党的党员。
在新中国成立的那年，他正式接到了任命：他要担任的不是其他地方，正是他家乡昔阳县大寨村的党支部书记和生产委员。
不过这片小山村可并不是什么宁静优美的地方，而是极具挑战性、素有“穷山恶水”之称的太行山脊背附近。
大寨村的农业发展有多难？
主要有自然地理与耕作思维两方面的问题。首先是客观上的地理原因，前文提到过，大寨村坐落于太行山区，地处黄土高原，于是就有了环境恶劣与旱涝频发的问题。
由于地处山区，石块混着能耕种的土地，极大地增加了耕种要付出的人力物力；再有当时黄土高原上难以避免的旱涝频发问题，旱季缺乏人力畜力打水灌溉，洪涝季节又会裹挟着疏松的黄土席卷而下。
当地人对本地的环境就有过形象的“七沟八梁一面坡”概括，可见开垦难度。而后是当地农民的耕种思维。在新中国建立前，这里家家户户虽然都多少开垦了一些地块用于耕种，但这些地块零散、不利于集中管理，也是对村里现有劳动力的分散。
综合以上的原因，大寨村现在的首要问题就是改善耕种环境。恰逢五十年代农业集体化的风吹到了大寨，作为大寨村农业社主任的陈永贵和郭凤莲等其他领头人便在探索集体化模式的基础上，带着大寨村走上了一条全新的路——那就是“上山造田”、“治山治水”。
上山造田，顾名思义，那就是将山上的那些石块清理出去，转而用一担担黄土填出较为完整连贯的平行梯田，给予村民们充分的耕作空间。诚然这个设想对于大寨村是难得的创造，但更为宝贵的是村民们不畏艰险的实干精神。
要知道，当时村民们没有什么先进的工具，全凭全村人豁出一切、卖力劳动，这才创造出一场不亚于“愚公移山”的奇迹。在这场独属于黄土高原的“农业战争”，首战白驼沟，随后又三战狼窝掌，创造了属于自己的奇迹。
治山治水就更不用说，建立起平行梯田的基本格局后，亟待解决的就是灌溉问题。还是那最基础的几件农具，和大寨村村民们的一双双手，他们修渠储水，最终保证这片梯田终于能够投入使用，开始用收成反哺大寨村。
在改造完成的几年后，大寨村的居民们告别了老式的土窑，住进了新建的石窑。
最让大寨村名声大噪当属面对1963年特大自然灾害时依旧坚挺的表现——当时昔阳县一带在短短一年内经历了包括特大洪水、冰雹、霜冻等在内的极端恶劣天气，但当本年结束，大寨村不仅没有让国家在赈灾上费心，甚至上缴国库24万斤粮食，对这多灾多难的一年来说，无疑是一个奇迹。
得到上级们高度赞赏，走上人生荣誉顶峰
伴随着陈永贵在大寨村担任党支部书记，再到“上山造田”、抗击灾情的出色表现，他的工作能力也引起了中央领导人们的注意。这里就不得不说到陈永贵本人的两项重要优秀特质，这些特质可以说与他的成功相辅相成。
其一，是他的演讲、汇报能力。他虽是农民出身、并且一开始识字不多，但这丝毫不耽误他出色的表达能力，甚至能做到“不打草稿而胸有成竹”的程度——这或许有天赋使然，但与陈永贵的储备积累也息息相关。
其二，陈永贵自己就是出生于大寨村的农民，所以他不仅能将自身的农业经验传授给村民们，而且从情感上与村民们有着联结，与村民们亲似一家、有劳动也是一起参与，有什么对村民提的意见由他提起来更像是一位长辈老大哥的劝告，在宣传政策上具备天然优势。
综上两点，他不只是一位优秀的农民，更是一位合格且出色的党干部。陈永贵这样出色的能力自然不会被埋没在黄土里，早在大寨村做出成绩开始，就先后受到包括毛主席、周恩来总理还有邓小平的注意。
上级们的关注自然也造就了全国上下农业发展上的新风向，那就是向大寨村人的艰苦奋斗精神学习。
当时的背景下有一件同样重要的大事也正在发生，那就是有名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领导人们担心新一代的青年读书虽多，却“四体不勤、五谷不分”，这对一个新生共和国来说是亟待关心解决的。
此时能够多多宣传陈永贵和当地的大寨精神，对下乡“插队”的知识青年们无疑是一种振奋与鼓舞：农民们的艰苦奋斗精神能激励他们到乡下劳动的精神；
农民们出色的收成能促进他们对手上的农活更加专注；并且大陆自古以来就是农耕大国，让这批知识分子认识到这一点，对他们未来走到任何岗位上都是受益终身的事情。
到了1975年的1月，陈永贵照常到北京参加第四届全国人大的代表会议，他人生最大的转折也由此开始。当时周恩来总理找到陈永贵，正式传达了中央的对陈永贵的新任命。
这一年，陈永贵成为专管农业的国务院副总理，在全国上下引起不小的讨论声——毕竟他是中央领导中少有的没有显著军功，只是靠着建国后带领大寨村农业生产创造的成绩就走到这样的高度的存在。
人无完人，在误解中低调完成本职工作
在陈永贵与他的大寨精神被中央领导人肯定之初，对于他的议论就开始了。有些人觉得陈永贵缺乏文化修养，单凭“做农民”的经验，既能当上国务院副总理还获得中央领导人的这么多赞誉，属实是“过誉”；
又有些人对大寨精神只会刻板模仿，甚至出现“平原还要造梯田”的荒谬景象，让不明真相的民众对大寨村连带着陈永贵产生了抵触情绪。
并且从客观上来说，陈永贵此前的所有经验都是出于对大寨村的了解，当他面临其他情况时，确实缺乏准确的应对办法。
在1974年就有一件很有代表性的小事，最能说明这种难以调和的认知矛盾。
当时陈永贵因工作来到北大荒农场视察，当他观察到这片农场上的马粪近乎是随处排泄，并没有统一的收集再利用程序，再联想到家乡的黄土地缺水缺肥的情况，就感慨道应该将马粪收集起来施肥用，还用了家乡的一句俗语“种地不上粪，就是瞎胡混”。
可陈永贵的感慨却引起了农场上一个小领导的不满，他在陈永贵走后怒骂道：“他寨子几亩地懂个屁？我这的马粪要是天天收集就别干其他活了！”
这位领导的话语虽然戾气稍重，但其实也是建立在对北大荒农场实际情况的了解上的：“黑土地”本身就有肥沃的优势，加上农场面积巨大，人力收集马粪再统一施肥确实很不现实也没有必要。
可以说，在这件事上双方都各自有自己的立场和认知，陈永贵挂念大寨村恶劣的环境、艰苦的耕作，小领导负责的农场情况则并非如此，双方没有原则性的错误，但是也无法在农业问题上达成统一。
不过这种误解是当时的时代浪潮下难以避免的，从本职工作上来说，陈永贵兢兢业业，竭力为国家奉献一切，并没有什么错处。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当初在大寨村与陈永贵一起奋斗的干部郭凤莲在他升任到党中央之后，成为大寨村新一代的领导人。
郭凤莲不仅对大寨村原本的艰苦奋斗精神一以贯之，而且在70年代中后期能够有放眼全国的前瞻眼光，在全国上下都学大寨的时候，也带领大寨村民向其他地区农业上的优秀典范学习，交出了一份丝毫不逊色于前辈们的答卷。
陈永贵就在一个普通小院里完成了5年的国务院副总理工作，最终在1980年卸任。
回顾他的工作生涯，带领大寨村人创造的奇迹直到今天都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偶然有的与其他地区人民的误会也是双方站在自身立场下难以避免的，他谦逊的工作态度为国家做出的奉献也是大家有目共睹的。
参考文献：
[1]“被当官”的陈永贵，许家祥，《杂文月刊：文摘版》
[2]陈永贵最纳闷让人伺候，小风，《晚报文萃》
[3]走进大寨门，罗昭伦，《中国地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