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建國後第一位真正意義上“農民”出身的國務院副總理，陳永貴的一生無疑是勵志而傳奇的。但站在特殊的時代浪潮下，注定不會有“十全十美”的、符合所有人期待的人，陳永貴的人生經曆亦是如此。
“上山造田”、“大寨”奇迹創造者
陳永貴1914年出生于山西省昔陽縣，在抗日戰争時期參軍，被中國共産黨的革命精神打動，終于在新中國成立的前一年，也就是他34歲這年正式成為了一名中國共産黨的黨員。
在新中國成立的那年，他正式接到了任命：他要擔任的不是其他地方，正是他家鄉昔陽縣大寨村的黨支部書記和生産委員。
不過這片小山村可并不是什麼甯靜優美的地方，而是極具挑戰性、素有“窮山惡水”之稱的太行山脊背附近。
大寨村的農業發展有多難？
主要有自然地理與耕作思維兩方面的問題。首先是客觀上的地理原因，前文提到過，大寨村坐落于太行山區，地處黃土高原，于是就有了環境惡劣與旱澇頻發的問題。
由于地處山區，石塊混着能耕種的土地，極大地增加了耕種要付出的人力物力；再有當時黃土高原上難以避免的旱澇頻發問題，旱季缺乏人力畜力打水灌溉，洪澇季節又會裹挾着疏松的黃土席卷而下。
當地人對本地的環境就有過形象的“七溝八梁一面坡”概括，可見開墾難度。而後是當地農民的耕種思維。在新中國建立前，這裡家家戶戶雖然都多少開墾了一些地塊用于耕種，但這些地塊零散、不利于集中管理，也是對村裡現有勞動力的分散。
綜合以上的原因，大寨村現在的首要問題就是改善耕種環境。恰逢五十年代農業集體化的風吹到了大寨，作為大寨村農業社主任的陳永貴和郭鳳蓮等其他領頭人便在探索集體化模式的基礎上，帶着大寨村走上了一條全新的路——那就是“上山造田”、“治山治水”。
上山造田，顧名思義，那就是将山上的那些石塊清理出去，轉而用一擔擔黃土填出較為完整連貫的平行梯田，給予村民們充分的耕作空間。誠然這個設想對于大寨村是難得的創造，但更為寶貴的是村民們不畏艱險的實幹精神。
要知道，當時村民們沒有什麼先進的工具，全憑全村人豁出一切、賣力勞動，這才創造出一場不亞于“愚公移山”的奇迹。在這場獨屬于黃土高原的“農業戰争”，首戰白駝溝，随後又三戰狼窩掌，創造了屬于自己的奇迹。
治山治水就更不用說，建立起平行梯田的基本格局後，亟待解決的就是灌溉問題。還是那最基礎的幾件農具，和大寨村村民們的一雙雙手，他們修渠儲水，最終保證這片梯田終于能夠投入使用，開始用收成反哺大寨村。
在改造完成的幾年後，大寨村的居民們告别了老式的土窯，住進了建立的石窯。
最讓大寨村名聲大噪當屬面對1963年特大自然災害時依舊堅挺的表現——當時昔陽縣一帶在短短一年内經曆了包括特大洪水、冰雹、霜凍等在内的極端惡劣天氣，但當本年結束，大寨村不僅沒有讓國家在赈災上費心，甚至上繳國庫24萬斤糧食，對這多災多難的一年來說，無疑是一個奇迹。
得到上級們高度贊賞，走上人生榮譽頂峰
伴随着陳永貴在大寨村擔任黨支部書記，再到“上山造田”、抗擊災情的出色表現，他的工作能力也引起了中央上司人們的注意。這裡就不得不說到陳永貴本人的兩項重要優秀特質，這些特質可以說與他的成功相輔相成。
其一，是他的演講、彙報能力。他雖是農民出身、并且一開始識字不多，但這絲毫不耽誤他出色的表達能力，甚至能做到“不打草稿而胸有成竹”的程度——這或許有天賦使然，但與陳永貴的儲備積累也息息相關。
其二，陳永貴自己就是出生于大寨村的農民，是以他不僅能将自身的農業經驗傳授給村民們，而且從情感上與村民們有着聯結，與村民們親似一家、有勞動也是一起參與，有什麼對村民提的意見由他提起來更像是一位長輩老大哥的勸告，在宣傳政策上具備天然優勢。
綜上兩點，他不隻是一位優秀的農民，更是一位合格且出色的黨幹部。陳永貴這樣出色的能力自然不會被埋沒在黃土裡，早在大寨村做出成績開始，就先後受到包括毛主席、周恩來總理還有鄧小平的注意。
上級們的關注自然也造就了全國上下農業發展上的新風向，那就是向大寨村人的艱苦奮鬥精神學習。
當時的背景下有一件同樣重要的大事也正在發生，那就是有名的“知識青年上山下鄉”——上司人們擔心新一代的青年讀書雖多，卻“四體不勤、五谷不分”，這對一個新生共和國來說是亟待關心解決的。
此時能夠多多宣傳陳永貴和當地的大寨精神，對下鄉“插隊”的知識青年們無疑是一種振奮與鼓舞：農民們的艱苦奮鬥精神能激勵他們到鄉下勞動的精神；
農民們出色的收成能促進他們對手上的農活更加專注；并且大陸自古以來就是農耕大國，讓這批知識分子認識到這一點，對他們未來走到任何崗位上都是受益終身的事情。
到了1975年的1月，陳永貴照常到北京參加第四屆全國人大的代表會議，他人生最大的轉折也由此開始。當時周恩來總理找到陳永貴，正式傳達了中央的對陳永貴的新任命。
這一年，陳永貴成為專管農業的國務院副總理，在全國上下引起不小的讨論聲——畢竟他是中央上司中少有的沒有顯著軍功，隻是靠着建國後帶領大寨村農業生産創造的成績就走到這樣的高度的存在。
人無完人，在誤解中低調完成本職工作
在陳永貴與他的大寨精神被中央上司人肯定之初，對于他的議論就開始了。有些人覺得陳永貴缺乏文化修養，單憑“做農民”的經驗，既能當上國務院副總理還獲得中央上司人的這麼多贊譽，屬實是“過譽”；
又有些人對大寨精神隻會刻闆模仿，甚至出現“平原還要造梯田”的荒謬景象，讓不明真相的群眾對大寨村連帶着陳永貴産生了抵觸情緒。
并且從客觀上來說，陳永貴此前的所有經驗都是出于對大寨村的了解，當他面臨其他情況時，确實缺乏準确的應對辦法。
在1974年就有一件很有代表性的小事，最能說明這種難以調和的認知沖突。
當時陳永貴因工作來到北大荒農場視察，當他觀察到這片農場上的馬糞近乎是随處排洩，并沒有統一的收集再利用程式，再聯想到家鄉的黃土地缺水缺肥的情況，就感慨道應該将馬糞收集起來施肥用，還用了家鄉的一句俗語“種地不上糞，就是瞎胡混”。
可陳永貴的感慨卻引起了農場上一個小上司的不滿，他在陳永貴走後怒罵道：“他寨子幾畝地懂個屁？我這的馬糞要是天天收集就别幹其他活了！”
這位上司的話語雖然戾氣稍重，但其實也是建立在對北大荒農場實際情況的了解上的：“黑土地”本身就有肥沃的優勢，加上農場面積巨大，人力收集馬糞再統一施肥确實很不現實也沒有必要。
可以說，在這件事上雙方都各自有自己的立場和認知，陳永貴挂念大寨村惡劣的環境、艱苦的耕作，小上司負責的農場情況則并非如此，雙方沒有原則性的錯誤，但是也無法在農業問題上達成統一。
不過這種誤解是當時的時代浪潮下難以避免的，從本職工作上來說，陳永貴兢兢業業，竭力為國家奉獻一切，并沒有什麼錯處。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當初在大寨村與陳永貴一起奮鬥的幹部郭鳳蓮在他升任到黨中央之後，成為大寨村新一代的上司人。
郭鳳蓮不僅對大寨村原本的艱苦奮鬥精神一以貫之，而且在70年代中後期能夠有放眼全國的前瞻眼光，在全國上下都學大寨的時候，也帶領大寨村民向其他地區農業上的優秀典範學習，交出了一份絲毫不遜色于前輩們的答卷。
陳永貴就在一個普通小院裡完成了5年的國務院副總理工作，最終在1980年卸任。
回顧他的工作生涯，帶領大寨村人創造的奇迹直到今天都是值得我們學習的，偶然有的與其他地區人民的誤會也是雙方站在自身立場下難以避免的，他謙遜的工作态度為國家做出的奉獻也是大家有目共睹的。
參考文獻：
[1]“被當官”的陳永貴，許家祥，《雜文月刊：文摘版》
[2]陳永貴最納悶讓人伺候，小風，《晚封包萃》
[3]走進大寨門，羅昭倫，《中國地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