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前苏联的历史，大家可能只听说过列宁和斯大林的名字，而对列宁的妻子克鲁普斯卡娅知之甚少。
克鲁普斯卡娅的出身不低，从小就在一个进步的贵族家庭成长学习。她对革命相当熟悉，也了解各个阶层民众的生活，始终站在劳动人民的立场，对剥削者表现出了决绝的痛恨态度。
在她还很年轻的时候，还对教师这个职业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此后也一直在这个领域深耕，有很多理论产出，最终成为了一代著名的教育家。
其实，这位貌美的女人不仅是列宁的妻子，也是他亲密的革命战友，有着“苏联第一夫人”的称号。
她与列宁的感情更是深刻的。在列宁逝世之后，她成了可怜的寡妇，过着十分孤独的生活，但为何斯大林还要对她下一道残忍的命令呢？
纠葛
在列宁生前，克鲁普斯卡娅就与斯大林有过一段纠葛。
彼时正值1922年，列宁病重，他在医生的同意下给托洛茨基口授了一封信，想让他在对外贸易垄断这件事情上继续保持进攻的态势。
当时，因为克鲁普斯卡娅记录下了这封信件，斯大林便给她打了电话，在电话中对她破口大骂，还说要把事情闹到中央监察委员会，以此来威胁她。
克鲁普斯卡娅知道列宁的病情，并没有将自己遭受的这段屈辱相告之。
她只是在给加米涅夫的信中写到了这件事，她说：“斯大林粗暴地辱骂了我，我在党内已经不是一天了， 三十年来我没有听到一句同志对我的辱骂，党的利益和列宁都没有换得斯大林对我的尊重。我比所有的医生更能了解什么是可以对伊里奇说的。”
她看似是在向加米涅夫倾吐自己的委屈和怨气，其实也是在向其寻求一种保护，她不愿意麻烦列宁，但靠她一个人也是无法在斯大林面前支撑住的。
克鲁普斯卡娅有心瞒着斯大林。但是，纸毕竟是包不住火的。
在1923年，斯大林又往列宁的住处打来了一个电话，克鲁普斯卡娅在回话之后，列宁马上向她追问是谁打来了电话，克鲁普斯卡娅便回了一句：“斯大林，我不同他计较了。”
这样一句话里隐含的信息实在太多了，再加上一个斯大林的名字，列宁自然不会放松警惕，马上继续追问，克鲁普斯卡娅知道瞒不住了，这才迫不得已道出了实情。
说起挨骂这件事情的时候，克鲁普斯卡娅是不想再多跟斯大林计较的，她也劝列宁不要多加理会。
她觉得，事情已经过去了，自己也没有放在心上。只是，列宁并不这么看。在他看来，斯大林这样的言行举止，完全就是对他的反对。斯大林看似只是羞辱了克鲁普斯卡娅，但其实也让列宁的面子受到了很大的损害。
1923年3月5日，列宁便口授了一封给斯大林的信，郑重要求他道歉，同时还把这封信抄送给了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
他说，如果斯大林不道歉的话，那么干脆就断绝他们之间的关系。“您竟然粗暴地要我的妻子接电话并辱骂了她，虽然她向您表示同意忘记您说的话，但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还是从她那里知道了这件事。”
列宁的态度如此激烈，斯大林不能不考虑列宁的面子，他最终选择了低下头来，跟克鲁普斯卡娅道歉，但他并不是一个愿意就此善罢甘休的人，之后他仍旧记得这件事情，而他和克鲁普斯卡娅的纠葛也随着时间的发展，越来越深了。
在史学界看来，克鲁普斯卡娅与斯大林之间的矛盾，某种程度上也是列宁与斯大林之间的矛盾。
在列宁生病之前，斯大林就拥有政治局总书记的权力。到了列宁生病之后，他们二人在对外贸易垄断、“格鲁吉亚”事件，以及工农检查院问题上的矛盾愈发尖锐。
克鲁普斯卡娅是列宁的妻子，也是俄共的老党员，她夹在二人之间，于公于私都会站在斯大林的对立面。
同时，她也对斯大林的俄罗斯主义和官僚主义做派感到了深深的不满，为了维护党和国家的利益，她很难和斯大林轻易达成和解。
算账
列宁逝世之后，斯大林再找到克鲁普斯卡娅，颇有些秋后算账的意思。他一直没有忘记自己受列宁所迫，不得不向这个夫人低头认错的窘迫样子，也不愿意在行动上轻易饶恕克鲁普斯卡娅。在日常生活中，他总是对克鲁普斯卡娅不理不睬的样子，避免和她对话交流。
1925年的一次政治时间，让克鲁普斯卡娅和斯大林有了对话的机会。
当时，二人在季诺维也夫反对派的问题上发生了分歧，克鲁普斯卡娅展露出了支持反对派的态度，而斯大林也劝说她放弃这一态度，还说如果她答应，就让她当政治局委员。
只是，克鲁普斯卡娅的态度很坚定，斯大林的权力诱惑，在她身上也完全派不上用场。她明确表示，斯大林是无法改变她的信仰的。
不过，克鲁普斯卡娅后来自己发现了反对派的道路并不正确，于是很快就和其断绝关系了。1927年的5月20日，克鲁普斯卡娅在《真理报》上发表了一篇声明，说自己在去年秋天的时候就和反对派分道扬镳了。
这也意味着斯大林已经在夺权斗争中获得了胜利，只是他并不打算因此就放过克鲁普斯卡娅。
1929年年末的时候，斯大林还对克鲁普斯卡娅下过一个残忍的命令。当时，克鲁普斯卡娅正在自己克里姆林宫的房间里和秘书谈话，突然克里姆林宫的卫戌司令部打来了一个电话，说想让高尔基市的一个送奶人进到她的房间里。
克鲁普斯卡娅和秘书都感觉事情不简单，秘书还特别打了电话给高尔基市，得知他们根本就没有派送奶人过来。
事情已经很明白了，这是斯大林派来了的侦探，要进到她的房间里，对她展开调查。
克鲁普斯卡娅自然表示了拒绝，但是卫戍司令部却不断地打来电话，表现出了异常强硬和粗暴的态度。秘书为克鲁普斯卡娅的生命安全感到了担心，还给政府官员警卫队的队长打了求助电话，但依旧没能改变事态的进展。
面对如此遭遇，克鲁普斯卡娅最后的反应很是淡定。她说道，既然他们已经安排好了，那就随便它吧，等到了第二天，便让这位所谓的“送奶人”进了门。
总之，在与斯大林的“对决”中，克鲁普斯卡娅全然没有展露出退缩、害怕的一面，她始终是那个勇敢应战，绝不认输的“第一夫人”。
即使失去了列宁的保护，她依旧用自己的办法，努力捍卫自己的地位和尊严。
结局
克鲁普斯卡娅享年70岁，最后是在1939年2月26日去世的。
她离世的时候很突然，是没有预兆地昏过去的。秘书得到消息后，马上叫来了救护车，把她送到了克里姆林宫医院，诊断结果是脑血栓，病情凶险，最好就是立即动手术。
只是，克鲁普斯卡娅恰好还患有比较严重的心脏病，如果冒然进行手术治疗，有死在手术台上的风险。
危难之际，克鲁普斯卡娅躺在病床上，苏醒过来了两次，一次是问秘书现在世上在做些什么，秘书便回答她说收到了很多祝贺她70岁生日的电函，中央也发了贺电；还有一次便是她醒来说，无论医生有什么样的治疗打算，她都一定要去参加一个会议。
具体是什么会议，她没有明说，但后来的苏联学者大都觉得她是要去参加第十八次代表大会，她要在会上反对“肃反”和斯大林。
不过，这一点也没有得到特别的证实，她的秘书后来只是回忆说，她计划过要在这个会议上对政治教育的问题做发言，还做了认真的准备工作。
在克鲁普斯卡娅的死亡信息方面，有人说是她的生日蛋糕里面被别人下了毒，她是被毒死的。
但根据后来秘书的证词，这个说法不攻自破，因为当时他们并没有收到任何的蛋糕，况且就算收到了蛋糕，克鲁普斯卡娅也会让他们一同享用的，如果蛋糕有毒的话，出事的不会只有克鲁普斯卡娅一个人。
当时，各种各样的说法还有很多，比如说有人在克鲁普斯卡娅死后，对她的房间和别墅都进行了大搜查。但实际情况是，克鲁普斯卡娅根本就没有别墅，她一直都在阿尔罕格尔斯克疗养院休息。
在房间搜查这件事情上，也有目击者证明了搜查行为并不存在。秘书也给出了比较明确的回复，说自己只是把放在保险柜里的材料，即一些手稿交了出去，这是克鲁普斯卡娅生前就交代给她的。
后面，中央还专门来了几位工作人员，和秘书一起对克鲁普斯卡娅的档案进行了划分和整理，整个过程耗时一个月左右。
这些档案一部分被交到了党中央的档案馆，还有一部分被交到了教育部，这也标志着她人生中最重要的两件事——革命和教育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