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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信每一个学习过中国传统史学的人，对司马迁的《史记》都会有一种敬畏之感。这部被誉为“史学第一雄篇”的巨著，开创了纪传体史书的先河，不仅为后世史学家树立了典范，更深深地影响了中国人对历史的认知和理解。
然而，在《史记》的众多篇目中，有一个看似不太引人注目的“世家”部分，却隐藏着司马迁深层的思考和用意。究竟是什么原因，让司马迁将吴太伯的“世家”排在了首位？直觉上，我们会认为这位周朝时期的贵族公子应该没有
齐太公姜子牙或鲁周公旦那样的知名度和历史影响力。但事实并非如此简单，司马迁的用意远非我们所想象的那般肤浅。我们不妨仔细回顾一下这位吴太伯的生平事迹。作为周太王公亶父的长子，按照当时的礼法，他理应继承父王的王位。
但是，为了成全父王将王位传给弟弟季历的心愿，以及避免兄弟之间争权夺位的纷争，这位睿智的太伯毅然决然地远离西岐，独自带着二弟仲雍逃到了荆蛮句吴，创立了新的国家——吴国。
此后，虽然周王室曾多次请求太伯即位，他却始终坚持自己的决定，不愿染指王权。直到去世，他都选择了谦逊退让，这才被孔子誉为“可谓至德矣”。这样一位高尚的历史人物，理当受到尊崇和敬佩。但司马迁将他列为世家第一，显然还有更深层的考量。
我们可以发现，这位史学巨匠所记录的历史人物中，往往都与他所处时代的主导思想有着密切关联。回顾司马迁所处的汉武帝时代，儒家思想正被提升为正统意识形态。而在儒家思想中，最为核心的就是“仁”、“义”、“礼”等道德范畴。
特别是公羊学派， 提出了“以有道伐无道”、“尊王攘夷”和“崇让尚耻”等思想，深深影响了司马迁的历史观。从这个角度来看，吴太伯这种“三以天下让”的高尚行为，正好契合了公羊学派所推崇的“崇让尚耻”的道德标准。
司马迁显然十分欣赏这种不计个人利益、甘愿退让的品格。在他的笔下，太伯的形象仿佛是“至德”的化身，成为后世学习的楷模。可以说，司马迎将吴太伯排列在世家第一的位置，不仅仅是因为他的历史地位和事迹本身，
更主要是源于司马迁自身对历史的独特理解和取舍。他希望通过这一安排，突出自己所认同的价值观和思想倾向，为儒家正统思想的确立树立鲜明的标杆。在《史记》的其他篇目中，我们也能发现司马迁对历史人物的褒贬倾向。
比如他对汤武革命的赞颂，体现了“以有道伐无道”的公羊学派思想;再比如他笔下“大一统”的理想，反映了“尊王攘夷”的理念。由此可见，司马迁在撰写《史记》时，并非单纯客观地记录历史事实，而是有意识地在其中渗透和传播自己的价值取向。
这位史学泰斗之所以会被后世尊崇，正是因为他不仅是一位出色的史学家，更是一位洞悉历史规律、兼具智慧与担当的思想家。他所展现的不仅是一份详实的历史叙述，更是一种对于人性和社会的深刻洞见。
我们今天研读司马迁的作品，也应该超越表面的历史事实，去发掘其中隐藏的深层思想内核。可以说，司马迁之所以将吴太伯列为世家第一，绝非偶然。这反映了他在面对历史时所持有的特定价值取向和立场。
他认为，具有高尚品格、勇于退让的吴太伯，才是真正值得追捧的历史英雄。这种思想导向，不仅影响了他对历史人物的评判标准，也深刻地塑造了《史记》这部史学巨著的整体基调。
或许，在司马迁笔下，吴太伯之所以能够荣登世家之首，不仅仅是因为他的卓越事迹，更是因为他与司马迁自身所认同的价值观和思想理念存在的高度契合。这位伟大的史学家将自己的价值取向融入到了历史记述之中，从而赋予了《史记》以更加厚重的文化意义。
正如有学者所言，司马迁的《史记》不仅是一部开创性的历史巨著，更是一面透过历史反映时代思想的镜子。通过对吴太伯世家的深入解读，我们不仅可以了解到这位历史人物的生平事迹，更能窥见司马迁那颗深沉而又睿智的心灵。
他并非单纯的历史记录者，而是一位洞察历史规律、洞见社会真谛的思想家，他所展现的是一种对人性和社会的深刻认知。因此，当我们再次重读《史记》时，不妨把目光聚焦到那些被司马迁精心安排的篇目之中，去探寻其背后隐藏的思想密码。
#司马迁的文笔妙,妙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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