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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唐时华
“郁老来了吗？”
“郁老身体怎么样？”
2024年2月2日上午，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的大礼堂内，欢声笑语，温暖如春。这里正在举行云南高院2024年春节慰问离退休干部暨“迎新春 启新程”主题党日活动，在职干警和离退休干部欢聚一堂。
文章开头提到的“郁老”是大家十分惦念的、97岁高龄的离休法官——郁青。
郁青年轻时的照片 供图 受访者
一头短发，身材清瘦，脸色红润，淡定平和，郁青身上有着一种特别的气质。从江南女子到解放军战士，从检察官到法官，她的一生充满了故事。面对这些经历，郁青却说：“我的一生，是平凡的一生，没有惊天动地的事迹。我就是一位普通的法治追梦人！”
革命岁月
郁青出生在书香门第，在家中排行老三。她的祖父开办了当时县里的第一家电灯公司——江苏宜兴耀宜电灯公司，还开创了规模很大的三新旅社。父亲毕业于复旦大学，在宜兴的一个中学任教。
1937年，日本全面发动侵华战争，祖父的电灯公司和旅社在日军的轰炸中彻底毁灭。郁青一家三代人逃难至乡下。哥哥郁群就读于暨南大学，他在学校时就参加了学生运动，之后又到苏北参加了新四军。抗战胜利后，郁青的父亲前往上海工作。同时，刚解放的上海掀起了欢迎解放军的热潮，哥哥郁群所在的部队也去往了上海。
一天，正在家里看书的郁青听见急促的敲门声。打开门一看，正是身着解放军军服的哥哥回家探望。
看到久别重逢的亲人，一家人都很激动。郁青回忆说：“当我看到哥哥身着军装出现时，一股为革命事业奋斗的火苗在我心中燃起了。”在那激情燃烧的岁月，郁青就这样满怀着对革命事业的憧憬，在1949年6月，独自从上海到南京，考入当时的第二野战军军事政治大学，成为一名解放军战士。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军事政治大学建校50周年合影 供图 受访者
“我在南京系统学习了‘两史’（社会发展史、中国近代史）。在这期间，刘伯承、邓小平等首长都曾前往学校给学员们上课。他们讲革命形势、军事、政治。大操场上席地而坐的上万名学员听得聚精会神。”郁青回忆说，正是在这样的环境里，自己更加坚定了革命的意志。
1949年开国大典后，因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为积极响应“进军解放大西南”的号召，入编军大四团的郁青随着二野作战部队进军大西南。
“正是这次的学习和行军锻炼，奠定了我们为人民服务的人生观。”郁青回忆说。
进军大西南的过程中，很多事情都让郁青难以忘却。
1949年深秋，从长沙徒步行军时，由于长时间的步行，郁青的脚逐渐肿了起来。在川湘公路上，郁青所在的部队迎面遇到了另一支四野的南下部队，于是大家便沿着公路两边放下背包，就地休息，互相拉歌鼓劲。在休息时，另一支部队的一位战友见到郁青双脚红肿，便从自己的背包里拿出一双全新的军布鞋送给郁青。想到这位战友是在作战部队，比自己更需要这双鞋，郁青婉言谢绝了。然而这位战友诚恳地说：“小同志，你的双脚已经肿了，如果不换一双轻便的布鞋，你跟不上队伍，就走不到大西南。”在周围战友们的劝说下，郁青感激地收下了这双布鞋。
“这种革命友情和高尚情操，只有历经岁月才能懂得。遗憾的是当时我太粗心，忘记问这位战友的名字。如今只能默默祝他健康长寿，好人一生平安。”郁青说。
另一件令郁青印象深刻的事是在1949年12月，部队在挺进大西南的路程中，突然，一辆吉普车停在部队中间——二野司令员刘伯承从车上下来，亲切地向大家问好。许多同志都纷纷围上去，“刘司令员好”“首长好”的问候声与欢呼声不绝于耳。刘伯承司令员笑着向大家挥手说：“同志们辛苦了，明天给你们派汽车来。”
“这次与刘伯承司令员的近距离见面，让大家都很兴奋。战友们纷纷议论着，脚步也加快了，疲劳也忘记了。”郁青说道。
就这样，在风餐露宿、日夜兼程中，历时3个多月，部队终于胜利完成挺进大西南的任务。在3个月里，他们跨越了7个省，行程近4000公里。
司法情缘
1951年，郁青从四川省泸州市商业战线调到重庆最高检察署西南分署检察班，接受近一年的司法干部培训。
“当时我根本不知道检察工作是什么，更没有想到会做检察官和法官。自己是共青团员，就要服从组织安排。”郁青坦言。
1951年年底，检察班培训结束后，成绩优异的郁青被留在最高检察署西南分署，从此与司法结缘。
“当时，对公检法干部的要求很严格，女性又很少。我正是在那个时候申请了入党。”1952年，郁青通过组织考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54年年底，西南大区撤销，最高检察署西南分署也随之撤销，分署的人员重新分工到西南地区各省市检察院。
“我们一共10个人，跟着老红军、原西南分署副检察长黄新远来到云南。在这之后，我就在云南一直工作到离休。”郁青回忆起从四川到云南的经历，记忆犹新。
新中国成立初期，工作条件虽然简陋，却也充满了革命浪漫主义情怀。郁青记得当时云南省检察院和云南高院两家的办公楼相连。云南高院在昆明市华山南路，云南省检察院在华山西路，两个单位之间有一道门相通。
“后来，因为一些变化，政法干警们就在一个院子上班，在一个食堂吃饭，合用一个礼堂。大家彼此都很熟悉，所以感情很深。”郁青说。
1975年，郁青被调到云南高院担任审判委员会委员、民事审判庭庭长。“从1949年离开家乡，我几十年都在云南工作。虽然乡音未改，但此心安处是吾乡。我深深爱上了我为之奉献青春的司法事业，也深深爱上了这个‘有风的地方’——云南。”
为民情怀
办了几十年的案件，走过很多地方，回忆起当年的办案情形，有一起案件给郁青留下了深刻印象。郁青说：“这个案件，直到现在回想起来，依然像放电影一样，一幕幕在脑海中呈现。”
1976年1月，驻滇部队的一位军官起诉与妻子离婚。一审在云南省红河州中级人民法院，二审是在云南高院。女方是随军家属，有精神病，属于无民事行为能力人。
在那个特殊时期，这起离婚案件一直没有得到解决。因为女方生病已被送回山西省沁源县老家。为了妥善办理好这个军婚案件，单位指派郁青和同事徐忠建一同前往沁源县就地审理该案。
接到任务后，郁青和徐忠建先从昆明乘坐火车前往太原。到达太原之后，又先后两次转乘长途客车赶往沁源县。在经过了三天的路程，到达沁源县城时，县城早已没有了开往公社的客车。此时正下着鹅毛大雪，郁青和徐忠建只能四处打听是否有其他前往目的地的方式。在多方打听下，郁青得知经常有货车前往公社附近的煤矿拉煤。于是，他们赶忙联系货车司机，询问能否搭车前往目的地。司机得知郁青一行从云南远道而来办案，便爽快地答应下来。
货车到达煤矿时，天已经黑了下来。郁青和徐忠建只能踏着厚厚的积雪爬山，沿着雪地上的脚印摸黑前往。不知走了多久，他们才看见隐隐的灯光。到达公社后，公社的人帮忙在乡卫生院安排了住处。
第二天一早，郁青和徐忠建便开始了走访。
第一次见到女方，郁青心里很是难过：“女方独自居住的窑洞多年失修，十分破旧。她穿着黑色棉衣棉裤，目光呆滞，一言不发。我一下子就起了恻隐之心。但是，法官的理智告诉我，他们已经分居多年，感情确实已经破裂。”
在一个多星期内，郁青每天都前往村子，做女方家属、基层干部和村民的工作。精诚所至，金石为开。通过反复宣传法律，郁青终于做通了各方的思想工作，并协调相关单位，对女方居住的窑洞进行修缮，彻底解决了离婚后女方的生活照顾、看病、子女定期探视等善后问题。当地群众和女方家属都很满意，案件得到圆满解决。
回想起这起案件，郁青感慨道：“法院的公平公正，就体现在每一个案件中。法官的工作就是把每一个案件办好，真正做到案结事了，体现公平公正。每当看到当事人满意的笑容，我就觉得很满足。”在日常工作中，作为庭长，郁青对于同事们的裁判文书，不仅字斟句酌地把关，还会查看案件卷宗。郁青认为：“每一份裁判文书虽然是法官草拟的，却代表着法院。办理过的案件要经得住‘挑刺’、经得住考验。”
法治坚守
离休后，郁青利用自己的法律特长，坚持做社会公益。
1995年至2017年，郁青被《云南老年报》聘为法律知识顾问。多年来，她义务接受老年读者的法律咨询；积极撰写稿件，普及相关涉老法律知识；参与报社编撰《老年政策法律知识汇编》；为老年人写诉状，帮助老年人依法维权；先后为机关、学校、部队、企事业单位作普法宣讲；在相关法治类媒体上发表数十篇普法文稿……
多年来，郁青多次被云南高院机关党委表彰为“优秀共产党员”，被云南省委组织部、省委老干部局表彰为“云南省离退休干部老有所为先进个人”，其事迹入编《光辉历程——老干部精神丰碑》一书。
在与笔者的交流中，郁青对“中国式现代化”“公正与效率”“能动履职”“如我在诉”等内容如数家珍。她说自己每天都要看书读报，尤其是法治类新闻。“党的二十大报告是我们党新时代坚持全面依法治国的政治宣言。对法治中国建设，我们信心满满。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作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看到祖国繁荣富强，法治昌明，我无比自豪。我始终坚信一句话：不忘初心，方得始终！”郁青坚定地说。
本期封面及目录
《中国审判》杂志2024年第6期
中国审判新闻半月刊·总第340期
编辑/徐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