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牛弘的藏书五厄论和胡应麟的十厄论为基础，汇集明以后历代名人论述的书厄，收录从秦始皇到“十年动乱”二千二百年间，毁书十七次的记载，按照胡应麟藏书“盛聚之时，大厄之会”的理论，根据甲申、乾隆、日寇、“文革”期间书厄的事实，得出大陆典籍蒙受十七次大厄的结论。文章还评析历遭厄运的原因。
藏书，对于历史悠久、文化发达、典籍丰富的我们祖国来说，历来成为文人学士竟相攀比的事业，因而也就促使收藏图书这一行当连绵不断地向前发展。厄运，对于任何人或事来说，都是一种潜伏的威胁，似乎很难避免，而对藏书尤为敏感，正如南宋周密所说：“世间万物，未有聚而不散者，而书为甚。”[1]我们透过书籍的聚散，可以窥见藏书家们艰难心酸的历程，我们研究藏书厄运，就是要从中汲取有益的教训，使先辈的睿智代有传人，使人类的知识得以继承，使书籍的命运不再遭厄运，使文化遗产永垂后世。
一、藏书厄运概述
从古到今，论述藏书厄运的文字，肇始于隋朝牛弘的“五厄”[2]说，继而有宋朝洪迈的“书籍之厄”[3]，周密在其《齐东野语》中提到的“书籍之厄”[4]，更有明朝胡应麟的“十厄”[5]说，以及明末清初钱谦益在《牧斋有学集》[6]、清朝姜绍书在《韵石斋笔谈》[7]中都提到书厄之事，近人对书厄也不乏其说，1932年陈登原的专著《古今典籍聚散考》[8]，李宗邺在《中国历史要籍介绍·历史典籍的厄运》中归纳了“十三次厄运”[9]，吴枫在《中国古典文献学·典籍屡遭厄运》一节中罗列了十五点书厄[10]，周心慧在《中国古代图书的命运》中提到的“书厄之十”[11]，还有辛燃的《大陆典籍集散录》[12]，等等。兹将各家之说略述如下：
(一)公元前213年厄于秦
牛弘说，“及秦皇驭宇，吞灭诸侯，任用威力，事不师古，始下焚书之令，行偶语之刑。先王绩籍，扫地皆尽。”[13]据《史记》记载，始皇三十四年，批准李斯的建议，凡“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令下三十日不烧，黔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笼种树之书。”[14]一把秦火，开了中国历史上焚书之先河。
(二)公元24年，厄于汉末王莽之乱
牛弘说：“及王莽之末，长安兵起，宫室图书，并从焚烬。”[15]元朝马端临也指出：“王莽之乱，焚烧无遗。”[16]
(三)公元190年，厄于东汉末年董卓挟持汉献帝西迁长安
牛弘说：“及孝献移都，吏民扰乱，图书嫌帛，皆取为帷囊。所收而西，裁七十余乘，属西京大乱，一时燔荡。”[17]《文献通考》也指出：“及董卓移都之际，吏民扰乱，……典策文章，兢共剖散。其绵帛图书，大则连为帷盖，小乃制为滕囊。”[18]
(四)公元311年，厄于刘聪、石勒进陷洛阳
牛弘说：“属刘、石凭陵，京华复灭，朝章国典，从而失坠。”[19]西晋末年，统治集团内部争权夺利、互相倾轧越演越烈，最后导致长达十六年的“八王之乱”，展开了一场极其凶恶的自相残杀。覬覦在西北边境的匈奴，乘虚而入。从乱到亡的西晋政权，使苦心经营数十年的“石渠阁文集，靡有孑遗。”[20]
(五)公元554年，厄于梁元帝焚书江陵
南朝聚书，以梁为最。武帝笃信佛教，嗜书如命，广收图籍，曾达23000余卷。太清三年(549年)三月东魏降将侯景攻破台城，繁华的建康城横遭洗劫，金陵城内东宫图籍数百橱被焚一空。梁元帝派兵平定侯景之乱，收拾残存70000余卷，载回江陵。牛弘说：“及周师入郢，绎悉焚之于外城。”[21]梁元帝迫于西魏大将于谨、杨忠攻江陵，竟“命舍人高善宝焚古今图书十四万卷。”[22]还憾叹说：“读书万卷，尚有今日!”[23]
(六)公元618年，厄于宇文化及兵变
胡应麟说：“历朝墳籍蓄聚之多，亡如隋世篇目之盛，”“隋文父子，笃尚斯文，访辑搜求，不遗余力，名山奥壁，捆载盈庭，嘉则殿书遂至三十七万余卷，书契以来，特为浩瀚，寻其正本亦止三万七千，《隋志》近九万卷。”“隋世诸书咸在东都，焬幸广陵，”“惟杜宝《大业江都记》云，隋书籍三十七万悉焚于广陵。”[24]
(七)公元755年，厄于安史之乱
《宋史》载：“历代之书籍，莫厄于秦，莫富于隋唐。……而唐之藏书，开元最盛，为卷八万有奇。”[25]到安史之乱时，《新唐书》云：“尺简不存，”[26]《旧唐书》云：“两都复没，乾元旧籍，亡散殆尽。”[27]胡应麟说：“唐开元之盛极矣，俄顷悉灰于安史。”[28]
(八)公元880年，厄于黄巢起义
唐朝安史之乱以后，已尺简不藏，经肃、代两宗屡以为言诏令秘阁搜访遗文，四部书至五万六千四百七十二卷，“及广明初，黄巢干纪，再陷两京，宫庙寺署，焚荡殆尽，囊时遗籍，尺简无存。”[29]但昭宗即位后，鉴于他志弘文雅，还收合余烬二万余卷，至天复四年(904年)朱全忠杀了宰相崔胤，威胁昭宗迁赴东都洛阳，“遂靡孑遗”。[30]
(九)公元1127年，厄于靖康之难
据《宋史》所载统计，北宋九朝删其重复，“其当时之目，为部六千七百有五，为卷七万三千八百七十有七焉。迨靖康之难，而宣和馆阁之储，荡然靡遗。”[31]汴京被金兵虏掠一空后，王明清说：“靖康之变，诸书悉不存”。[32]李心传在描述此事时说：“秘阁图书，狼籍泥中。书史以来，安禄山陷长安以后破京师者，未有如今日之甚。二百年来蓄积，自是一旦扫地。”[33]胡应麟认为，“宋世图史，一盛于庆历，再盛于宣和，而金人之祸成失。”[34]
(十)公元1276年，厄于元军攻破临安
宋高宗南渡临安后，在南方各地广求典籍，至孝宗淳熙四年(1177年)，秘书省图书编自已“得四万四千四百八十六卷，至宁宗时续书目，又得一万四千九百四十三卷。”[35]所以胡应麟说宋朝图书“三盛于淳熙，四盛于嘉定，”“绍定之灾，而书复阙矣。”[36]当元军进抵临安时，南宋所藏在战乱中尽皆遗散。
(十一)公元1644年，厄于明末之乱
明代藏书是图书事业兴盛时期，成祖时派人四出求书，至宣宗时，国家藏书共达二万余部，近百万卷。钱谦益说：“以二祖之圣学，仁宣之右文，访求遗书，申命史馆，岁积代累，二百有余载，一旦突如焚如，消沉于闯贼之一炬，内阁之书尽矣。”[37]姜绍书也提到明代“内府秘阁所藏书甚廖廖，然宋人诸集，十九皆宋版也，”“内阁辅臣无暇留心及此，而翰苑诸君，世所称读中秘书者，曾未得窥东观之藏，至李自成入都，付之一炬，良可叹也。”[38]
(十二)公元1774年，厄于乾隆焚书
清季康、雍、乾时，当为盛世，为炫耀文治，修纂了不少大部头著作。乾隆时编纂的《四库全书》，除了能系统而又完整地搜辑古来重要图书于一堂外，更有通过编写巨著来限制知识分子的活动、加强思想控制的目的。乾隆焚书，甚于秦火，采取“寓禁于征”的手法。1772年开始下诏征书，1774一1788年间，连续下令达24次之多，禁毁书籍13862部。据陈登原列出的北京、河南、浙江三省全毁、抽毁、应毁书目就达2609种。[39]而孙殿起统计，“销毁之例者，将近三千余种，六七万部以上，种类数量几与四库收书相埓。”[40]即便收入全书者也欶令对不利清室统治或诉斥清人的文字，尽加删除或抽改。乾隆四十一年十甲月有令云：“有钱谦益、屈大均辈所作，自当削去”，“或明人所刻类书，其边塞兵防等门，所有触碍字样，固不可存。然只须删去数卷或删去数篇，或改定字句。亦不必因一二卷帙，遂废全部。他若南宋人书之斥金，明初人书之斥元，其悖于理义者，自当从删。涉于诋詈者，自当从改。”[41]可见篇删其段，句易其字者，不可胜数。较之明代修《永乐大典》“未尝擅改片语”来，简直不能相提并论。
(十三)公元1853年，厄于太平天国军队开入扬州、镇江等地，毁掉不少典籍
咸丰二、三年，太平军席卷东南，扬州之文汇阁、镇江之文宗阁，先后为兵燹所及，庋藏之《四库全书》“毁于洪杨之役”。[42]
(十四)公元1900年，《永乐大典》之厄
《永乐大典》是明朝永乐七年(1409年)完成的具有百科全书性质的类书，辑录古今图书七、八千种，全书22877卷，3亿7千万字，被《不列颠百科全书》称之为“世界上最大的百科全书”。但自从清钞完毕后，历遭厄运，1557年宫中失火，还好抢救及时，才幸免灰烬，但《大典》正本在明清动乱之际亡佚。唯一的副本到清康熙时也已残缺；1772年开四库全书馆时已缺1000多册，合2422卷；1860年英法联军侵占北京，大肆烧杀虏掠，攫夺珍贵文物，以至《大典》在伦敦却有“稿尚盈两屋”之说，1875年已不足5000册；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敬一亭被毁，《大典》或为兵火所焚，或散于瓦砾之中，或作砖块被筑工事，或为马槽践踏糟蹋，更有乘机抢劫者，最后《大典》仅存60册。[43]
(十五)厄于洋人盗窃敦煌古书
盗窃我敦煌石室写本、刻本的有英国人斯坦因、法国人伯希和、日本人橘瑞超、美国人华尔纳。据了解目前伦敦大英博物馆藏7000卷左右，法国巴黎国家图书馆藏4000卷左右，日本藏2000卷左右。[44]
(十六)公元1932年，厄于日寇傻略上海的“一·二八”事变
“一二八”事变前夕，上海商务印书馆的东方图书馆藏书已达518000册，地方志就有2640种，(其中元明刊本140种)65682册。“一二八”淞沪战役，东方图书馆被炸，数十万珍贵文献典籍化为灰烬。[45]
(十七)公元1966一1976年，厄于“十年动乱”
在“十年动乱”中，以“破四旧”为名，大批古籍被化为纸浆，仅苏州一地就达200多吨；专营古籍的中国书店被打成“四旧黑店”；仅北京通县造纸厂院中就堆放了17垛、300立方米大书堆，约2000吨，除抢救出340吨典籍外，全被化成纸浆。[46]
二、藏书厄运简论
藏书厄运，林林总总，合成一十七次，其实由于角度不同，分法各异，标准很难确定。胡应麟不但提出了藏书十厄，并且对厄运的标准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的基本观点就是大聚而后有大厄。他说：“牛弘所论五厄皆六代前事”，“六朝之后复有五厄，大业一也，天宝二也，广明三也，靖康四也，绍定五也，通前为十厄矣。”但他接着说：“笃而论之，则古今书籍，盛聚之时，大厄之会，各有八焉，春秋也，西汉也，萧梁也，隋文也，开元也，太和也，庆历也，淳熙也，皆盛聚之时也，祖龙也，新莽也，萧绎也，隋煬也，安史也，黄巢也，金人也，元季也，皆大厄之会。”他没有把东汉末年董卓之乱和西晋末年刘、石凭陵纳入厄运之中，原因是“东京之季，纂辑无闻；魏晋之间，采披未备”，因此董卓、刘耀虽摧颓余烬，但“于聚于厄，俱未足云。”[47]综归其说，就是盛聚之后才有大厄，没经大聚，就谈不上大厄。东汉、西晋虽有一定数量的典籍整理，但并无新意，班《志》源于刘氏《七略》，无见书增；荀勗四部总目，又不见书存。因此虽遭董卓、刘矅之厄，但还不能与八厄同日而语。
根据胡应麟“大聚大厄”理论，在八大聚厄中，不见元朝记载，是与其思想一脉相承的。他说：“元世诸藏书家，传记罕载”，他认为“元人不缉，事轶言湮”，又说“元人制作亡足深讥”。[48]可见元代著作之不富，衰辑之不详，深度之不足。《辽金元三史补》也称：“独惜其于辽金元三朝之书缺略为多，综览今古于兹未备不无遗憾矣。”[49]元朝书少，固因是异族统治，文化层次不及被统治的汉族，更因是残酷的立法限制。据《元史》载：“诸妄撰词曲诬人，以犯上恶言者，处死。”别说著书立说犯上者要杀头，甚至连议论禁书也有罪，要判徒刑，“诸妄言禁书者徒。”[50]尽管元朝在90年的统治中，继承了宋代刻书传统，官刻方面能在拨款上不惜费用，选择上品纸墨，启用良工刻印，私刻方面校勘认真；坊刻方面行紧字密，利于流传，形成了元刻本的特点和风格，出现了不少精湛佳刻，如至元二十七年(1290年)刻的《胡三省音注资治通鉴》这样最早最好的刻本，也有象元初马端临《文献通考》这样的传世之作；还有象元曲这样一种独特的文学体裁立足于中国文学史之林。但藏书整理工作的记载，既缺又不详，国家书目《元秘书监志》中有二卷书目，可是只记书的数量，没有名称、作者和卷数，极为简略等等事实，较之隋代30年历史，藏书37万卷，及萧梁隅南一方，最后还有14万卷书可焚，相形之下，足见元季收藏之单薄矣!既无大聚，也无所谓大厄了。
胡应麟是明代人，但没赶上明末的“甲申之乱”，否则可能为列此一厄的。有明一代，二百余年历史，由于刻书技术的进步与提高，版刻图籍发展迅速，尤其是万历以后的晚明雕版印刷技艺有辉煌的成就，这就促使藏书事业的发展。明代国家藏书甚富，书目亦多。明初接收了元大都图书，后又四出访求，至宣宗时国家藏书已达二万余部，近百万卷，藏于文渊阁。《文渊阁书目》并不是一部无瑕可击的书目，它只能算作是一本官藏图书登录簿，正如钱大盺所说，“此目不过内阁之簿账”[51]，但它毕竟反映了明代藏书总量。后来明撤除秘书监，由翰林院典藏经管，开了仅内府藏书而无国家藏书之先例。书目有《内阁书目》、《新定内阁藏书目录》、《国子监书目》、《都察院书目》等。现存且较有价值的是《新定内阁藏书目录》。史志目录有焦竑的《国史经籍志》。
明代私人藏书亦很盛，宋濓有书万卷，范钦藏七万余卷，祁承[火業]达九千多种，十万多卷。明代藏书称得上是大聚了，但这些公私藏书先后受到明末之乱的影响，或毁兵乱，或焚于火。钱谦益在《宋本汉书跋》中认为“甲申之乱，古今书史图籍一大劫也。”并认为这是“自有丧乱以来载籍之厄未之有也。”[52]吴伟业的诗句“金元图籍到如今”，“一般烽火竟销沉”。[53]虽是特指，但反映了明末之乱对藏书的影响。按照胡应麟的聚厄标准，我们可以作这样的补充，“盛于宣宗，厄于甲申”焉!至于清朝的聚厄，因乾隆采取“寓禁于征”的特殊手段，故而形成了盛亦此时，厄亦此时这样一种聚厄史上的怪现象。乾焚与秦火相距有二十个世纪，时代的车轮已使世界由刀耕火种而进入机器大生产阶段，奴隶制度已步入资本主义制度，整个世界发生了天翻地复的变化，赤裸裸的焚书已不合乎潮流。于是产生了“寓禁于征”的妙策。清乾隆三十八年三月四库开馆时求访遗书之谕，可见其心之诚，其法之妙，其面之广，是值得一读的一篇奇文。鉴于开馆征书伊始，各省督抚对乾旨奥义理解不深，以至“各省奏到书单，寥寥无几”，收效甚微。于是指示其臣僚说：“其实系唐宋以来名家著作，或旧版仅存，或副稿略具，卓然可传者，竟不概见，当此文治光昭之日，名山藏养，何可使之隐而弗彰?”乾隆责怪下面这些地方官没有体察到皇帝“殷殷咨访之意”，重申早在初次降旨时深怕下属办理不善，就明确指出过的“凡民间所有藏书，无论刻本写本，皆官为借钞，仍将原本给还”。他询问督抚们是否怕书中出现忌讳字面而牵连到自己，因而进呈工作如此迟缓?安抚道：“文人著书立说，各抒所长，或传闻异辞，或纪载失实，固所不免”，“又何必过于畏首畏尾耶!”他以大清皇帝名义再次重申，“朕办事光明正大，可以共信于天下，岂有下诏访求遗籍，顾于书中寻摘瑕疵，罪及收藏之人乎?”他补充说：“即使将来进到时，其中或有诞妄字句，不应留以疑惑后学者，亦不过将书毁弃，转谕其家，不必收存，与藏书之人，并无干涉。”对胆小的人皇帝明旨鼓励他们壮胆呈书，不必抱什么顾虑；而对吝嗇的人，皇帝则加以开导，劝他们不要“泥于借书一痴俗说”，这只能适应于友朋之间的交往，而今是皇帝圣旨征书，难道还要“独抱秘文，不欲公之同好乎!”说得多么动听!在搜集地区方面，乾隆点名江浙诸大省，如苏州、昆山、常熟、湖州、嘉兴、杭州、宁波等地，因为这些地方“著名藏书之家，指不胜屈”，就是“其家散佚，仍不过转落人手。”所以他着令督抚等要“实力访觅”，不怕不能找到。搜集藏书也“不必计及非其地产”，“只论其书有可采”。并限期半年，“令各督抚等作速妥办矣”，“如有觅得之书，即行陆续录送，毋庸先行检阅。”如此诚意之征书，如此迫切之心情，足可使地方官和收藏者放下心来，不必疑虑，大胆进呈。第二年八月，当各省搜访征集图书工作基本完成后，乾隆就改变腔调，居然公开下达禁书谕令，把征书活动转为查缴、销毁所谓“违碍”、“悖逆”书籍的活动了。乾隆三十九年八月谕，凶神恶煞地强调“正当及此一番查办，尽行销毁，杜遏邪言，以正人心而厚风俗”。并恐吓说，“若此次传谕之后，复有隐讳存留，则是有心藏匿伪妄之书目，后别经发觉，其罪转不能逭。”图穷匕首见，到乾隆四十三年十一月四日谕就明确规定，“如限满后仍有隐匿存留违碍悖逆之书”者，“必将收藏者从重治罪。”[54]除了对“词意抵触”、“语涉违疑”的书列入禁令外，还下令椎碎、磨毁碑石，销毁书板。真是无所不用其极。在这文禁森严的情况下，一些文人学士，乃至一般民众，惟恐惹祸招灾，无问禁与不禁，往往自行烧毁了大量书籍，更是无以数计的。所以确切的聚厄数据，各家说法不一。黄爱平根据新发掘整理的档案史料及其他有关材料加以综合、排比、考校，统计出在长达19年的禁书期间，全部禁毁书籍达3100多种，151725部，销毁书板80000块以上。[55]当然这还是一个可以商榷的数字，不过它反映了乾焚甚于秦火的主要史实。由于乾隆编纂《四库全书》时有毁书、有存目、有入编之别，其存目集中，有利于后人了解古籍情况，这可算是“采撅”、“纂辑”皆备，是大聚条件之一吧!据《四库全书总目》称，存列目者达6793种，93551卷。国学大师章太炎对满清统治列数十四大罪状，而对乾隆企图遏绝“人心思汉”，犹为深恶痛绝，他把乾隆“焚毁旧籍八千余通，自明季诸臣奏议、文集而外，上及宋末之书，靡不烧灭”的行为，列为“其罪八也”。[56]所以按胡应麟的聚厄理论，我们称之为“盛于高宗，厄于乾隆”。
乾隆以后较大的聚厄，够得上胡应麟所提标准的，应首推东方图书馆。东方图书馆原系张元济主持商务印书馆以后建立起来的藏书楼，原名涵芬楼，1926年扩大为东方图书馆。涵芬楼藏书是经过张元济不惜巨资、寻访搜求而聚积而成的。他先后四次买进了江浙四大藏书家的善本、秘籍，即会稽徐友兰的熔经铸史斋藏书，太仓顾锡麒的谀闻斋藏书，乌程蒋汝藻的密韵楼藏书；以及扬州何氏的四万余册藏书。由于张元济的不遗余力，勤于求访，至1932年东方图书馆藏书已达46万余册，涵芬楼善本书达五万册，其中宋本129种，元本179种，稿本71种，抄本460种，名人批、校本288种。涵芬楼所藏方志尤为丰富，多达2600多种，其中孤本205种。可是“一·二八”事变中，日寇海军陆战队侵犯上海闸北地区，次日用飞机狂轰滥炸，商务印书馆总厂吃了六颗炸弹，2月1日8时许，日本浪人潜入东方图书馆纵火，经精心蓄聚的50余万册文献典籍，毁于一旦![57]按胡应麟的理论，可归纳为“盛于元济，厄于日寇”。
此后称得上大厄的就是“十年动乱”期间，大量图书，尤其是古籍坟典，冠以“四旧”名义，或被焚烧，或化纸浆。在极“左”思潮冲击下，大多数书刊被贴上封资修标签而被查禁、焚毁，出版机构被关停并转，出版事业遭到严重干扰，书刊出版陷于停滞状态。1967年全国期刊只剩下27种，课本只有23种，1966年到1970年间，科技书每年仅出100多种，1974年少儿读物才出85种，1974年少儿科技读物只出2种。[58]我们根据《出版年鉴》作了一次统计，文革十年是新中国成立四十年来任何十年出版数的最低点。五十年代(1950一1959)共出书244539种，文革前后的六七十年代(1960一1966，1977一1979)共出书172428种，八十年代(1950一1989)将近出书45万种，而文革十年(1967一1976)仅出80814种。林彪、四人帮的新焚书政策，造成了严重的书荒，甚至出现八亿人民同看八个样板戏的可怜景象。不禁使人想起胡应麟“元人不缉，事轶言湮”的警句来。林彪、四人帮的所作所为造成藏书史上的损失，按胡应麟理论，称得上“厄于文革”焉!
三、藏书厄运评析
历代图书累遭厄运，学者们从各种不同角度来论述其原因。陈登原称之为“四厄”，“夫四厄之来，为文献之大敌，水火虫害，无时而已多兵资散逸，时或不免。至于政治上之好恶，而进退其书，于古有之，此后亦必未能绝。”[59]吴枫提出三点：“第一，统治阶级的暴力禁毁，是典籍文献毁损的一个重要原因，第二，历史上多次出现的大规模社会动乱，直接销毁了难以数计的典籍文献，第三，由于保管不善，水、火、虫蛀等自然灾害，而使典籍亡残散失也不在少数。”[60]其实就受厄来说，不外乎二大方面，即自然原因和社会原因，当然也有由于社会原因引起而直接毁于自然界者。以上主要是对公家藏书而言，而对私人藏书来说，除了上述种种原因之外，更有保管制度与传代问题。下面主要着重谈谈私家藏书的厄运。
(一)来自自然方面的威胁
来自自然界威胁的水火虫害，对私家藏书厄害较大，一般藏书家把大部份心思致力于访求异典上，而限于财力、物力、时间、空间，鲜能为贮藏保存创造更好的条件。因此，水火灾害的降临很难避免，尤其是火灾。如1597年祁承(火業)澹生堂藏书楼的火灾，使他半生心血全部化为灰烬，1650年钱谦益绛云楼藏书由于小女儿与乳母嬉闹，不慎碰翻了火烛，引起一场大火，烧光了他心爱的藏书，1795年(?)宋主人黄王烈家一场大火，藏书连同财物为之一尽；1855年黔南大藏书家莫友芝的藏书处“影山草堂”被焚；1893年李盛铎的“木犀轩”遭火厄。[61]叶昌炽十一月初二日记写道：“闻木斋扬州寓庐火，藏书二百箧尽毁。中多明人集部，世多不经见之本，亦江左文献之厄也。”[62]等等，可见私人藏书毁于火灾的例子是不鲜见的。毁于水灾的有王士祯的藏书，在他死后20年，黄河泛滥，淹及其藏书处，“田禾庐舍漂没一空”，藏书当亦随之散佚。
(二)由于人为原因造成的书厄
社会动乱，战争频仍，公家藏书蒙受巨大损失，私人藏书亦难幸免。蒙古人南侵，元好问的藏书在逃难途中，两车图书在投宿时遭火焚，杨士奇祖上数万卷书毁于元末兵燹，而吴寒、孙星衍、方功惠、莫伯骥等藏书家的藏书分别厄于太平天国、第二次鸦片战争、八国联军入侵以及日寇的侵略战火之中。而象方功惠碧琳琅馆数十万卷书，散失得如此之迅速，被视为书林一厄。王仪通在他的诗句中说“巴陵方与归安陆，一样书林厄运过。”莫伯骥的五十万卷楼藏书，大部分毁于日侵，而余散者遂零落市肆[63]。
人为原因使私人藏书不能传流的另一点是没有很好的接班人。大多数藏书家在弹精竭思、广搜博采、惨淡经营一生后，结果在子孙手中化为乌有。钱曾的数万卷藏书就是在他身后逐渐散失的；王士祯的藏书也亡佚于他死后，一部分遭黄水飘没，但更多的是“半饱鼠蠢，半坏积霖，而乘间攫去者亦复不少，致使先人手泽尽付东流。”[64]
此外，还有遭土匪抢劫者，如近代四大藏书家之一的杨氏(以增)海源阁藏书，他的子孙虽竭尽努力保存了一段时间，但1929年1930年山东匪患，聊城海源阁成了土匪的司令部，当地民居十室九空，杨氏藏书亦遭洗劫。还有被从子侵夺者，如常熟藏书家张金吾的爱日精庐藏书处，被他的从子张承涣豪夺而去，他在自订年谱中悲愤地写道：“何意聚之二十年，散之一日夜，云烟过眼，竟若是之速也。自来藏书家厄于水火者有之，荡于兵戈戈者有之，子孙不能守，狼藉于鼠穴蠢腹者有之，从未有闻肪筐豪夺、且出自同宗子姓者![65]又如广东近代藏书家丁日昌的持静斋十余万卷藏书，在他生前已开始零星散失，流入上海书肆。死后就很快散为云烟。伦明在《辛亥以来藏书纪事诗》中记述：“以余所闻，揭阳城内有书店多家，专伺丁书。书之出也，悉由埠仆之手，多少、精劣、全缺不乏，久之又久，而书以尽。”他还讲到广州华英书局在丁日昌家乡设了分支机构，收到书后随寄广州。1915年“华英挟《持静斋书目》版片归，遂不复去，书当尽于此时矣。[66]私人藏书下场最悲的莫过于两宋楼主归安陆心源。陆氏藏书在1882年已达15万卷，且多宋版元刻，不计普通访刻之本。陆氏收藏的宗旨是“非圣贤书不敢滥收”。以致《百百宋楼藏书志》著录的善本书就等于天一阁的两倍。但陆心源死后十余年，1907年他的不孝儿子陆树藩竟以六万元低价，将15万卷珍贵藏书被舶载渡海东，流落到日本财阀兰室岩崎氏的静嘉堂文库去了[67]。
私人藏书的下场亦未必都是非兵即火的，也不一定全被子孙散佚的。在这方面的典范是明代著名藏书家范钦。他吸取前人教训，特别注意防火，把《易经》上“天一生水，地六成之”用来作为他建筑藏书楼的指导思想，楼分上下，喻为天地，上层为一统楼，意为天一，下层分隔六间，喻之地六，都着眼于生水，成水上，楼前有池，以防火患，故称“天一阁”[68]。说明范钦对防火思想的高度重视。在传代间题上他同样有深远的考虑，生前曾为下辈立下了“代不分书”，“书不出阁”的规矩，规定“不得随所愿”，“非曝书日，即子孙亦不得登阁”，“读者不可夜登，不嗜烟草”，“永无火厄”。又规定阁中之书不借外人，子孙要读也只能“就阁读之”，才能“无散失之患”。因此天一阁藏书的散失，只是在明末战乱、乾隆征调、鸦片战争以及太平天国时，遭盗贼侵扰，才有所亡佚的。“南国书城”至今还屹立在浙东之滨，月湖之畔，不能不使我们对范氏藏书的匠心独运产生仰慕之情。[69]
不过规章制度、传世之训毕竟不是万能的。祁承(火業)为了保存藏书，也曾与子孙约定，“要求入架者不复出，蠢啮者必速补；子孙就读者，就堂检阅”，“正本不得出家园外”，并特别强调“子孙益之守弗失”，还在书上盖有“子孙永珍”的印文，但他一死，继承这份遗产的首先不是他的子孙，而后分别落入黄宗羲、吕留良手中。[70]张金吾也说过：“吾聚书多矣，必有好学者，为吾子孙。是则金吾藏书之意也夫。”谁知他还尚在世，就被从子巧取豪夺而去[71]。
私家藏书要流传下去，最好的办法是象铁琴铜剑楼主瞿氏后代那样，捐赠国家。瞿氏藏书今日仍能完整地保存于北京图书馆，作为文物古迹供后人观瞻，就是最好的证明。[72]
综观藏书厄运，不觉令人心绞，前人智慧，先辈遗著，经文典籍，毁于兵燹，化于水火，散于亡佚，而更可叹的是人为焚禁，延缓刊刻。当事者皆以为灭经籍可以愚天下，但事与愿违，历史的发展不由人们的意志为转移，尤其是不沿着统治者们的主观愿望所发展。一把秦火，企图灭诗书百家语，然而夹漈郑氏曰：“萧何入咸阳，收秦律令图书，则秦亦未尝无书籍也。”他还认为“诗本无辞，书有逸篇，仲尼之时已无矣。”并非“秦人之亡”，而是“学者自亡之”。他一直认为“秦人焚书而书存，诸儒穷经而经绝”，更进一步指出，所不烧者医农类书，可是“医学、卜筮、种树之书，当时虽未尝废锢，而并未尝有一卷流传于后世者。”所以当时他已经得到“不以世主之好恶而为之兴废也”[71]的正确结论。
大陆自殷商起，已有三千六百余年历史，从甲骨文开始记事起，各种文献聚散无常，因而至今还没有一个较确切的数据。大陆曾有过多少典籍?现存文献有多少?真正的原始史料又有多少?藏书历遭厄运，留给我们最宝贵的教训就是如何完整地保存资料，避免文献再遭厄运。唯一的办法是编辑各种大型丛书，分藏各地，既方便学者研究，又能应付各种不测，如《四库全书》分存七阁，虽毁仍存；而“永乐大典”只录一副本，将不可复得。为使大陆的文化典籍得以长期保存，今特提出如下三点建议：
1.进行文献普查。
为了确保文献的不受浸蚀，首先要了解现存文献资料的分布情况，因此必须由有关部门组织力量，制订计划，查明现存文献及其收藏单位，并列目汇总，取得文献数据，为编辑大型文献丛书打下基础。
2.编辑大型文献丛书。
取得文献数据以后，组织专家对文献进行分类考订，并为编辑若干套完整的大型丛书作准备。大陆曾编过《永乐大典》和《四库全书》，但前者已遭厄运，所留无几，后者虽在字数、体例上超过前者，但其对文献任意选择，擅加删改，使资料价值大为逊色。再说这两部书不仅不能囊括清以前的全部墳典，更不备乾隆迄今二百多年制作的重要文献。大型丛书应保存商周以降全部史料，必须精选最有代表性的著作、最佳版本，能听到炎黄子孙历尽艰辛的脚步声，使中国人民看到充满希望的曙光，充分体现华夏民族对人类文化的贡献。这些丛书主要是编辑，象《民国丛书》、《中国地方志集成》、《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那样，按年代、按地域、按专题分类编辑。这些巨著可以说是世界上绝无仅有的，是中华文化的典范。应该列入九十年代的重点工程，作为向二十一世纪献出的一份厚礼。
3.合理分布收藏。
书成以后，国家图书馆、省市自治区公共图书馆以及有关科研单位、高等学校作为法定收藏对象，以形成条块分布贮藏的合理格局，其他单位可选择收藏，使这些文献发挥更大的作用，更能防范任何不测，抵御各种厄运，使祖国文化遗产永放光辉，发挥其最大效益，为社会主义祖国的四化建设作出其应有的贡献。(瞿嘉福)
注释
[1][4]周密：《齐东野语》卷十二，见《丛书集成初编》2781号。
[2]《隋书》五。
[3]洪迈：《容斋续笔》卷十五，见《四部丛刊初编》第51册。
[5][24][28][30][34][36][47][48]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卷一，见《四库全书》子部192，杂类886卷，P.168一180。
[6][37][52]钱谦益：《牧斋有学集·黄氏千顷斋藏书记》卷二十六，见《四部丛刊初编》。
[7][38]姜绍书：《韵石斋笔谈》卷上，见《丛书集成初编》1561号。
[8][39][42][59]陈登原：《古今典籍聚散考》，上海书店1983年据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复印。
[9][44]李宗邺：《中国历史要籍介绍》，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出版。
[10][45][46][50]吴枫：《中国古典文献学》，齐鲁书社1982年出版。
[11]《百科全书》1983年第10期。
[12]《书讯报》1989年第373一376期.
[13][15][17][19][21]《隋书·牛弘传》，中华书局。
[14]《史记·秦始皇本纪》，中华书局。
[16][18][20]马端临：《文献通考·经籍考·总叙》，浙江古籍出版社重印。
[22]《太平御览》卷619
[23]张一卿：《续史疑》卷下。
[25][31][35]《宋史·艺文志》，中华书局。
[26]《新唐书·艺文志》，中华书局。
[27][29]《旧唐书·经籍志》，中华书局。
[32]王明清：《挥尘录》卷上，见《四部丛刊续编》。
[33]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四，见《丛书集成初编》。
[40]孙殿起：《贩书偶记》。
[41][54]《清实录》，中华书局。
[43]张忱石：《永乐大典史话》，中华书局1986年出版。-
[49]《辽金元三史补·艺文志》，见《古今图书集成·经籍典》。
[50]《元史.刑法志》，中华书局。
[51]钱大听：《潜研堂文集》卷二十九
[53]吴伟业：嗽梅村家藏稿》卷十九，见《四部丛刊初编。
[55]黄爱平：《四库全书纂修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出版。
[56]章炳麟：《太炎文录·讨满洲檄》。
[57][61][63][64][65][66][67][69][72]郑伟章、李万健：《中国著名藏书家传略》，书目文献出版社1986年出版。
[58]张召奎：《中国出版史概要》，山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出版。
[62]叶昌炽：《缘(?)庐日记钞》。
[68][71]《中国古代藏书与近代图书馆史料(春秋至五四前后)》，中华书局1982年出版。
[70]顾志兴：《浙江藏书家藏书楼》，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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