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牛弘的藏書五厄論和胡應麟的十厄論為基礎，彙集明以後曆代名人論述的書厄，收錄從秦始皇到“十年動亂”二千二百年間，毀書十七次的記載，按照胡應麟藏書“盛聚之時，大厄之會”的理論，根據甲申、乾隆、日寇、“文革”期間書厄的事實，得出大陸典籍蒙受十七次大厄的結論。文章還評析曆遭厄運的原因。
藏書，對于曆史悠久、文化發達、典籍豐富的我們祖國來說，曆來成為文人學士竟相攀比的事業，因而也就促使收藏圖書這一行當連綿不斷地向前發展。厄運，對于任何人或事來說，都是一種潛伏的威脅，似乎很難避免，而對藏書尤為敏感，正如南宋周密所說：“世間萬物，未有聚而不散者，而書為甚。”[1]我們透過書籍的聚散，可以窺見藏書家們艱難心酸的曆程，我們研究藏書厄運，就是要從中汲取有益的教訓，使先輩的睿智代有傳人，使人類的知識得以繼承，使書籍的命運不再遭厄運，使文化遺産永垂後世。
一、藏書厄運概述
從古到今，論述藏書厄運的文字，肇始于隋朝牛弘的“五厄”[2]說，繼而有宋朝洪邁的“書籍之厄”[3]，周密在其《齊東野語》中提到的“書籍之厄”[4]，更有明朝胡應麟的“十厄”[5]說，以及明末清初錢謙益在《牧齋有學集》[6]、清朝姜紹書在《韻石齋筆談》[7]中都提到書厄之事，近人對書厄也不乏其說，1932年陳登原的專著《古今典籍聚散考》[8]，李宗邺在《中國曆史要籍介紹·曆史典籍的厄運》中歸納了“十三次厄運”[9]，吳楓在《中國古典文獻學·典籍屢遭厄運》一節中羅列了十五點書厄[10]，周心慧在《中國古代圖書的命運》中提到的“書厄之十”[11]，還有辛燃的《大陸典籍集散錄》[12]，等等。茲将各家之說略述如下：
(一)公元前213年厄于秦
牛弘說，“及秦皇馭宇，吞滅諸侯，任用威力，事不師古，始下焚書之令，行偶語之刑。先王績籍，掃地皆盡。”[13]據《史記》記載，始皇三十四年，準許李斯的建議，凡“史官非秦記皆燒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雜燒之。……令下三十日不燒，黔為城旦。所不去者，醫藥蔔籠種樹之書。”[14]一把秦火，開了中國曆史上焚書之先河。
(二)公元24年，厄于漢末王莽之亂
牛弘說：“及王莽之末，長安兵起，宮室圖書，并從焚燼。”[15]元朝馬端臨也指出：“王莽之亂，焚燒無遺。”[16]
(三)公元190年，厄于東漢末年董卓挾持漢獻帝西遷長安
牛弘說：“及孝獻移都，吏民擾亂，圖書嫌帛，皆取為帷囊。所收而西，裁七十餘乘，屬西京大亂，一時燔蕩。”[17]《文獻通考》也指出：“及董卓移都之際，吏民擾亂，……典策文章，兢共剖散。其綿帛圖書，大則連為帷蓋，小乃制為滕囊。”[18]
(四)公元311年，厄于劉聰、石勒進陷洛陽
牛弘說：“屬劉、石憑陵，京華複滅，朝章國典，進而失墜。”[19]西晉末年，統治集團内部争權奪利、互相傾軋越演越烈，最後導緻長達十六年的“八王之亂”，展開了一場極其兇惡的自相殘殺。覬覦在西北邊境的匈奴，乘虛而入。從亂到亡的西晉政權，使苦心經營數十年的“石渠閣文集，靡有孑遺。”[20]
(五)公元554年，厄于梁元帝焚書江陵
南朝聚書，以梁為最。武帝笃信佛教，嗜書如命，廣收圖籍，曾達23000餘卷。太清三年(549年)三月東魏降将侯景攻破台城，繁華的建康城橫遭洗劫，金陵城内東宮圖籍數百櫥被焚一空。梁元帝派兵平定侯景之亂，收拾殘存70000餘卷，載回江陵。牛弘說：“及周師入郢，繹悉焚之于外城。”[21]梁元帝迫于西魏大将于謹、楊忠攻江陵，竟“命舍人高善寶焚古今圖書十四萬卷。”[22]還憾歎說：“讀書萬卷，尚有今日!”[23]
(六)公元618年，厄于宇文化及兵變
胡應麟說：“曆朝墳籍蓄聚之多，亡如隋世篇目之盛，”“隋文父子，笃尚斯文，訪輯搜求，不遺餘力，名山奧壁，捆載盈庭，嘉則殿書遂至三十七萬餘卷，書契以來，特為浩瀚，尋其正本亦止三萬七千，《隋志》近九萬卷。”“隋世諸書鹹在東都，焬幸廣陵，”“惟杜寶《大業江都記》雲，隋書籍三十七萬悉焚于廣陵。”[24]
(七)公元755年，厄于安史之亂
《宋史》載：“曆代之書籍，莫厄于秦，莫富于隋唐。……而唐之藏書，開元最盛，為卷八萬有奇。”[25]到安史之亂時，《新唐書》雲：“尺簡不存，”[26]《舊唐書》雲：“兩都複沒，乾元舊籍，亡散殆盡。”[27]胡應麟說：“唐開元之盛極矣，俄頃悉灰于安史。”[28]
(八)公元880年，厄于黃巢起義
唐朝安史之亂以後，已尺簡不藏，經肅、代兩宗屢以為言诏令秘閣搜訪遺文，四部書至五萬六千四百七十二卷，“及廣明初，黃巢幹紀，再陷兩京，宮廟寺署，焚蕩殆盡，囊時遺籍，尺簡無存。”[29]但昭宗即位後，鑒于他志弘文雅，還收合餘燼二萬餘卷，至天複四年(904年)朱全忠殺了宰相崔胤，威脅昭宗遷赴東都洛陽，“遂靡孑遺”。[30]
(九)公元1127年，厄于靖康之難
據《宋史》所載統計，北宋九朝删其重複，“其當時之目，為部六千七百有五，為卷七萬三千八百七十有七焉。迨靖康之難，而宣和館閣之儲，蕩然靡遺。”[31]汴京被金兵虜掠一空後，王明清說：“靖康之變，諸書悉不存”。[32]李心傳在描述此事時說：“秘閣圖書，狼籍泥中。書史以來，安祿山陷長安以後破京師者，未有如今日之甚。二百年來蓄積，自是一旦掃地。”[33]胡應麟認為，“宋世圖史，一盛于慶曆，再盛于宣和，而金人之禍成失。”[34]
(十)公元1276年，厄于元軍攻破臨安
宋高宗南渡臨安後，在南方各地廣求典籍，至孝宗淳熙四年(1177年)，秘書省圖書編自已“得四萬四千四百八十六卷，至甯宗時續書目，又得一萬四千九百四十三卷。”[35]是以胡應麟說宋朝圖書“三盛于淳熙，四盛于嘉定，”“紹定之災，而書複阙矣。”[36]當元軍進抵臨安時，南宋所藏在戰亂中盡皆遺散。
(十一)公元1644年，厄于明末之亂
明代藏書是圖書事業興盛時期，成祖時派人四出求書，至宣宗時，國家藏書共達二萬餘部，近百萬卷。錢謙益說：“以二祖之聖學，仁宣之右文，訪求遺書，申命史館，歲積代累，二百有餘載，一旦突如焚如，消沉于闖賊之一炬，内閣之書盡矣。”[37]姜紹書也提到明代“内府秘閣所藏書甚廖廖，然宋人諸集，十九皆宋版也，”“内閣輔臣無暇留心及此，而翰苑諸君，世所稱讀中秘書者，曾未得窺東觀之藏，至李自成入都，付之一炬，良可歎也。”[38]
(十二)公元1774年，厄于乾隆焚書
清季康、雍、乾時，當為盛世，為炫耀文治，修纂了不少大部頭著作。乾隆時編纂的《四庫全書》，除了能系統而又完整地搜輯古來重要圖書于一堂外，更有通過編寫巨著來限制知識分子的活動、加強思想控制的目的。乾隆焚書，甚于秦火，采取“寓禁于征”的手法。1772年開始下诏征書，1774一1788年間，連續下令達24次之多，禁毀書籍13862部。據陳登原列出的北京、河南、浙江三省全毀、抽毀、應毀書目就達2609種。[39]而孫殿起統計，“銷毀之例者，将近三千餘種，六七萬部以上，種類數量幾與四庫收書相埓。”[40]即便收入全書者也欶令對不利清室統治或訴斥清人的文字，盡加删除或抽改。乾隆四十一年十甲月有令雲：“有錢謙益、屈大均輩所作，自當削去”，“或明人所刻類書，其邊塞兵防等門，所有觸礙字樣，固不可存。然隻須删去數卷或删去數篇，或改定字句。亦不必因一二卷帙，遂廢全部。他若南宋人書之斥金，明初人書之斥元，其悖于理義者，自當從删。涉于诋詈者，自當從改。”[41]可見篇删其段，句易其字者，不可勝數。較之明代修《永樂大典》“未嘗擅改片語”來，簡直不能相提并論。
(十三)公元1853年，厄于太平天國軍隊開入揚州、鎮江等地，毀掉不少典籍
鹹豐二、三年，太平軍席卷東南，揚州之文彙閣、鎮江之文宗閣，先後為兵燹所及，庋藏之《四庫全書》“毀于洪楊之役”。[42]
(十四)公元1900年，《永樂大典》之厄
《永樂大典》是明朝永樂七年(1409年)完成的具有百科全書性質的類書，輯錄古今圖書七、八千種，全書22877卷，3億7千萬字，被《不列颠百科全書》稱之為“世界上最大的百科全書”。但自從清鈔完畢後，曆遭厄運，1557年宮中失火，還好搶救及時，才幸免灰燼，但《大典》正本在明清動亂之際亡佚。唯一的副本到清康熙時也已殘缺；1772年開四庫全書館時已缺1000多冊，合2422卷；1860年英法聯軍侵占北京，大肆燒殺虜掠，攫奪珍貴文物，以至《大典》在倫敦卻有“稿尚盈兩屋”之說，1875年已不足5000冊；1900年八國聯軍入侵北京，敬一亭被毀，《大典》或為兵火所焚，或散于瓦礫之中，或作磚塊被築工事，或為馬槽踐踏糟蹋，更有乘機搶劫者，最後《大典》僅存60冊。[43]
(十五)厄于洋人盜竊敦煌古書
盜竊我敦煌石室寫本、刻本的有英國人斯坦因、法國人伯希和、日本人橘瑞超、美國人華爾納。據了解目前倫敦大英博物館藏7000卷左右，法國巴黎國家圖書館藏4000卷左右，日本藏2000卷左右。[44]
(十六)公元1932年，厄于日寇傻略上海的“一·二八”事變
“一二八”事變前夕，上海商務印書館的東方圖書館藏書已達518000冊，地方志就有2640種，(其中元明刊本140種)65682冊。“一二八”淞滬戰役，東方圖書館被炸，數十萬珍貴文獻典籍化為灰燼。[45]
(十七)公元1966一1976年，厄于“十年動亂”
在“十年動亂”中，以“破四舊”為名，大批古籍被化為紙漿，僅蘇州一地就達200多噸；專營古籍的中國書店被打成“四舊黑店”；僅北京通縣造紙廠院中就堆放了17垛、300立方米大書堆，約2000噸，除搶救出340噸典籍外，全被化成紙漿。[46]
二、藏書厄運簡論
藏書厄運，林林總總，合成一十七次，其實由于角度不同，分法各異，标準很難确定。胡應麟不但提出了藏書十厄，并且對厄運的标準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的基本觀點就是大聚而後有大厄。他說：“牛弘所論五厄皆六代前事”，“六朝之後複有五厄，大業一也，天寶二也，廣明三也，靖康四也，紹定五也，通前為十厄矣。”但他接着說：“笃而論之，則古今書籍，盛聚之時，大厄之會，各有八焉，春秋也，西漢也，蕭梁也，隋文也，開元也，太和也，慶曆也，淳熙也，皆盛聚之時也，祖龍也，新莽也，蕭繹也，隋煬也，安史也，黃巢也，金人也，元季也，皆大厄之會。”他沒有把東漢末年董卓之亂和西晉末年劉、石憑陵納入厄運之中，原因是“東京之季，纂輯無聞；魏晉之間，采披未備”，是以董卓、劉耀雖摧頹餘燼，但“于聚于厄，俱未足雲。”[47]綜歸其說，就是盛聚之後才有大厄，沒經大聚，就談不上大厄。東漢、西晉雖有一定數量的典籍整理，但并無新意，班《志》源于劉氏《七略》，無見書增；荀勗四部總目，又不見書存。是以雖遭董卓、劉矅之厄，但還不能與八厄同日而語。
根據胡應麟“大聚大厄”理論，在八大聚厄中，不見元朝記載，是與其思想一脈相承的。他說：“元世諸藏書家，傳記罕載”，他認為“元人不緝，事轶言湮”，又說“元人制作亡足深譏”。[48]可見元代著作之不富，衰輯之不詳，深度之不足。《遼金元三史補》也稱：“獨惜其于遼金元三朝之書缺略為多，綜覽今古于茲未備不無遺憾矣。”[49]元朝書少，固因是異族統治，文化層次不及被統治的漢族，更因是殘酷的立法限制。據《元史》載：“諸妄撰詞曲誣人，以犯上惡言者，處死。”别說著書立說犯上者要殺頭，甚至連議論禁書也有罪，要判徒刑，“諸妄言禁書者徒。”[50]盡管元朝在90年的統治中，繼承了宋代刻書傳統，官刻方面能在撥款上不惜費用，選擇上品紙墨，啟用良工刻印，私刻方面校勘認真；坊刻方面行緊字密，利于流傳，形成了元刻本的特點和風格，出現了不少精湛佳刻，如至元二十七年(1290年)刻的《胡三省音注資治通鑒》這樣最早最好的刻本，也有象元初馬端臨《文獻通考》這樣的傳世之作；還有象元曲這樣一種獨特的文學體裁立足于中國文學史之林。但藏書整理工作的記載，既缺又不詳，國家書目《元秘書監志》中有二卷書目，可是隻記書的數量，沒有名稱、作者和卷數，極為簡略等等事實，較之隋代30年曆史，藏書37萬卷，及蕭梁隅南一方，最後還有14萬卷書可焚，相形之下，足見元季收藏之單薄矣!既無大聚，也無所謂大厄了。
胡應麟是明代人，但沒趕上明末的“甲申之亂”，否則可能為列此一厄的。有明一代，二百餘年曆史，由于刻書技術的進步與提高，版刻圖籍發展迅速，尤其是萬曆以後的晚明雕版印刷技藝有輝煌的成就，這就促使藏書事業的發展。明代國家藏書甚富，書目亦多。明初接收了元大都圖書，後又四出訪求，至宣宗時國家藏書已達二萬餘部，近百萬卷，藏于文淵閣。《文淵閣書目》并不是一部無瑕可擊的書目，它隻能算作是一本官藏圖書登入簿，正如錢大盺所說，“此目不過内閣之簿賬”[51]，但它畢竟反映了明代藏書總量。後來明撤除秘書監，由翰林院典藏經管，開了僅内府藏書而無國家藏書之先例。書目有《内閣書目》、《新定内閣藏書目錄》、《國子監書目》、《都察院書目》等。現存且較有價值的是《新定内閣藏書目錄》。史志目錄有焦竑的《國史經籍志》。
明代私人藏書亦很盛，宋濓有書萬卷，範欽藏七萬餘卷，祁承[火業]達九千多種，十萬多卷。明代藏書稱得上是大聚了，但這些公私藏書先後受到明末之亂的影響，或毀兵亂，或焚于火。錢謙益在《宋本漢書跋》中認為“甲申之亂，古今書史圖籍一大劫也。”并認為這是“自有喪亂以來載籍之厄未之有也。”[52]吳偉業的詩句“金元圖籍到如今”，“一般烽火竟銷沉”。[53]雖是特指，但反映了明末之亂對藏書的影響。按照胡應麟的聚厄标準，我們可以作這樣的補充，“盛于宣宗，厄于甲申”焉!至于清朝的聚厄，因乾隆采取“寓禁于征”的特殊手段，故而形成了盛亦此時，厄亦此時這樣一種聚厄史上的怪現象。乾焚與秦火相距有二十個世紀，時代的車輪已使世界由刀耕火種而進入機器大生産階段，奴隸制度已步入資本主義制度，整個世界發生了天翻地複的變化，赤裸裸的焚書已不合乎潮流。于是産生了“寓禁于征”的妙策。清乾隆三十八年三月四庫開館時求訪遺書之谕，可見其心之誠，其法之妙，其面之廣，是值得一讀的一篇奇文。鑒于開館征書伊始，各省督撫對乾旨奧義了解不深，以至“各省奏到書單，寥寥無幾”，收效甚微。于是訓示其臣僚說：“其實系唐宋以來名家著作，或舊版僅存，或副稿略具，卓然可傳者，竟不概見，當此文治光昭之日，名山藏養，何可使之隐而弗彰?”乾隆責怪下面這些地方官沒有體察到皇帝“殷殷咨訪之意”，重申早在初次降旨時深怕下屬辦理不善，就明确指出過的“凡民間所有藏書，無論刻本寫本，皆官為借鈔，仍将原本給還”。他詢問督撫們是否怕書中出現忌諱字面而牽連到自己，因而進呈工作如此遲緩?安撫道：“文人著書立說，各抒所長，或傳聞異辭，或紀載失實，固所不免”，“又何必過于畏首畏尾耶!”他以大清皇帝名義再次重申，“朕辦事光明正大，可以共信于天下，豈有下诏訪求遺籍，顧于書中尋摘瑕疵，罪及收藏之人乎?”他補充說：“即使将來進到時，其中或有誕妄字句，不應留以疑惑後學者，亦不過将書毀棄，轉谕其家，不必收存，與藏書之人，并無幹涉。”對膽小的人皇帝明旨鼓勵他們壯膽呈書，不必抱什麼顧慮；而對吝嗇的人，皇帝則加以開導，勸他們不要“泥于借書一癡俗說”，這隻能适應于友朋之間的交往，而今是皇帝聖旨征書，難道還要“獨抱秘文，不欲公之同好乎!”說得多麼動聽!在搜集地區方面，乾隆點名江浙諸大省，如蘇州、昆山、常熟、湖州、嘉興、杭州、甯波等地，因為這些地方“著名藏書之家，指不勝屈”，就是“其家散佚，仍不過轉落人手。”是以他着令督撫等要“實力訪覓”，不怕不能找到。搜集藏書也“不必計及非其地産”，“隻論其書有可采”。并限期半年，“令各督撫等作速妥辦矣”，“如有覓得之書，即行陸續錄送，毋庸先行檢閱。”如此誠意之征書，如此迫切之心情，足可使地方官和收藏者放下心來，不必疑慮，大膽進呈。第二年八月，當各省搜訪征集圖書工作基本完成後，乾隆就改變腔調，居然公開下達禁書谕令，把征書活動轉為查繳、銷毀所謂“違礙”、“悖逆”書籍的活動了。乾隆三十九年八月谕，兇神惡煞地強調“正當及此一番查辦，盡行銷毀，杜遏邪言，以正人心而厚風俗”。并恐吓說，“若此次傳谕之後，複有隐諱存留，則是有心藏匿僞妄之書目，後别經發覺，其罪轉不能逭。”圖窮匕首見，到乾隆四十三年十一月四日谕就明确規定，“如限滿後仍有隐匿存留違礙悖逆之書”者，“必将收藏者從重治罪。”[54]除了對“詞意抵觸”、“語涉違疑”的書列入禁令外，還下令椎碎、磨毀碑石，銷毀書闆。真是無所不用其極。在這文禁森嚴的情況下，一些文人學士，乃至一般群眾，惟恐惹禍招災，無問禁與不禁，往往自行燒毀了大量書籍，更是無以數計的。是以确切的聚厄資料，各家說法不一。黃愛平根據新發掘整理的檔案史料及其他有關材料加以綜合、排比、考校，統計出在長達19年的禁書期間，全部禁毀書籍達3100多種，151725部，銷毀書闆80000塊以上。[55]當然這還是一個可以商榷的數字，不過它反映了乾焚甚于秦火的主要史實。由于乾隆編纂《四庫全書》時有毀書、有存目、有入編之别，其存目集中，有利于後人了解古籍情況，這可算是“采撅”、“纂輯”皆備，是大聚條件之一吧!據《四庫全書總目》稱，存列目者達6793種，93551卷。國學大師章太炎對滿清統治列數十四大罪狀，而對乾隆企圖遏絕“人心思漢”，猶為深惡痛絕，他把乾隆“焚毀舊籍八千餘通，自明季諸臣奏議、文集而外，上及宋末之書，靡不燒滅”的行為，列為“其罪八也”。[56]是以按胡應麟的聚厄理論，我們稱之為“盛于高宗，厄于乾隆”。
乾隆以後較大的聚厄，夠得上胡應麟所提标準的，應首推東方圖書館。東方圖書館原系張元濟主持商務印書館以後建立起來的藏書樓，原名涵芬樓，1926年擴大為東方圖書館。涵芬樓藏書是經過張元濟不惜巨資、尋訪搜求而聚積而成的。他先後四次買進了江浙四大藏書家的善本、秘籍，即會稽徐友蘭的熔經鑄史齋藏書，太倉顧錫麒的谀聞齋藏書，烏程蔣汝藻的密韻樓藏書；以及揚州何氏的四萬餘冊藏書。由于張元濟的不遺餘力，勤于求訪，至1932年東方圖書館藏書已達46萬餘冊，涵芬樓善本書達五萬冊，其中宋本129種，元本179種，稿本71種，抄本460種，名人批、校本288種。涵芬樓所藏方志尤為豐富，多達2600多種，其中孤本205種。可是“一·二八”事變中，日寇海軍陸戰隊侵犯上海閘北地區，次日用飛機狂轟濫炸，商務印書館總廠吃了六顆炸彈，2月1日8時許，日本浪人潛入東方圖書館縱火，經精心蓄聚的50餘萬冊文獻典籍，毀于一旦![57]按胡應麟的理論，可歸納為“盛于元濟，厄于日寇”。
此後稱得上大厄的就是“十年動亂”期間，大量圖書，尤其是古籍墳典，冠以“四舊”名義，或被焚燒，或化紙漿。在極“左”思潮沖擊下，大多數書刊被貼上封資修标簽而被查禁、焚毀，出版機構被關停并轉，出版事業遭到嚴重幹擾，書刊出版陷于停滞狀态。1967年全國期刊隻剩下27種，課本隻有23種，1966年到1970年間，科技書每年僅出100多種，1974年少兒讀物才出85種，1974年少兒科技讀物隻出2種。[58]我們根據《出版年鑒》作了一次統計，文革十年是新中國成立四十年來任何十年出版數的最低點。五十年代(1950一1959)共出書244539種，文革前後的六七十年代(1960一1966，1977一1979)共出書172428種，八十年代(1950一1989)将近出書45萬種，而文革十年(1967一1976)僅出80814種。林彪、四人幫的新焚書政策，造成了嚴重的書荒，甚至出現八億人民同看八個樣闆戲的可憐景象。不禁使人想起胡應麟“元人不緝，事轶言湮”的警句來。林彪、四人幫的所作所為造成藏書史上的損失，按胡應麟理論，稱得上“厄于文革”焉!
三、藏書厄運評析
曆代圖書累遭厄運，學者們從各種不同角度來論述其原因。陳登原稱之為“四厄”，“夫四厄之來，為文獻之大敵，水火蟲害，無時而已多兵資散逸，時或不免。至于政治上之好惡，而進退其書，于古有之，此後亦必未能絕。”[59]吳楓提出三點：“第一，統治階級的暴力禁毀，是典籍文獻毀損的一個重要原因，第二，曆史上多次出現的大規模社會動亂，直接銷毀了難以數計的典籍文獻，第三，由于保管不善，水、火、蟲蛀等自然災害，而使典籍亡殘散失也不在少數。”[60]其實就受厄來說，不外乎二大方面，即自然原因和社會原因，當然也有由于社會原因引起而直接毀于自然界者。以上主要是對公家藏書而言，而對私人藏書來說，除了上述種種原因之外，更有保管制度與傳代問題。下面主要着重談談私家藏書的厄運。
(一)來自自然方面的威脅
來自自然界威脅的水火蟲害，對私家藏書厄害較大，一般藏書家把大部份心思緻力于訪求異典上，而限于财力、物力、時間、空間，鮮能為貯藏儲存創造更好的條件。是以，水火災害的降臨很難避免，尤其是火災。如1597年祁承(火業)澹生堂藏書樓的火災，使他半生心血全部化為灰燼，1650年錢謙益绛雲樓藏書由于小女兒與乳母嬉鬧，不慎碰翻了火燭，引起一場大火，燒光了他心愛的藏書，1795年(?)宋主人黃王烈家一場大火，藏書連同财物為之一盡；1855年黔南大藏書家莫友芝的藏書處“影山草堂”被焚；1893年李盛铎的“木犀軒”遭火厄。[61]葉昌熾十一月初二日記寫道：“聞木齋揚州寓廬火，藏書二百箧盡毀。中多明人集部，世多不經見之本，亦江左文獻之厄也。”[62]等等，可見私人藏書毀于火災的例子是不鮮見的。毀于水災的有王士祯的藏書，在他死後20年，黃河泛濫，淹及其藏書處，“田禾廬舍漂沒一空”，藏書當亦随之散佚。
(二)由于人為原因造成的書厄
社會動亂，戰争頻仍，公家藏書蒙受巨大損失，私人藏書亦難幸免。蒙古人南侵，元好問的藏書在逃難途中，兩車圖書在投宿時遭火焚，楊士奇祖上數萬卷書毀于元末兵燹，而吳寒、孫星衍、方功惠、莫伯骥等藏書家的藏書分别厄于太平天國、第二次鴉片戰争、八國聯軍入侵以及日寇的侵略戰火之中。而象方功惠碧琳琅館數十萬卷書，散失得如此之迅速，被視為書林一厄。王儀通在他的詩句中說“巴陵方與歸安陸，一樣書林厄運過。”莫伯骥的五十萬卷樓藏書，大部分毀于日侵，而餘散者遂零落市肆[63]。
人為原因使私人藏書不能傳流的另一點是沒有很好的接班人。大多數藏書家在彈精竭思、廣搜博采、慘淡經營一生後，結果在子孫手中化為烏有。錢曾的數萬卷藏書就是在他身後逐漸散失的；王士祯的藏書也亡佚于他死後，一部分遭黃水飄沒，但更多的是“半飽鼠蠢，半壞積霖，而乘間攫去者亦複不少，緻使先人手澤盡付東流。”[64]
此外，還有遭土匪搶劫者，如近代四大藏書家之一的楊氏(以增)海源閣藏書，他的子孫雖竭盡努力儲存了一段時間，但1929年1930年山東匪患，聊城海源閣成了土匪的司令部，當地民居十室九空，楊氏藏書亦遭洗劫。還有被從子侵奪者，如常熟藏書家張金吾的愛日精廬藏書處，被他的從子張承渙豪奪而去，他在自訂年譜中悲憤地寫道：“何意聚之二十年，散之一日夜，雲煙過眼，竟若是之速也。自來藏書家厄于水火者有之，蕩于兵戈戈者有之，子孫不能守，狼藉于鼠穴蠢腹者有之，從未有聞肪筐豪奪、且出自同宗子姓者![65]又如廣東近代藏書家丁日昌的持靜齋十餘萬卷藏書，在他生前已開始零星散失，流入上海書肆。死後就很快散為雲煙。倫明在《辛亥以來藏書紀事詩》中記述：“以餘所聞，揭陽城内有書店多家，專伺丁書。書之出也，悉由埠仆之手，多少、精劣、全缺不乏，久之又久，而書以盡。”他還講到廣州華英書局在丁日昌家鄉設了分支機構，收到書後随寄廣州。1915年“華英挾《持靜齋書目》版片歸，遂不複去，書當盡于此時矣。[66]私人藏書下場最悲的莫過于兩宋樓主歸安陸心源。陸氏藏書在1882年已達15萬卷，且多宋版元刻，不計普通訪刻之本。陸氏收藏的宗旨是“非聖賢書不敢濫收”。以緻《百百宋樓藏書志》著錄的善本書就等于天一閣的兩倍。但陸心源死後十餘年，1907年他的不孝兒子陸樹藩竟以六萬元低價，将15萬卷珍貴藏書被舶載渡海東，流落到日本财閥蘭室岩崎氏的靜嘉堂文庫去了[67]。
私人藏書的下場亦未必都是非兵即火的，也不一定全被子孫散佚的。在這方面的典範是明代著名藏書家範欽。他吸取前人教訓，特别注意防火，把《易經》上“天一生水，地六成之”用來作為他建築藏書樓的指導思想，樓分上下，喻為天地，上層為一統樓，意為天一，下層分隔六間，喻之地六，都着眼于生水，成水上，樓前有池，以防火患，故稱“天一閣”[68]。說明範欽對防火思想的高度重視。在傳代間題上他同樣有深遠的考慮，生前曾為下輩立下了“代不分書”，“書不出閣”的規矩，規定“不得随所願”，“非曝書日，即子孫亦不得登閣”，“讀者不可夜登，不嗜煙草”，“永無火厄”。又規定閣中之書不借外人，子孫要讀也隻能“就閣讀之”，才能“無散失之患”。是以天一閣藏書的散失，隻是在明末戰亂、乾隆征調、鴉片戰争以及太平天國時，遭盜賊侵擾，才有所亡佚的。“南國書城”至今還屹立在浙東之濱，月湖之畔，不能不使我們對範氏藏書的匠心獨運産生仰慕之情。[69]
不過規章制度、傳世之訓畢竟不是萬能的。祁承(火業)為了儲存藏書，也曾與子孫約定，“要求入架者不複出，蠢齧者必速補；子孫就讀者，就堂檢閱”，“正本不得出家園外”，并特别強調“子孫益之守弗失”，還在書上蓋有“子孫永珍”的印文，但他一死，繼承這份遺産的首先不是他的子孫，而後分别落入黃宗羲、呂留良手中。[70]張金吾也說過：“吾聚書多矣，必有好學者，為吾子孫。是則金吾藏書之意也夫。”誰知他還尚在世，就被從子巧取豪奪而去[71]。
私家藏書要流傳下去，最好的辦法是象鐵琴銅劍樓主瞿氏後代那樣，捐贈國家。瞿氏藏書今日仍能完整地儲存于北京圖書館，作為文物古迹供後人觀瞻，就是最好的證明。[72]
綜觀藏書厄運，不覺令人心絞，前人智慧，先輩遺著，經文典籍，毀于兵燹，化于水火，散于亡佚，而更可歎的是人為焚禁，延緩刊刻。當事者皆以為滅經籍可以愚天下，但事與願違，曆史的發展不由人們的意志為轉移，尤其是不沿着統治者們的主觀願望所發展。一把秦火，企圖滅詩書百家語，然而夾漈鄭氏曰：“蕭何入鹹陽，收秦律令圖書，則秦亦未嘗無書籍也。”他還認為“詩本無辭，書有逸篇，仲尼之時已無矣。”并非“秦人之亡”，而是“學者自亡之”。他一直認為“秦人焚書而書存，諸儒窮經而經絕”，更進一步指出，所不燒者醫農類書，可是“醫學、蔔筮、種樹之書，當時雖未嘗廢锢，而并未嘗有一卷流傳于後世者。”是以當時他已經得到“不以世主之好惡而為之興廢也”[71]的正确結論。
大陸自殷商起，已有三千六百餘年曆史，從甲骨文開始記事起，各種文獻聚散無常，因而至今還沒有一個較确切的資料。大陸曾有過多少典籍?現存文獻有多少?真正的原始史料又有多少?藏書曆遭厄運，留給我們最寶貴的教訓就是如何完整地儲存資料，避免文獻再遭厄運。唯一的辦法是編輯各種大型叢書，分藏各地，既友善學者研究，又能應付各種不測，如《四庫全書》分存七閣，雖毀仍存；而“永樂大典”隻錄一副本，将不可複得。為使大陸的文化典籍得以長期儲存，今特提出如下三點建議：
1.進行文獻普查。
為了確定文獻的不受浸蝕，首先要了解現存文獻資料的分布情況，是以必須由有關部門組織力量，制訂計劃，查明現存文獻及其收藏機關，并列目彙總，取得文獻資料，為編輯大型文獻叢書打下基礎。
2.編輯大型文獻叢書。
取得文獻資料以後，組織專家對文獻進行分類考訂，并為編輯若幹套完整的大型叢書作準備。大陸曾編過《永樂大典》和《四庫全書》，但前者已遭厄運，所留無幾，後者雖在字數、體例上超過前者，但其對文獻任意選擇，擅加删改，使資料價值大為遜色。再說這兩部書不僅不能囊括清以前的全部墳典，更不備乾隆迄今二百多年制作的重要文獻。大型叢書應儲存商周以降全部史料，必須精選最有代表性的著作、最佳版本，能聽到炎黃子孫曆盡艱辛的腳步聲，使中國人民看到充滿希望的曙光，充分展現華夏民族對人類文化的貢獻。這些叢書主要是編輯，象《民國叢書》、《中國地方志內建》、《漢譯世界學術名著叢書》那樣，按年代、按地域、按專題分類編輯。這些巨著可以說是世界上絕無僅有的，是中華文化的典範。應該列入九十年代的重點工程，作為向二十一世紀獻出的一份厚禮。
3.合理分布收藏。
書成以後，國家圖書館、省市自治區公共圖書館以及有關科研機關、高等學校作為法定收藏對象，以形成條塊分布貯藏的合理格局，其他機關可選擇收藏，使這些文獻發揮更大的作用，更能防範任何不測，抵禦各種厄運，使祖國文化遺産永放光輝，發揮其最大效益，為社會主義祖國的四化建設作出其應有的貢獻。(瞿嘉福)
注釋
[1][4]周密：《齊東野語》卷十二，見《叢書內建初編》2781号。
[2]《隋書》五。
[3]洪邁：《容齋續筆》卷十五，見《四部叢刊初編》第51冊。
[5][24][28][30][34][36][47][48]胡應麟：《少室山房筆叢》卷一，見《四庫全書》子部192，雜類886卷，P.168一180。
[6][37][52]錢謙益：《牧齋有學集·黃氏千頃齋藏書記》卷二十六，見《四部叢刊初編》。
[7][38]姜紹書：《韻石齋筆談》卷上，見《叢書內建初編》1561号。
[8][39][42][59]陳登原：《古今典籍聚散考》，上海書店1983年據商務印書館1936年版影印。
[9][44]李宗邺：《中國曆史要籍介紹》，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出版。
[10][45][46][50]吳楓：《中國古典文獻學》，齊魯書社1982年出版。
[11]《百科全書》1983年第10期。
[12]《書訊報》1989年第373一376期.
[13][15][17][19][21]《隋書·牛弘傳》，中華書局。
[14]《史記·秦始皇本紀》，中華書局。
[16][18][20]馬端臨：《文獻通考·經籍考·總叙》，浙江古籍出版社重印。
[22]《太平禦覽》卷619
[23]張一卿：《續史疑》卷下。
[25][31][35]《宋史·藝文志》，中華書局。
[26]《新唐書·藝文志》，中華書局。
[27][29]《舊唐書·經籍志》，中華書局。
[32]王明清：《揮塵錄》卷上，見《四部叢刊續編》。
[33]李心傳：《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卷四，見《叢書內建初編》。
[40]孫殿起：《販書偶記》。
[41][54]《清實錄》，中華書局。
[43]張忱石：《永樂大典史話》，中華書局1986年出版。-
[49]《遼金元三史補·藝文志》，見《古今圖書內建·經籍典》。
[50]《元史.刑法志》，中華書局。
[51]錢大聽：《潛研堂文集》卷二十九
[53]吳偉業：嗽梅村家藏稿》卷十九，見《四部叢刊初編。
[55]黃愛平：《四庫全書纂修研究》，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89年出版。
[56]章炳麟：《太炎文錄·讨滿洲檄》。
[57][61][63][64][65][66][67][69][72]鄭偉章、李萬健：《中國著名藏書家傳略》，書目文獻出版社1986年出版。
[58]張召奎：《中國出版史概要》，山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出版。
[62]葉昌熾：《緣(?)廬日記鈔》。
[68][71]《中國古代藏書與近代圖書館史料(春秋至五四前後)》，中華書局1982年出版。
[70]顧志興：《浙江藏書家藏書樓》，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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