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李世民，《贞观政要》评其“亘古而来，未之有也”，《新唐书》赞叹“至治之君，不世出也”。唐太宗是唐朝第二任君主，但论者认为，太宗策动父亲李渊叛隋自立，继而策动政变登基，他才是真正的唐朝建国者。唐太宗在位二十三年，开创了贞观之治，是隋唐盛世的展现者。
从民族角度，太宗的父系属于汉族，母系有胡族背景，祖母是鲜卑独孤氏，母亲是鲜卑窦氏。胡汉通婚是南北朝以降的普遍社会现象，独孤氏和窦氏又是汉化胡族，对他们来说，婚姻是家族的政治结盟，相信比民族融和的考虑来得实际。或说，太宗的开明跟他的胡族背景相关，但这种说法难以客观量度。
从伦理角度，太宗推翻了表叔隋炀帝，更有弑父之嫌。唐初，太宗发动玄武门之变，杀亲兄建成及亲弟元吉，并迫父亲李渊退位。或说，这是兄弟所迫，政治现实的需要，为太宗的冷酷手段开脱。或说，太宗的污点成为鞭策他的动力，以证明夺位的合理性。这些观点难以定断，更是不必要的思维，太宗是伟大君主，不是圣洁神人，何须因他的成就而尝试抹掉他的污点。
唐太宗的功绩，可以从两方面分析，一是改革制度，二是用人之道。本文只简介太宗的制度改革，另文评述其用人之道。
承隋朝的五省六曹制，唐太宗设立三省六部，由中书负责草拟诏令，由门下负责审核诏令，由尚书负责执行政令。三省各司其职，共同担当宰相的角色，既彼此合作，又互相制衡。尚书以下设立吏、户、礼、兵、刑、兵六部，按部就班，推动相关的行政事务。
唐太宗又优化三省的运作，设立政事堂，它不是部门，而是中书门下长官联席会议的地方。政事堂的设立，一则提升中书与门下的议政效率，避免中书的封驳而耽误政务。二则领有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衔头的官员可以出席会议。由于太宗即位前担任尚书令，尚书令因避讳而悬空，领有以上衔头者，即尚书副长官左右仆射也可以参与会议，达集思广益之效。
承隋朝的州县二级制，唐太宗加以优化。唐太宗把全国分为十个监察区，称为道，非正式官署，不定期进行巡察。太宗又曾任命黜陟大使，评核地方官员的表现。州的长官为刺史，太宗又把刺史的名字及功过写于屏风上，作为奖惩的依据。以上三项措施，有助提升地方行政水平，加强对地方吏治的监察。
承隋朝的科举制，唐太宗加以扩充，逐步成为主流选官途径。考试科目中，以明经科及进士科最受欢迎。明经偏重经义的记诵，成为世家大族延续权位的途径。进士偏重策论的写作，成为平民的入仕途径。虽然科举助长中唐以后的党争，但从另一角度，科举成功提拔平民，日后甚至有抗衡世族的能力。
承隋朝的均田与租庸调制，唐太宗加以推广。其实两制早于北魏施行，旨在鼓励善用荒田，但太宗有系统地推行全国。均田有为民制产的目的，以男丁授田百亩为基本原则，租庸调达到轻徭薄赋的效果，向百姓征收田赋、力役及土贡，贞观年间的四十税一，更被视为历史上最低税率的时期。太宗的田制与税制，依靠完备的户籍，收取实物，并不灵活，但切合时弊，让社会经济从隋末动乱中恢复过来。
或说，唐太宗的所谓功绩，不过是承继隋朝的结果，没有创建，但制度不是追求创意，更重要的，是否切合时代需要，是否发挥功效。在隋文帝建立的基础上，唐太宗加以调节，让制度在当世发挥效益。 《资治通鉴》评论贞观之治，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即使言过其实，但不但反映了贞观的盛世形象，也反映了百姓分享盛世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