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18世纪80年代没有解决的大学问题被重新提上议事日程。
从1801年6月24日开始,在秘密委员会”会议上象讨论其它最重要的国家事务一样，专门讨论以大学为中心，在俄国建立国民教育体制问题迫切希望把诸如“教育”，“人民幸福”，“人权和市民权”等形成于西方的理念在俄国广泛传播。
从历史的角度看，国民教育改革是在亚历山大一世执政初期，在自由派改革的轨道上进行的。但不同于俄国另外两个重大改革--解放农民和实行立宪政体，在国民教育领域，亚历山大世政府的改革取得了巨大成就。
这次大学改革是 19 世纪俄国第一个十年里所有国家改革中考虑最周密、进行最彻底的一次改革。
1802年建立国民教育部领导俄国各种类型学校的活动
建立统一管理俄国各种类型学校的独立的国家机构，而不是在各个部门相互推诿，对于建立科学的国家教育体制具有特殊意义。因此，大学改革和帝俄国家机构的总改革联系在一起，包括建立国民教育部。
这个机构在亚历山大一世俄国部的体制中得以确立,而在以实用合理原则为基础的彼得一世时期衙门的体制中，这是不可思议的。建立国民教育部的倡导者是亚历山大一世的老师拉加尔普。
他当时以私人身份留在俄国并主动参与秘密委员会的活动，包括讨论国民教育问题。1801年9月16日，他带着秘密文书拜见沙皇，建议设立专门的高等教育机构--以部为首的委员会或司来管理俄国从小学到大学的所有学校。
拉加尔普指出，尽管1786年叶卡捷琳签署了国民学校委员会起草的《俄罗斯帝国国民学校令》四，但有关机构没有在县和县以下行政区划内切实履行建立相应国民学校的法令，他就此进一步警告说，仅仅建立几个“明星”学校而中断面向全体国民建立农村学校的做法是十分危险的。
拉加尔普在文书中阐述:“让大城市都有自己的大学、中学和国民学校--很好，但是还要让农村居民有自己的学校。在那里他们至少可以学会读书、写字、计算。要知道正是这点促使荷兰、新教德国、英国和美国拥有了巨大的优势……”
拉加尔普把教育改革的成就同逐步解放农民，使他们摆脱农奴制依附地位相结合。他一直认为国民教育问题应该同确立“个人权利和地位”的广泛法律改革同时进行。
在1801年10月16日给亚历山大一世的信中拉加尔普强调，俄国面临两个迫切的改革--国民教育和制定公民刑法法典，使教育和法律适应帝国的需要。
M·H·穆拉维耶夫改革对 1804年章程的影响
在1803年被任命为莫斯科学区督学，同时也是国民教育部副大臣的米哈伊尔·尼吉金·穆拉维耶夫(1757-1807年)在进行大学改革过程中起了特殊作用。
值得注意的是穆拉维耶夫和拉加尔普同为亚历山大一世的老师。作为教育事业的衷心拥护者，穆拉维耶夫认为教育是实现人民幸福的主要基础，而科学自由不仅是教育发展的必要条件，也是提高国民道德的必要条件，个人道德水平的改善是评价各种科学的标准”。
但是不同于拉加尔普，他不脱离实际，死守西方思想教条，而是和叶卡捷琳娜时期俄国文化的总体发展有机结合，力求在俄国现实条件下实践其教育思想。可以说，通过穆拉维耶夫的努力，莫大成为大学改革的典范，从而推动已有半个世纪传统的莫大成为独树一帜的教学法和科研中心。
借鉴梅涅尔斯、波拉杰斯和其他西方国民教育活动家的思想及他本人对教育概念的理解，穆拉维耶夫在制定新的大学章程中做了大量工作。不久前在俄联邦国家档案俄罗斯民族书库手稿部中发现的两份莫大章程草案四，是穆拉维耶夫在 1803-1804年上半年起草的。
穆拉维耶夫的方案综合体现了以往诸多学者的治学思想。哲学系思想由 1786年国民学校叶卡捷琳娜委员会成员、奥地利学者Φ·И·科列伊杰曼提出;神学系的思想由B·H·卡拉齐在1802年秋提出的哈尔科夫大学方案中被发展;而预科系早在1755年莫大章程中就已存在;从1779年开始，莫大附属师范学校的毕业生可以获得学士称号，而中·达理杰建议应该立即按德国模式授予大学毕业生最高学位。
从整体上看，虽然在建立语文系和物理一数学系时考虑到穆拉维耶夫的建议，但1804年章程通过的系结构实际上不同于他的方案。在 19 世纪 20年代后半期，自然哲学的拥护者--Φ·谢林革和 ·奥肯在大学教育改革的许多方案中都提到把哲学和自然科学系合成一个系。
除了制定方案，M·H·穆拉维耶夫在很多方面为莫大的建立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对1804年章程的制定产生重大影响。
1803年帝国科学院规章对1804年章程的影响
科学院和大学是国民教育部系统中权利相等的机构。1803年帝国科学院规章(以下简称 1803 年规章)要求科学院同所有大学保持联系。
随着独立自治大学网络的建立，科学院附属的大学和中学被撤销了，科学院不可避免地丧失了教育功能而仅保留科研功能。不过，科学院院士有义务带领青年学者开展科研工作,以便随着时间推移用俄国学者补充科学院院士的位置。
从这个意义上讲，1803年规章促进了大学的发展。在赋予科学院自由选举科学院院士的权利时，1803年规章规定，俄罗斯学者和外国学者优势相同的情况下要优先选用俄罗斯学者吗。与之相似的是，在选拔教授时，1804年章程第62条规定，优先选用具有专业知识和良好品质的俄国人。
19 世纪初科学院和大学获得了一定自治权。科学院大会(由科学院院士组成)是科学院最高机关，对大学委员会(由教授组成)负责。在大会和委员会会议上讨论科研问题(在大学里讨论教学问题)，选举科学院大会和大学委员会新成员，从本国和外国优秀学者中选举名誉会员。
但是和选举大学校长不同，科学院主席还是象以前一样由沙皇从贵族中任命。
科学院院士和副院士进入科学院的规定与教授和副教授进入大学相比，大致相同，只是相应数量不同:科学院有18名正式院士，20名副院士;而大学正副教授数字的多少恰好相反:28名正式教授，12名副教授编外院士和编外教授分别为院士和教授的过渡职位，他们的数量不受限制。
无论是院士、教授还是副院士、副教授都按官阶表授予相应官阶等级科学院和大学摆脱了当局的书刊检查，取得它原本应有的权利:从科学院院士和教授中选举书刊检查员对科学院和大学出版物的内容负责。同科学院所有成员一样，大学生、教授和大学中的工作人员自由住宿，享有自己的司法权。
1803 年规章和 1804 年章程关于理论联系实践的导向极为接近。1803年规章第1条规定科学院的任务是完善科学，以新发现丰富科学，促进实验和观察理论及有用成果的实际应用。
而大学章程要求教授不仅讲自己的科目，还要让听课者了解本国和国外最新科学发现，努力在所有学科把理论和实践相结合。
科学院里系和课程结构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从原来开设8门课程增加到 14 门课程:从自然史中分出三个独立的科学领域-一动物学、矿物学和生理学，引入某些人文学科，包括政治经济学和统计学。
通过物理一数学系设立的一系列教研室甚至可以说,科学院学科释义超过大学 30年，因为只是依据1835年章程才把动物学和矿物学分开讲授。这对大学里系和学科的发展起到了积极推进作用。
按 1804 年章程，大学开始管理行政和经济事务。以主席为首(大学里相应以校长为首)的科学院大会附属管理委员会是大学理事会的雏形，无论是科学院院士还是官吏(在大学里是系主任和常任陪审员)都可以进入理事会委员会。
相比之下,不难看出 1804年章程的确在很多方面深受 1803 年帝国科学院规章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