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律楚材，曾为金朝臣子，在金和蒙古发生战争时，因得成吉思汗赏识，加之对金朝的失望，遂入仕蒙古汗国，在接近三十年的时间里，一直非常受重视。
在元太宗窝阔台时期，他提出并付诸实施的一系列政治、经济和文化举措，巩固了当时初创未久的蒙古政权，为后来元朝大一统帝国的建立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虽然，金戈铁马横扫一时，但在文明进程中还远远跟不上节奏，他们入主中原后，其落后的思维方式和生活习惯一度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严重破坏了社会经济。
在这种情况下，耶律楚材以他的远见卓识和不懈努力，帮助蒙古统治者转变观念，恢复和振兴经济，迅速跟上了历史发展进程。
那么，耶律楚材都做了哪些事情呢？
建立、健全国家财政管理机制
耶律楚材主张从国家层面有序、有效地进行财政管理，突显国家在经济管理上的主导地位。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削弱诸王贵族的财政控制权，实行财政独立制度
蒙古政权传统上对诸王贵族是实行分封制的，但耶律楚材认为这不利于中央集权，易导致割据局面，后患无穷，所以他坚决反对。
当窝阔台准备把土地、人民分封给亲王功臣时，楚材说:“裂土分民，易生嫌隙，不如多以金帛与之。”但是窝阔台说已许诺在先了，难以反悔。
于是楚材说:“若朝廷置吏，收其贡赋，岁终颁之，使毋擅科征，可也。”建议由国家任命该地区的官吏，统一征收赋税，然后在年底按照相应的标准再分给诸王贵族。
这样，就削弱了诸王贵族在各地的财政控制权，可以有效地避免他们拥兵割据，进而导致政治上的不稳定。
窝阔台采纳了楚材的这一建议，下令在全国广大地区，由朝廷设置官吏，征收并进行租税分配，王公贵族们“非奉诏不得征兵赋。”
从此确立了由政府征收赋税的制度。楚材这一措施，有力地限制了高级贵族的权力，巩固了蒙古政权，为以后元朝大一统帝国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楚材坚持国家财政统一的另一做法是分割地方官吏的军事、行政职权。传统上，因为二权统一，军事长官同时也是行政长官，这造成了官吏们擅权的局面。
“先是诸路长吏兼领军民钱谷，往往恃其富强，肆为不法。”为此，楚材将军事、行政、课税三个部门的职能权限进行拆分明确，各司其职:“长吏专理民事，万户府总军政，课税所掌钱谷，各不相统摄，遂为定制。”
所有相关赋税钱粮的事务，全部由课税所来管理调度。这一措施限制了地方官吏们的特权，充分体现了财政独立的思想，致力于从财政方面维护国家的统一。
(二)用课税制代替军事掠夺
在成吉思汗时期，凡所需物资多靠军事武力掠夺，谁掠夺即归谁拥有，还没有形成“国家财政”的意识，这样，大小官吏们凭借巧取豪夺，家资丰厚，而官府则储备无几，捉襟见肘。
为了充实国家财政，限制官吏们的肆意搜刮，也为了减轻民众因遭受无节制的侵夺而带来的痛苦。
1230年(太宗二年)耶律楚材向窝阔台建议:军事进攻需要足够的财力作保障，若由政府对农田、山泽、商业以及盐、酒、铁冶等进行征税，每年“可得银五十万两，帛八万匹，粟四十余万石”，足够保障所需供应。
窝阔台采纳了其建议，于是在燕京等十路设立了征收课税所，推行有规则的税收制度。十路课税所皆由儒者负责，保证了管理团队的文化素养，开了元朝任用文臣的先河。
次年秋季，当“十路咸进廪籍及金帛陈于廷中”时，窝阔台非常高兴，于是拜耶律楚材为中书令，更加信任，楚材也因此可以更顺利地推行其各项经济措施。
耶律楚材不但积极建议窝阔台实行课税制，在课税制确实之后，如何征收课税，他也有自己的见解。起初大臣们建议窝阔台按人丁数目征收田赋，而耶律楚材则坚持按户数进行征收。
如果以丁定赋税，会出现两个弊端:一是以丁定赋税的负担比以户定赋税的负担要重得多，百姓因税重而逃徙，反而会破坏税源，影响收入。
二是会使丁多地少的百姓负担过重，致使赋税不均，同样会破坏税源。耶律楚材洞悉了“以丁代户”的危害性，所以坚决反对。
最后窝阔台折中两派，部分地接受了耶律楚材的建议，“命河北汉民以户计出赋调，耶律楚材主之;西域人以丁计出赋调，麻合没的滑刺西迷主之。”
金亡之后，随着蒙古政权统治区域的扩大和统治力量的加强，1236年，朝廷颁布了详细的征税标准。
征税额度确定之初，大臣们普遍认为太轻，而楚材则坚持说:“作法于凉，其弊犹贪，后将有以利进者则今已重矣。”
认为在生产尚未恢复时，赋税不应过重，只有随着生产的逐渐发展，民间财富的逐渐增加，赋税额度才能相应地有所调整跟进。
他不仅认为税收是增加财政收入的主要手段，更认为国家财税收入要建立在发展经济、广开财源的基础上。这种生产和财政两者相辅相成的思想，对恢复和发展战后凋弊的经济状况具有积极作用。
(三)合理发行纸币，避免引起通货膨胀。
据《金史·食货志》载:金章宗时期，由于民间铜铁短缺，于是政府大量印发交钞，导致纸币不断贬值，所以百姓一旦得到钱币就珍藏起来，而优先使用纸币。
加上朝廷对纸币只知道发行而不知道回收，导致“钱日贵而券日轻”，带来一系列社会问题。因为有金末发行交钞失败的前车之鉴，楚材反对无节制地发行纸币。
1236年，于元奏请发行交钞，楚材建议政府应确定最高发行额，“印造交钞，宜不过万锭。”通过限制纸币发行总量，避免因通货膨胀而引起财政危机，进而给人民带来巨大损失。
而且，还要及时更新旧钞、破钞，不能只发行不回收，这样才能得到百姓的拥护。他能充分认识到纸币的流通作用，且主张发行纸币时要采取稳健的政策，这和当时强烈反对发行纸币的众多经济思想家(比如许衡)相比，确实更有远见。
保护和发展农业生产
在整个封建社会中，重农思想一直占据主导地位。耶律楚材对农业也是非常重视的，在其呈给太宗的时务十策中，“八曰务农桑。”
但蒙古贵族历来轻视农业生产，因此，耶律楚材提倡重农则是为了帮助蒙古统治者提高认识，转变观念，有着更为突出的时代必要性。
表现之一是提倡保护农田。蒙古族传统上是以畜牧业为经济主导样式，不习惯经营农业，入主中原之后，采用跑马圈地的方式，将许多农田辟为了牧场。
窝阔台即位不久，别迭就建议说:“汉人无补于国，可悉空其人以为牧地。”这严重破坏了当地的种植业传统经济，也使大量农民因为失去田地而流离失所，不但阻碍了经济发展，也带来了很多社会问题。
为了引起窝阔台对中原农业的重视，耶律楚材建议设立燕京等十路征收课税所，以税收制度代替军事掠夺，这样不但有利于中原农业的迅速恢复，还能增加国家的财政收入。
在他的影响下，窝阔台对农业也逐渐重视起来，农业相比于畜牧业更有经济效益的特点得以逐步显现。
表现之二是重视农业劳动力的价值，调动他们的劳动生产积极性。首先，耶律楚材多次阻止蒙古贵族的屠杀政策。
1233年，蒙古军队攻下了金朝都城汴梁，因为攻城时遭到了金朝军民的顽强抵抗，蒙古军队的损失较大，所以窝阔台在胜利后准备屠城，耶律楚材闻讯，急忙劝阻窝阔台，“将士暴露数十年，所欲者土地人民耳。
得地无民，将焉用之?”引导窝阔台提高对劳动者价值的认识。经过他的不懈努力，窝阔台终于放弃了全面屠城的念头，下令除金朝皇族完颜氏外，其余者皆可宽宥。这为恢复和发展中原农业生产提供了大量的劳动力资源。
其次，楚材很注意提高劳动生产者的社会地位。在蒙军南下的过程中，蒙古贵族们往往将中原民众掠为“驱口”，数量“几居天下之半”，地位相当于牛马，可随意赏赐和买卖。
这严重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也大大减少了国家的财政收入。为此，耶律楚材采取了“括户口”的办法，将他们变为编民。
这个举措虽然主要是为了保证政府拥有的劳动力数量，但客观上也提高了劳动者的社会地位，调动其劳动生产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据记载，在太宗窝阔台时期，中原地区共括户口三次。第一次始于太宗五年，“括中州户，得户七十三万余。”第二年，耶律楚材不但下令继续括户口，还宣布“匿占者死”，对违抗者采取高压措施。
这次括户口的效果更加显著，“国初方事进取，所降下者，因以与之，自一社一民各有所主，不相统属，至是始隶州县。”
加强了中央集权，为国家争取了大量劳动力。第二次括户口在太宗八年，“复括中州户，得续户一百一十余万。”第三次是在太宗十二年，再次下令“籍诸王大臣所俘男女为民。”
几次大规模的括户口行动使得大量的农业劳动力摆脱了私属奴隶的身份，成为国家的编民，社会地位明显改善，劳动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也有所提升。
不但农业生产相应地得到了发展，财政收入也开始逐年增加。从太宗二年到太宗十年，中原课银由五十万两增加到一百一十万两，翻了一倍还多。
限制商人的敛财干政行为
蒙古社会历来有重商传统，对商人非常优厚。窝阔台时期制订税率，“三十税一”的商税也是比较低的，其主旨就是鼓励商业发展。
但随着成吉思汗西征，开辟了中西交通，一些西域商人随之东来。他们在正常的商业经营之外，还利用各种渠道扰乱国家财政秩序，力图把控国家财政大权。
最主要的方式就是“扑买”。即“由商人以较低的数额在规定时间内一次向国家缴某一项税款，承包者再按较高数额向百姓征收，从中获取差额利益。”
宋代就有扑买制度，但范围还比较小。到窝阔台时期，扑买范围逐渐扩大。太宗九年，西域和中原富商们准备以近二百万巨资，大范围地扑买天下课税，范围涉及差役、基建、盐酒、桥梁渡口乃至家畜家禽等。
如此大规模的扑买行为，一旦实现，相当于由巨商们掌控了国家的经济命脉，后果非常严重。对此，楚材坚决反对。
劝太宗说:“此贪利之徒，罔上虐下，为害甚大”，窝阔台听从了楚材的劝告，这些扑买计划都没有成功。
但是一年后，回鹘商人奥都剌合蛮攀附中书右丞相镇海，以银四万四千锭扑买天下课税。楚材再次进谏，陈说利弊，认为这会加重百姓的负担，扰乱社会秩序。
可惜太宗已被奸商佞臣所蛊惑，且醉心于扑买给官府带来的经济收益，不听劝告。楚材叹息道:“民之穷困，将自此始，于是政出多门矣。”
除了扑买之外，发放高利贷也是商人们的重要敛财手段。他们所发放的高利贷利息极高，就像母羊产羔一样逐年繁殖，俗称“羊羔利”。
“其年则倍之，次年则并息又倍之”，如此以几何级数增长的后果，是负债者一旦负债，则越陷越深，即使典尽了家产，甚至卖妻鬻子，仍然无法偿还。
不但普通百姓深受其害，甚至官府也要受到它的盘剥。因为据规定，一旦商贾们的财货被盗贼抢劫之后，若一年之内不能捕获盗贼，就得由本路民户赔偿其损失，否则就要追究当地官吏的责任。
而当地官吏一旦无力赔偿，只好靠借高利贷偿还，于是深陷其中难以自拔。为了打压高利贷势力，减轻人民负担，楚材于1236年征得窝阔台同意，“将以往民间所负者，官为代偿之”共用官银七万六千锭。
然后又发布法令，以后无论借贷时间长短，把高利贷的利息限制在本金的一倍范围之内:“今后不以岁月远近，子本相侔，更不生息。遂为定制。”这对约束商人的行为，抑制高利贷的恶性兼并起了较大的作用。
利民、节用思想
“爱民”是儒家仁政思想的重要内容，楚材深受儒家思想影响，其经济措施中常表现出“爱民”、“利民”的特点。
他强烈反对对百姓横征暴敛，主张藏富于民，曾说“民穷为盗，非国之福。”认为对百姓应该体恤，防止任意加重人民负担。“中原之地，财用所出，宜存恤其民，州县非奉上命，敢擅行科差者罪之。”
为了使中原百姓在战后能够休养生息，他曾多次劝阻窝阔台的侵害百姓利益的做法，情辞恳切，有时甚至难以自控，以致窝阔台说他:“汝又欲为百姓哭耶?”
史料中此类记述是颇多的。1236年，窝阔台打算在中原由官府收拢民间母马。和以畜牧业为主要产业的蒙古地区相比，中原马匹数量本来就很少，而且马对农业生产又非常重要。
因此，楚材进谏说:“汉地所有茧丝五谷耳，非产马之地。若今日行之，后必为例，是徒扰天下也。”最终窝阔台采纳了他的意见。蒙古国因为地广人稀，所以驿站很多。
驿站下设站户，他们要为往来使臣和西域客商提供食宿、停息之所，乃至车辆马匹。四方往来诸使往往打着“王命”的旗号，对站户肆意刁难，“要索百端。供馈稍缓，则被棰挞，馆人不能堪。”
乃至侵夺百姓，当所乘马匹疲乏之后，便强夺民马乘之。楚材建议窝阔台给沿路使臣发放“牌札”，以证明身份，并且规定明确的“饮食分例”，不准他们随意刁难站户。
这样限制了使臣们的胡作非为，减轻了站户和民众的负担。为了拓宽赋役征收渠道，减轻、分担百姓们的赋役任务，楚材建议:“诸路民户今已疫乏，宜令土居蒙古、回鹘、河西人等与所在居民一起应输赋役。”
还主张“僧道中避役者多，合行选试。”通过者政府承认其名分，不通过者不能享受避役的特权。楚材不但主张赋税从轻，还采取灾年减免赋税的措施，使人民少受痛苦。
1238年，燕京路课税史陈时可等人汇报说许多地方遭受了旱灾和蝗灾，窝阔台向楚材征求赈济方案，楚材建议免去当年赋税。
太宗担心财政不足，楚材本着“量出为入”的财政思想，说:“仓库见在，可支十年。”打消了太宗的顾虑，于是，窝阔台“诏免今年旧租，仍停旧未输纳者，俟丰岁议之。”
而且在楚材的建议下，又免掉了三十五万逃户的赋税，“民赖以安。”这些举措减轻了百姓的负担，都深受百姓的拥护。
窝阔台死后，皇后乃马真氏临朝称制，楚材没有了汗权的支持，回鹘巨商奥都剌合蛮凭借行贿官居显位，权倾朝野，满朝官员皆畏惧、顺从，只有楚材敢于正面与其斗争，“有不便于民者，辄中止之。”奥都剌合蛮曾用五万两银子收买楚材，楚材拒不接受。
崇俭是儒家传统经济思想之一，本着致力于减轻百姓负担的初衷，楚材是提倡节俭治国的，曾建议窝阔台应禁止各地贡献礼物，认为其“为害非轻”，若不禁止，“蠹害之端，必由于此。”
因为贡奉的负担终究还是要落到百姓身上的，但是窝阔台并未采纳。不过，于其自身，则是始终奉行节俭原则的。他虽位尊权重，却丝毫不因此而为自己经营产业或聚敛财富。
而且日常生活也非常俭朴，“所得禄赐，分散宗族”，毫无贪图享受之念。他死后，政敌中有人诋毁说他任相位二十余年，贪污公款公物数额巨大。皇后派人去查看，“唯名琴数张、金石遗文数百卷而已。”
以上，从四个方面论述了耶律楚材“以儒治国”的经济思想。在金元更替之际，蒙古统治者南下中原，其传统的经济观念和中原相比，有着极大的疏离乃至矛盾。
楚材在他仕元的三十余年间(主要是窝阔台时期)，勇敢地承担起了历史赋予他的使命，其经济思想顺应历史潮流，有利于人民的休养生息，有利于生产、经济的发展与繁荣。
而且在推行的过程中，以大无畏的精神，敢于和反对派做斗争。在太宗的信任、支持下，他的一系列经济决策对国家经济的恢复和发展都产生了明显的效果。
到窝阔台晚年时，社会财富迅速增加，牲畜遍野，粮草如山，百姓安居乐业，一派升平景象，以至窝阔台当众夸赞他说，“非卿，则中原无今日。”
可以说，作为历史上的杰出人物，楚材以他的远见卓识、担当气魄和实干精神，推动了蒙古社会的封建化进程，巩固了蒙古政权在中原地区的统治，进而为大一统元帝国的建立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为祖国的统一和进步贡献了自己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