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新华书店的记忆，还是在老家的时候。那是上个世纪60 年代末，母亲在县新华书店上班，我上小学一年级。下午放了学，或是在假期里，我就跑到书店找母亲，柜台里书架上那各种各样的小人书吸引着我。我兴奋地爬上书架，看了一本又一本。到书店关门，才跟妈妈一起下班回家。
1970年，我们全家随父亲工作调动来到榆次。母亲不在书店上班了，可新华书店仍是我常去的地方，平时问母亲要了几毛钱，总是到新华书店买小人书。有时兴冲冲地去了，书店关门，门里的玻璃上挂出一张纸片，上写“今日盘点”，我就会很扫兴。
那时，榆次的新华书店有两个。一个在北大街的北口，路西有一间20来平米的老房子，我们排房里的孩子，叫它“小新华书店”。这是一个颇具山西商业铺面特点的前坡斜长的砖瓦建筑，临街两扇玻璃门。门楣上方，一块长方形白油漆木板上写着两行红字，上是黑体：“晋中地区”，下是题词，“新华书店”。绿漆漆的门窗。门的一边有玻璃橱窗，里边陈列着各种政治书籍，就是没有小人书。进去，北、西两边柜台，靠墙是书架，卖少儿书的在北柜台。我的许多小人书，像《雁翎队》《桐柏英雄》《小英雄雨来》《连心锁》《沸腾的群山》《特级英雄杨根思》，就是在这家小书店买的。“小新华书店”，一直开到1990年代后期，修复老城，这条街也改造得不是昔日的样子了。现在想想，怪怀念的。
昔日的新华书店匾额
一个在东西顺城街上紧挨榆次电影院，是一座坐南朝北的几层大楼，自然被我们叫作“大新华书店”。我到“大新华书店”路过电影院，有时看到售票处挤满了买电影票的人，也不能激起我看电影的热情，我总是快步地往我想去的地方走。
“大新华书店”进门是两扇弹簧大玻璃门。进去，大厅顶高，水磨石地面，宽敞清凉。也早知道少儿组在哪个方位，便径直奔过去。站在自己的头也高不出多少的柜台前，叫售货员给拿《钓鱼》《闪闪的红心》《芦荡小英雄》《艳阳天》。售货员转身，拿过书来，往柜台玻璃上一丢。那在心里想了许久，崭新的小人书就往我这边滑过来。我马上翻一下，一手把几分钱，或一二毛钱，递过去。售货员还要给书背后摁上一个红印章，这样我就拿到了我喜欢的小人书。到书店多了，我对“大新华书店”的一位与母亲年龄差不多体态胖胖的售货员很有印象。她每次都是把我要的书稳稳地放在柜台上，站在里边微笑着看我翻书，然后从从容容地收钱盖章，而我也就不那么慌了。
晋中书店售书章
新华书店售书章
买小人书多了，我对售货员要在书的背后（封四）盖的那个小红印章就特别有印象。它长两公分，高一点三四公分，主图是一本打开的书。“书”的两面各两个字：“晋中”“书店”，“书”页的右边还靠着一枝上边有5片树叶的小树枝。大小“新华书店”盖的都是这一样的售书章。而且使用了很久。从我买的书上看，是70年代初一直到80年代后期，我1989年4月买的《傅雷家书》上盖的还是这枚章。
过年的时候，我会跟着母亲去买年画。这时，里边的情形就与平时的冷清大不相同了。大厅里挤满了大人，头顶上到处是在一根根铁丝上悬挂着的年画，每张年画的下边都别着一块小白纸，上边用毛笔写了粗粗的数字。买年画的人，就大声地冲售货员叫着年画上的数字。我夹在大人们中间，看见平时清静的卖小人书的售货员，也在卖年画。她们费劲地把重重的一叠叠年画折来折去，然后卷起来，拿给买年画的人，忙得很。母亲也像其他人一样，买了年画。这时，我就趁机要母亲给我买一二本小人书。过年呀，母亲会痛快地给我几毛钱。我就跑到被热闹场景挤到很边的一个柜台上，买上一二本小人书，然后高高兴兴地跟母亲回家了。
后来“大新华书店”迁到了迎宾街上。我也长大了。成家后我们从城里搬到了王湖路，离书店还是不远。女儿上小学后，我就经常带她到新华书店，自己买书，更想培养女儿爱读书多去新华书店的习惯。果然，不久，女儿就像我小时候一样，新华书店成了她在假期里常去的地方，就是妻子带她上街，也要先到一下新华书店才行。进了书店，开放式的书架，方便了孩子。女儿先是一个人静静地看，她喜欢了，就叫买。2003年女儿上三年级了。一天，她回来兴奋地说：“今天我和同学到新华书店去了，还买了一本书。”我一看，是一本《冰心儿童文学新作奖获奖作品集》。我高兴地笑了。
现在，网上购书很方便了，我也就好久不在书店买书了。可是，在工作之余，或是疲倦了的时候，想找一个放松一下自己的地方时，我还是会选择到新华书店去，在舒适的大厅里，听着轻松的音乐随意地看看书架上的各种书，也是一种享受。
新华书店，有我童年的记忆，是我精神的一个憩息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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