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陈 侗
内容摘要：本文以博尔赫斯书店作为“独立空间”的经验为例，提出了在当下的情境中继续“做事情本身”的必要性，同时也根据时代的发展情况，肯定了社会参与取代个人意志的意义。文中提到的“基层”和“群众”这些“过时的概念”，从实践的角度反映了从事当代文化推广不能忽视服务对象。提出这一点恰恰是由于流量经济不能使创造力被真正激发，以及对于过去很长时间内消费群体内卷现象的反思。
关键词：博尔赫斯书店 “做事情本身” 服务对象 消费
在当下时兴的“在地性”“南方性”“艺术生态”“大湾区”这些概念，出于一种对主流话语的习惯性回避，我会用“地方性”“基层”“群众”“土壤”这些听起来颇为过时的概念来替代。虽然这跟我当下所处的环境有关，但同时也是长期的实践——如果我同意被归入“独立空间”——积累起来的经验总结。这个实践也许与当代艺术的发展同步，也许稍早，总之它不是被当代艺术鼓动起来的，但同时又与当代艺术密切相关。也就是说，从“独立”的角度来看，这个实践是一种通过对西方的文化利用而进行的本土文化补充，同时它又并非完全独立（即主要不是源于个人的心血来潮），至少它是在主流媒体的引导下才开始的。这样的主流媒体率先实现了文化上的思想解放，即我们当时所说的“补课”，所有有志文化青年都深受影响，有些成为“我们这一代”——借用肖全的摄影主题——中的杰出艺术家，有些成为文化推手，通过媒体、空间或写作去探索我们今天所说的“现代性”。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只有通过这种先进的或者时髦的立场和态度，我们才可以说自己介入了时代。即便是重新去讨论中国传统文化，这个时代也为我们设置了“中西文化比较”这样一个课题式的语境，而最终这一切都被“全球化”这一概念赋予了普及和深入的合法性。
博尔赫斯书店（时代）店面一角
悬挂的书模型既指向书店的精神源泉——午夜出版社，书名本身也意寓着书店推广当代文化的性质：任何时候都在进行一场沉默的战斗。
从文化特性和经营效果——一直在赔本——来看，博尔赫斯书店的确是一个“独立空间”。尽管从个体经营来归类，它更贴近它的日常，但作为经营者，我的艺术家人设不会让它只是成为一门生意。也可以说，从一开始我就没有想到它是生意（哪怕它在文化上的高端性可以免除给我贴上“生意人”标签），仅仅是出于开一个窗口的童真般的考虑，因为当时这样的窗口可以说是几乎不存在的，甚至连“空间”这一既包含物质又超乎物质的概念也不存在（至少是没有普及）。不过话又说回来，如果博尔赫斯书店不是一家正式注册的文化企业，而仅仅是在那些年月里做了很多“替代性空间”的工作，如展览、讲座、出版和国际交流，虽能获得历史名声和地位，但恐怕不能延续至今。也就是说，它的“工商合法资格”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它必须运行，而不是可运行可不运行。当然，强调它的“必须运行”——也就是所谓“坚持”——仍然跟我的个人境遇或者性格有关。说得夸张一点，就是有点杞人忧天，以为撤退必然导致人心涣散，这无疑是夸大了自身的作用，以及没有正视时代的变化。在历史的书写中，像博尔赫斯书店这样一种自以为是的负面作用完全被忽略不计，反而是其中的某些价值被一再提炼出来，于是就形成了我们今天乐意讨论的话题：独立艺术空间的多重可能性。
这个话题是将来时态的，所以我不打算用单独的篇幅来回顾博尔赫斯书店的历史，只是会在叙述时涉及它过去的某些点，用来证明所检讨和所希望的是有历史依据的。
本文作者为即将进入的顺德渔人码头空间所绘的外墙围蔽广告草图
工人的动作取自书店第二次搬迁时的建筑体拆除画面，后来用作了书店的购书章图案。
毫无疑问，我们今天不再处于30年前资源相对匮乏的环境，无论空间资源、信息资源还是观念资源，都存在已选、可选和备选，问题的核心因此就成了支持作任意一种（或多种）选择的理由和条件，而形成这些理由和条件的基础对于不同起跑线的实践者来说也是不同的。对于博尔赫斯书店来说，它的基础便是经过实践和产出而不断巩固起来的文学幻想，具体来说就是幻想建立一个以叙事来激活人的创造性的平等的大文学社会。这个幻想是基于文学的生产、推广和消费的特征而产生的，同时也依靠现代文学的创新性而得以巩固。在我们的“以文学的方式做艺术，以艺术的方式做文学”的口号中，任何人都可以读出它的聚焦点是在文学，即便站在艺术的角度，它也似乎在说，只有能够被文学化的艺术才是真正的艺术。这句可能令人不以为然的口号无疑形成了我们今天在当代艺术中的某种程度的缺席，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无论是当代艺术的实践者还是推动者，都遇到了举步维艰的现实困境，虽集中表现为资本的停顿，但相信问题正如一个人的病症，是由很多方面导致的。即便体量再小，博尔赫斯书店同样承认自身也被这一困境拖累，但如果我们只考虑如何建构良好的运营模式，而不回到“事情本身”即前面所提到的“幻想”，那么，试图摆脱这一困境的动力也会在困境的加剧中自动消退。
博尔赫斯书店2024年春节期间“月中朗读会”读者合影。当晚读的是布努埃尔的电影剧本《一条安达鲁狗》。
所以，如果说三十年前我们主要考虑的是产品——图书、讲座和其他公益活动——的属性和质量，今后的重则将会是这些产品的服务对象。可以说，过去的服务对象是自动生成的，即由相同或近似的人设组成的或大或小的圈子。在一定的时间段里，这个圈子是相对稳固的；随着时间的推移，社会文化的影响和大学教育的职业化，使得这样的圈子既不稳固，也需要采取各种商业的手段来重建。于是，破圈成为当务之急，并出现了上文提到的“基层”和“群众”。但我们需要警惕的是，“基层”和“群众”如果只是形成流量数据，以此来吸引资本的支持，那这样的局面并不比过去更好，甚至更令人担忧。
本文作者为博尔赫斯书店“来耍”定期文学交流活动所绘的广告。这个旨在鼓励业余写作的活动每两周举行一次。
抛开前面提到的那句口号，博尔赫斯书店作为“独立空间”所积累的经验可能就只有前面同样提到的“做事情本身”。因为没有点明“事情”是什么，所以这个经验或许值得推广和被借鉴。“做事情本身”大体上仍可归为某种“经营之道”，属于“经营之术”的上一级概念，既为“道”，便不是随意可取可舍，所有的坚持便来自这种“遵道”，也就是尊重事情本身。如何理解我们说的“事情本身”？从技术层面来说，它可能就是“保证质量”的同义词。举几个例子：一个图书发行员在做每一本书的推广时，先读了书再用自己的心得去做推广，便是“做事情本身”，这比只根据编辑写的推荐词做机械式推广质量要高，当然也更让人感动；一个展览策划人在研究了艺术家的每一件作品之后再写前言，尽管文中不一定提及任何一件作品，也比只大致了解作品而写出一篇洋洋洒洒的理论性文章质量要高；一个独立艺术空间通过裁员来降低运营成本比不过提升员工的专业素质所能带来的转机，尽管同时还要搭上一定的时间成本。
博尔赫斯书店的业余演出团体“萨瓦纳剧团”在广州户外艺术节上合影
该剧团已经在同一个场地上演出了三次《小街风情》的不同版本。
博尔赫斯书店针对“事情本身”所作的工作同时也包括排除一切商业化的做法，比如不出售所谓畅销书，不给图书打折，不设会员制。如果说这些个“不”属于另一种商业噱头，那么它所获取的回报恰恰就是读者对它的风格的认同，同时，这些读者的数量也因此变得越来越少。于是，便映射出在当今条件下从事文化推广的种种问题，其中最为突出的就是服务对象（或接受对象）的问题，换句话说，就是如何避免过度内卷，如何避免把小众圈定在已知的范围。在我们看来，小众应该是一个类型概念，不能沦为区域概念，这与人们在发展当代艺术时所提出的“地方性”或“在地性”并不矛盾。也正是在这一点上，我们发现文学具有超越小众区域化的优势——我们的读者遍天下。根据这一点来进行市场推广，技术上可以尽可能开放，为此而努力也是“做事情本身”。
“萨瓦纳剧团”在广州户外艺术节上最近的一次演出，背景为本文作者手绘的书店书架。
在即将拓展的顺德渔人码头的另一个“独立空间”中，上述问题将以对立统一的关系更加急迫地摆在我们面前。这个由地方社会组织支持的空间无疑更注重“运营模式”，而这种模式究竟是凭空构想还是在实践中产生，似乎已自动变成了分析客观困境的另一面——更多的可能性和希望。新的生产或许在某种程度上替代了“运营模式”，只有深入基层，接近群众，才有可能明白“运营模式”的调整度在哪里。事实上，这一被支持而不是自动作出的空间拓展计划有效地把我们推到了一个真正社会化的前端。也就是说，我们从中获得的经验比30年前的独立自主更加具有可讨论的余地，因为它不是一个人的意志能够决定的。在本文的最后提到这一未来的“独立空间”，是想说明一个新近渐渐成形的基本观点：笑傲江湖的个人英雄主义时代已成过去，文学或艺术的社会化不能仅仅满足于它们固有的消费特性，还必须重视在这个社会化的过程中所有社会机能所发挥的作用。因此，在这个基础上做成的“群众运动”，其效果并不是指万人空巷或流量经济，而是作为文化推动者必须真正发挥磁吸般的作用，让具有创造属性的群众找到自己真正的家园。
陈侗 广州美术学院退休教师、博尔赫斯书店创办人
（本文原载《美术观察》2024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