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一直是中国重要的行政区划单位，从周朝一直用到现代。
虽然现代用“城乡”的称谓，将“乡”算作农村地区，但在周代的“乡遂制度”中，城区和近郊属于“六乡”（比、闾、族、党、州、乡），野外属于“六遂”（邻、里、赞、鄙、县、遂）。反正当时乡人是“城里人”，县人才是“乡下人”。
国君又把城区称为“国”，农村称“野”；诸侯把城区称“都”，农村称“鄙”。居住在城郭内的上等人被称为“都君子”。《孟子》“无君子莫治野人，无野人莫养君子。”杜预《左传》注：“都君子，在都邑之士。”朱熹说：“都，叹美之辞也。都者，君子之居；鄙者，野人之居。故古者谓野为鄙，谓都为美也。”
诸葛亮说“先帝不以臣卑鄙”，就是以鄙野之人自谦，陈寿说亮“躬耕于野”也是顺着这个“鄙”来的。
《司马法》云：“王国百里为郊，二百里为州，三百里为野。”当然到汉代肯定不会严格按照这个标准来定义了。
先秦时期的大型“王国”如五霸七雄，到汉代相当于州，中型的公国如宋郑相当于汉代的郡（其实春秋战国时爵位与地盘已经不挂钩了，只是打个比方），小型的侯国相当于县，比如邓国变邓县。还有子爵，变成汉代的乡级，比如唐子乡、鄾乡（原鄾子国）等。假如真按古法，诸葛亮就要住到荆州州治襄阳的三百里之外，跟地位相当于郡的南都宛县也得相隔百里。
诸葛亮可能是自谦，汉代也不会按古法。但书读多了，下意识习惯还是会起一定作用，所以离城三十里以上称鄙、野估计是比较正常了。
我们再看《周礼》城郊体系“五家为比，五比为闾，四闾为族，五族为党，五党为州，五州为乡”。在周代时乡甚至还比州高一级，最标准的乡有12500户（家），州2500户，党500户。而农村体系“五家为邻，五邻为里，四里为酂，五酂为鄙，五鄙为县，五县为遂”中，我们熟悉的里为125户，县2500户。
现在我们不用记忆周代的规矩，只需要知道“州”“里”“乡”“党”这些都是行政单位，所以汉代称老乡时往往随意组合，比如我们熟悉的“州里”“乡党”“乡里”等，都是大概意思，不是说带“乡”字就一定指同一个乡，带“州”字就一定是同州。九州的“州”比乡党之间的“州”可大了几十倍。
南阳老师最爱举的“李严乡党”问题中，《陈震传》称“乡党”，《江表传》就称“乡里”。那究竟是同里（小组）、同党（村），还是同乡（乡镇）呢？其实就是个约指，人家没想说那么精确。
《后汉书》“（许）劭与从兄靖俱有高名，好共核论乡党人物。”许氏兄弟的“月旦评”全国知名，当然不可能只点评本乡那几千人，甚至不限于汝南郡县，因为大家都知道许子将点评了沛国的曹操。
其实之前关于“乡党”问题，南阳方一直坚持李严和诸葛亮是“乡党”关系，所以诸葛亮和李严一样是“南阳人”甚至宛人。我是反对的，因为比较明显诸葛亮只是转述陈震的话，陈震与李严是老乡而已。重点是诸葛亮籍贯在瑯琊，《三国志》写得很清楚。
《先贤传》说：“乡里旧语，目诸葛孔明（瑯琊人）为卧龙，庞士元（南郡人）为凤雏，司马德操（颍川人）为水镜，皆德公之题也。”这里似乎把四个人都视为“乡里”，但并不清晰。《忠武志》引用了不知什么版本的《襄阳记》说“孔明在南阳，同县庞德公”，还有《资治通鉴》讲司马徽时说“同县庞德公”把人越发搞糊涂了。
清代何焯说：“又南阳人，诸葛公侨客兹郡，有乡党之分，必能协规。”这倒是做了解释，客居该乡，也能算乡党。何焯离汉末太远，但毕竟比我们现代人近，姑且信他吧。
然后说说汉代一个县有几个乡的问题。
如果按周礼，乡比县还大一级当然不行，按《墨子》，周时乡长甚至是直接向国君汇报工作的，因为小国家总共才几个乡。战国末期县的级别超过乡，可能是因为秦楚不断扩张地盘，连鄙野的二级单位“县”都超过城区一级单位“乡”几倍，所以后面把城乡用同一标准定级时，直接在县下设乡了。
当然也可能有别的变迁在里面，比如《齐语》中已经有：“十卒为乡，乡有乡帅；三乡为县”。可能周礼早就没人遵守了。
《汉书》“凡县、道、国、邑千五百八十七，乡六千六百二十二，亭二万九千六百三十五。”即西汉平帝时平均每县四乡有余；出土的《东海郡吏员簿》记载38县有170乡也差不多。而按《后汉书》东汉桓帝时县道邑国1180，乡3651，平均每县三乡有余。
史书上常能看到“东乡”“西乡”“中乡”等称呼，一个“标准”的县，应该是被几个乡包围着。由于这种用方位表示的乡太多难以做为特定名称，因此大家对于张飞“西乡侯”的态度，多倾向于是指“西乡县”，而非某县的西乡。包括南乡，由乡升县再升郡，此时若把谁封到某个县的南乡称“南乡侯”，就要小心引起误会。
比较有趣的两条记载，一是王烈之《安城记》：“（安成）县有两乡，汉县理西乡，吴县理东乡。”另一条是《水经注》：“晋平吴，割中庐之南乡、临沮之北乡置上黄县，治軨乡。”就是能看出用方位命名多么普遍。
那证明了各乡按方向分布在县的四周，对躬耕地问题有什么帮助吗？
有，主要是鄾乡的问题，“鄾乡”在《后汉书·郡国志》中是“邓有鄾聚”，而聚一般是介于乡和里之间的特殊存在，大村，比较繁华，有点类似于“集”。在《水经注》是“鄾城”“鄾子国”。杜预直接称“鄾”。而在岳麓秦简中记作“鄾乡”是最可靠的。其最有名的事迹就是《左传·桓九年》“邓南鄙鄾人攻而夺之币。”
综合各书，不管鄾国还是鄾乡，都在“邓之南鄙”，之前我们说了“鄙”就是野。按照一个县三四个乡的规律，可推测汉代邓县的南部，只有一个乡也就是鄾。
杜预注《左传》：“鄾在今邓县南，沔水之北（也有作江水之北）”。《水经注》和《文选》等书都引用过这段材料。
之前南襄争论最激烈的就是“邓县是否跨过了沔水”，主要材料就是《元和郡县志》等书引用习凿齿《襄阳记》：“秦兼天下，自汉以北为南阳郡，自汉以南为南郡。汉因之。”
由于两汉有过多次大的行政变革，所以汉初继承秦制，肯定无法证明汉末仍然不变。而且两郡面积那么大，随着汉水涨溢，个别地方越界几里很正常。因此这种争论一直停留在“南阳有直接材料”但不精确，襄阳有“山都县跨汉水”“边界犬牙交错的例子很多”等辅证但缺少直接材料，南阳还有“山都段汉水是南北走向”等理由，总之相持不下。
杜预的“鄾在沔水北”，就相对精确许多，一是从郡界变成了乡界，二是年代为三国时期，离诸葛亮更近。虽然想实锤说沔水南没有邓县地盘也做不到，但至少底气会足得多。
再说说诸葛亮“武乡侯”的问题。
在蜀汉（季汉）早期，除了汉朝自带的阳泉侯刘豹，其他人最高似乎都只有“乡侯”级别，诸葛亮的“武乡”和张飞的“西乡”，三国圈内一直在争议，究竟属县侯还是乡侯。
诸葛亮家乡瑯琊的武乡县，是西晋才设立。而《十道志》说武乡是指南郑县的武乡谷，那南郑侯魏延岂不是反压诸葛亮么？这个世纪难题，本文也不准备去硬碰了。
这里主要是想引出杜预的一段记载：“武城在宛县北。或谓之武延城，俗呼西城。”这或许说明，南阳宛县曾有一处“武乡”，如果诸葛亮对南阳特别有感情，主动要求封在这里也合理。汉代封爵一般都往家乡附近封，但孙权那边很多都没按这个来，而魏延义阳人封到汉中也显示早就不遵从这个规律。《后汉书》有个例子，丁綝是颍川定陵人，“诸将皆占丰邑美县，惟（丁）綝愿封本乡”。最后封“封定陵新安乡侯，食邑五千户，”而丁綝的儿子丁鸿，日后却封到南阳做鲁阳乡侯。就是很多功臣可以自己提要求。
在敌国地盘遥领一个乡，没什么实惠，但当时很多功臣都是如此无私。重点是对南阳武乡的感情超过家乡瑯琊，这合理吗？假如按民间各种关于诸葛亮参与博望之战，以及曾住方城的传说，诸葛亮在宛县北部不仅住过还战斗过，那倒是有可能。当然这仅仅只是帮南阳和平顶山方面提个假说，不等于我认为是真的。
由于汉时有大量重名的乡，除了前面说的东南西北中这些表方位的乡之外，还有都乡，也就是县治、郡治所在的乡。汉末三国，同一时间封“都乡侯”的数以十计，大多数没交代究竟在哪个县，这怎么分得清呢？我个人猜测，这种不交代县名的，有可能是封在籍贯所在县，衣锦还乡是最高荣耀。然后再猜测，“武乡”会不会也是一种荣耀，即自己籍贯所在的，郡兵屯驻的武力之乡（军管区）。
一来，前面已经提过诸葛亮家乡有“武乡”，南郑也有武乡，而且曹魏的严干也封过武乡侯（在上党），春秋时代见于史书的“武城”也有分布在晋地、鲁地的，说明以“武”为地名非常普遍，必有原因（屯兵）。二来，刘禅登基的时候，诸葛亮这个武乡侯排在李严和刘琰两个“都乡侯”之前，而都乡侯已经是一县最富有的乡了，武乡若不是县，那我唯一能想到的，就是“武力比财富重要”。
反正诸葛亮武乡的问题，我只是提个假设，材料不足也不会再深入。事实上前面讲“野”，讲“乡党”，讲“鄾乡”，也都是假设为主。
既然讲到都乡，我就顺势开始谈今天的重点——南阳都乡。
钱大昕：“都乡者，近郭之乡，班在乡侯之上。”前面也提过，先秦诸侯的城郭范围内称为“都”，都乡按今天说法就是县城的“城厢”“城关镇”，大市的“中心城区”“市中区”。
封在都乡，食邑内都是有钱家庭，一户顶外乡几户甚至十户，当然是最爽的。能封在都乡，要么是宗室，要么是宠臣、大功臣。
每一时期，都能见到许多“都乡侯”并存，常山国下还有叫“都乡侯国”的。关于重名的问题，暂时就依我推测的，封在自己籍贯所在，就不用加上县名以区分。
少数交代了县名的案例，可能表示不在他们籍贯地。《汉书》“封莽为新都侯，国南阳新野之都乡，千五百户。”邓甫德为西平县的都乡侯，刘蒜为犍阳县都乡侯。吕朗是西鄂县都乡侯，食邑七百户。另外出土吴应名刺显示其籍贯为南昌县都乡，这不是封侯情况。
说了这么多都乡的事，跟诸葛亮躬耕地有什么关系呢？
那就是因为我以前文章提过几次的汉碑《南阳都乡正卫弹劝碑》。其他字不用管，只需要知道，汉末有“南阳都乡”这个地名。其实碑只是辅证，因为各郡县都有自己的“都乡”，太守县令在哪里办公，那个乡就是都乡。常识，不用物证都行的。
这个“南阳都乡”应该是南阳郡太守府所在，设在宛县。至于同时期有没“宛县都乡”，郡守和县令是不是挤在同一个乡办公，这个暂时没有记载。也许普通县有自己的都乡，而郡治宛县偏偏没有自己的都乡，因为被郡“抢注”了。
在成为“都乡”之前，这个乡可能有别的名字不重要，反正它现在是因郡而得名了。宛县欲因郡治身份而得名“南阳县”，但除了王莽给机会外，还要等几百年。而“南阳都乡”早就实现了这一成就。《三礼图集注》“汉时南阳乡邓氏造布，有名繐者谓之邓繐”。能简称为南阳乡的，相信也只有南阳都乡了。
那诸葛亮有没有可能躬耕于这个以南阳为名的乡呢？问题主要在于，他给皇帝的正式奏章，会使用一个乡的名字吗？刘禅会不会觉得丞相在耍自己？
这就回到我们投票的那个问题上了。《后汉书》注引《东观汉纪》，朱祐“封鬲侯，食邑七千余户，自陈功薄而赏大，愿受南阳五百户足矣。”鬲县七千多户很正常，而“南阳”如果指郡，肯定不可能完整封给他，如果是王莽时期的南阳县还没废除，身为南都可是十万户级别的，也不可能。因此，朱祐的意思要么是从郡、县随便划五百户给他，要么就是直接讨要“南阳都乡”。如果是后者，朱祐就帮诸葛亮开了先河：可以直接向皇帝提乡名。
一个乡的户数不定，《后汉书·郡国志》“乡户五千，则置有秩。”说明大乡户数已经接近甚至可能超过小县。
《后汉书》中，皇甫嵩破黄巾先封都乡侯，后“封槐里侯，食槐里、美阳两县，合八千户”。再“削户六千，更封都乡侯，二千户。”单从此例，这处都乡占到了小县一半的户数。
但像江京等人，同为都乡侯，食邑就只有三百户。蔡邕《让高阳侯印绶符策》：“高阳乡侯，下印绶符策，假限食五百户。”
《通典》记录晋时情况，“县五百户以上皆置一乡，三千户以上置二乡，五千户以上置三乡，万户以上置四乡。”虽然材料较晚，但也能很好解释汉时各乡之间的差距。汉简《东海郡吏员簿》中还有八乡的。
由于户数差异大，朱祐的“南阳五百户”并不能确定是完整的“乡”或者“里”，数字这么整齐，更可能是割一块出来。那解释成郡、县也同样说得通。只不过具体到乡、里，诉求会更明确，避免被分配到边远地区去。
朱祐的例子还是只能提供一个“《出师表》中南阳指乡”的可能性，成为不了充分证据。咱们也不强求。
那即使朱祐（宛人）对刘秀（贩谷于宛）提要求时真的直接使用了乡名，那也是因为他们俩对宛城都很熟悉，一说“南阳”都懂。但也无法套用到诸葛亮与刘禅身上，刘禅虽然生于新野，但离开南阳郡范围时才1岁，根本不记事儿，县名都记不住，更别说乡。诸葛亮直接提乡名的时候，刘禅多半反应不过来。
要解释的话，还是按我以前讲“习惯”那文的说法，蜀汉高层的南阳人（李严、陈震、黄忠、黄柱、魏延、邓芝、宗预等）太多，把内部习惯强行普及到朝中，就好像早年湖南四川人在北京大讲方言，因为高层里这两地的人多。
其实像这种乡名与郡县名相同的例子很多，除了前面提的“西乡”“南乡”之类，比如《后汉书》阴识“更封阴乡侯”。“封（张济）子根为蔡阳乡侯。”有可能就是封在阴县和蔡阳县的都乡。
《三国志》中邓艾从“方城亭侯”到“方城乡侯”，再封邓县侯，然而《水经注》上记录的却是“方城侯邓艾庙”，有可能就是北魏建庙的人，只知道当下有方城县，不知道汉有乡、亭名。
顺便可以提一下蔡邕故里之争，现在最大的两个竞争对手是杞县和尉氏县，都属于开封。本来正史“陈留圉人”加上蔡邕自己写的一手材料“氏家于圉”，很稳地让蔡邕落户杞县圉镇的圉县遗址。然而大家很熟悉的朱绍侯教授抛出了古圉乡、蔡相乡的观点，说蔡邕的意思是“家于圉（乡）”并最终将尉氏的蔡庄镇论证为“南圉城”，以一己之力扶植起尉氏的蔡邕故里。
能用乡级地名击败县级甚至郡级地名，主要原因在于汉代乡聚与县之间的差距并不大，许多战斗在出现县的同时也会出现乡名，比如大家熟悉的刘秀“自新野屠唐子乡”，孙坚“阳人（聚）去鲁阳百馀里，坚夜驰见（袁）术”。也有大量县直接降为乡和乡升为县的例子，比如大家熟悉的舂陵、鄾等。
具体到躬耕地问题上，南阳郡治所肯定是设在南阳都乡的，因此某些情况下真可以互指。让有据可查的南阳乡代替无直接记录的“南阳县”出征，其实是个不错的选择。
再声明，我只提供可能性，丰富躬耕地文化，但不负责证真，也没能力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