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年代后期至六十年代初期，即所谓“三年自然灾害”期间，由于监狱里饥馑成灾，我在长期的羁押生活中，也像大多数同监犯那样，得了浮肿病。大腿和小腿全肿得又粗又亮，差不多快要蔓延到腹部上来了。一九六◯年秋冬之际，监狱当局终于把我送到提篮桥监狱的医院住院治疗，那里的“人民医生”(因为在这里看病的还有“医务犯”，即犯法前的职业医生)略为检视了一下，便开了个“高蛋白”的药方，我被留下住院治疗。我吃的所谓“高蛋白”，其实就是黄豆芽、豆腐之类的豆制品，偶尔有几片油煎带鱼。但就是这样的“高蛋白”，也有神效，我在病床上躺了不到三天，腿部的浮肿居然逐渐消褪下去了。其实这病医生不看，我这个“医盲”也明白，那不过是“饿病”，只要能吃饱肚子就一切正常了。因此三天后，在监狱病房服役的“劳改犯”(即判刑的犯人)，就叫我下床劳动，打扫卫生，负责照料重病犯的大小便，并为他们喂饭、喂水。我曾向这位自称是病区负责人的劳改犯提出抗议：“我的病还未好利索，而且我快五十岁了，那些仍然躺在床上休养的年轻犯人，身体比我强，你为什么不叫他们起来劳动呢?”他理直气壮地训斥我说：“你怎么能和他们比? 他们是普通刑事犯，你是一所来的政治犯、反革命，你没有公民权，叫你干什么你就得干什么，要不我报告管理员，说你对抗改造，那就要吃手铐了，我劝你还是识相点！……”这不啻是一堂政治课，使我恍然大悟：自己眼前的身份还不如那些年轻的阿飞流氓，因为他们是“普通”刑事犯啊。因此，怪不得当这位“头头”“教育”我的时候，那些懒洋洋躺在床上的年轻病犯，个个挤眉弄眼，向我这个政治犯投来蔑视的眼光，嘴里还不干不净地奚落我……
我在医院住了十三天，就给搬到称为“休养监”的八号楼监狱。那个面积长宽各六尺只能住一只老虎的狱室，竟密密麻麻地挤了七个人，还有一只臭气四溢的马桶近在身旁。这里一天虽然也是三餐，但在午晚两餐，都发一个犯人称之为“巧克力馒头”(其实是高梁粉、玉米粉与花生壳的混合品)的杂粮馒头，大约有一两来重，像我这样的食量，就可以吃得半饱了，到底比我原来住的第一看守所的伙食丰富多了。
在这里“享福”不到五天，我又被押回第一看守所，被收押在二楼的一个监房里。这在监狱生活里叫“调房间”，同“抄靶子”一样，是监狱生活的例行公事。我一脚踏进狱室的门，发现里面空荡荡的，只有一个体弱的老人蜷缩在一个角落里。当管理人员在身后锁好门以后，他抬起头看见我，呆滞的目光，突然发亮。他小声对我说：“我们不是在韩侍桁家里吃过螃蟹吗?”我向他点点头，一边用下巴指着门口，要他不要再说下去。因为我从几年的监狱生活中摸到一个规律，凡是管理人员押进一个犯人后，他虽然把门锁上了，但都会在门外停留片刻，从门上的小监视孔里观察室内犯人的动静，如果发现异常情况，他会马上开了门冲进来，进行盘问，甚至一个个地调出去审问：“你们谈什么?”“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你们认识不认识?”如果交代了相互原来认识，马上会被调离，并要你交代彼此的“关系史”。总之，要弄出一大堆麻烦来。因此，当我这么向他示意后，他马上就醒悟了，看来他也是个“老犯人”，生活已教育他懂得了吃这号官司的“规矩”了。
开过午饭后，我同他各自坐在自己的铺位上闭目养神，虽然刚吃过饭，但至多600cc①（①当时，犯人们习惯以“cc”为计量单位来衡量监狱给的饭食的含量之多少。）的菜皮烂饭，仍不堪果腹。因此，饭后闭着眼睛静静听着彼此的肚皮咕咕地叫，倒也是一种奇妙的音乐。这时，他忽然向门口走去吆喝“报告”，向管理员讨来钢笔墨水，说是要写交代材料。等拿到钢笔墨水后，他却从屁股下面的铺位上拿了几张草纸，放在膝盖上低头写着什么。过了不一会儿，我忽然被他撞醒，他把写好的草纸塞给我，我向门口警惕地看了一眼，才低头读他写的东西。原来是一首七言诗，题为《狱中遇甄兄有感》其中有“有缘幸识韩荆洲”一类话，我含笑地向他点点头，表示我看过了，谢谢他的盛情；同时告诉他，这东西马上得撕毁，搁在马桶里，要不给管理员“抄靶子”时发现了，我们都得吃手铐。说着，我动手把它撕掉，起身惯在屋角里的马桶里，又端起旁边的脸盆，把留下准备擦地板的洗过脸的脏水冲了进去……
我说了半天，这里得交代一句：我在这个狱室里所碰到的正是邵洵美先生。我认识他，是在一九五二年。韩侍桁一次在南京路新雅酒家请客，宴请斯汤达的小说《红与黑》的译者罗玉君教授。邀请作陪的有李青崖、施蜇存、刘大杰、余上沅、邵洵美诸位文苑人士，我们夫妇也叨陪末座。那时韩侍桁在自己从事文学翻译工作的同时，还办了一家叫国际文化服务社的出版社，他自己编辑了一套“世界文学名著译丛”，很想将原来由南京正中书店印行，当时已经绝版的罗玉君的旧译《红与黑》收进这个“译丛”，重新与读者见面，所以举行这个座谈式的宴会，一来和新老故旧叙旧，二来也是请大家共襄盛举的意思。被邀请的客人中，除了李青崖和施蜇存两位是我在震旦大学的旧同事外，余上沅、刘大杰又是我当时在复旦大学的新同事，都算是熟人了，只有邵洵美、罗玉君两位，却是初会。记得是在众人已入座举杯的时候，邵洵美才匆匆地赶来。他身材高大，一张白润的长脸上，一只长长的大鼻子尤其引人注目。他穿了一件旧的古铜色又宽又长的中式丝绸旧棉袄，敞着领口，须发蓬乱，颇有些落拓不羁而又泰然自若的神气。这就是我第一次与他相见时的印象。
一九五四年秋天的一个晚上，我们夫妇又应邀在韩侍桁家里吃蟹，也是吃到中途，邵洵美撞进来了，匆匆入座就食。这两次相会，大家都是天南海北的闲聊，我们之间并没有多少对话。但在事后，却引起我将他和自己印象中的邵洵美相对照。他早年办过“金屋书店”，出版过《金屋月刊》，后来又是新月社重要人员之一；还主编过《十日谈》、《时代画报》等。他的诗集《花一般的罪恶》、《火与肉》等，更被目为中国唯美派诗歌的力作。解放初，四川中路出现过一家时代书局，用突击的形式出版了不少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早期著作，因大半属于第二国际人物，如考茨基、希法亭等人的著作，而受到《人民日报》的严厉批评，这个书局也就昙花一现式地消失了。据传言说，它的出资老板正是多次经营出版事业的邵洵美。基于对他在文学界的旧印象，我当时不禁哑然失笑：他怎么忽然异想天开地要吃马列主义的饭了?可是我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这一生里会与邵洵美成为四个月的“同监犯”。
邵洵美
从第二天起，监房里陆续来了不少新客，大约有十几个。记得其中有一位是白俄，他在英国剑桥读过书得过学位，原来是上海英文《字林西报》的编辑。此人有五十多岁，彬彬有礼，虽然身在囚中，仍不失绅士风度。还有一个日本中年男子，据说敌伪时期在济南大观园开过一个店名“壶”的咖啡馆，大约是个日本浪人。还有一个台湾人，五十多岁，是上海一家细菌研究所的研究员。他对我说，他原是东京帝国大学细菌学家汤浅教授的学生，后来当他的助手，汤浅教授做日本关东军细菌部队的部队长时，他又跟汤浅工作，就为这个历史问题进来的。其余都是中国大陆上的人，都是五十岁上下的。他们都属于旧社会的上层阶级，有新式资本家，也有上层官吏，还有天主教的神甫。这里只准用番号互相称谓，谁也不知道谁的真实姓名。虽然墙上贴的监规上写着，不准互相交谈案情，但时间一久，也多少互相知道了一点。同时，监房的人多了，也便于相互低声交谈，一发现走廊有管理员的脚步声，就有人警惕地大声咳嗽打信号，马上就沉默下来了，个个规规矩矩地坐在自己的铺位上。彼此交谈的最佳机会是一日三顿饭后，大家排成一队，绕着地板“活动”的时候，大家边活动边窃窃私语。这个监房的犯人谈话使用的语言，除了汉语外，还有日语、英语、法语等多种语种，因为在押犯人，大都懂得一种或两种外文，很像一个“国际监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