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年代後期至六十年代初期，即所謂“三年自然災害”期間，由于監獄裡饑馑成災，我在長期的羁押生活中，也像大多數同監犯那樣，得了浮腫病。大腿和小腿全腫得又粗又亮，差不多快要蔓延到腹部上來了。一九六◯年秋冬之際，監獄當局終于把我送到提籃橋監獄的醫院住院治療，那裡的“人民醫生”(因為在這裡看病的還有“醫務犯”，即犯法前的職業醫生)略為檢視了一下，便開了個“高蛋白”的藥方，我被留下住院治療。我吃的所謂“高蛋白”，其實就是黃豆芽、豆腐之類的豆制品，偶爾有幾片油煎帶魚。但就是這樣的“高蛋白”，也有神效，我在病床上躺了不到三天，腿部的浮腫居然逐漸消褪下去了。其實這病醫生不看，我這個“醫盲”也明白，那不過是“餓病”，隻要能吃飽肚子就一切正常了。是以三天後，在監獄病房服役的“勞改犯”(即判刑的犯人)，就叫我下床勞動，打掃衛生，負責照料重病犯的大小便，并為他們喂飯、喂水。我曾向這位自稱是病區負責人的勞改犯提出抗議：“我的病還未好利索，而且我快五十歲了，那些仍然躺在床上休養的年輕犯人，身體比我強，你為什麼不叫他們起來勞動呢?”他理直氣壯地訓斥我說：“你怎麼能和他們比? 他們是普通刑事犯，你是一所來的政治犯、反革命，你沒有公民權，叫你幹什麼你就得幹什麼，要不我報告管理者，說你對抗改造，那就要吃手铐了，我勸你還是識相點！……”這不啻是一堂政治課，使我恍然大悟：自己眼前的身份還不如那些年輕的阿飛流氓，因為他們是“普通”刑事犯啊。是以，怪不得當這位“頭頭”“教育”我的時候，那些懶洋洋躺在床上的年輕病犯，個個擠眉弄眼，向我這個政治犯投來蔑視的眼光，嘴裡還不幹不淨地奚落我……
我在醫院住了十三天，就給搬到稱為“休養監”的八号樓監獄。那個面積長寬各六尺隻能住一隻老虎的獄室，竟密密麻麻地擠了七個人，還有一隻臭氣四溢的馬桶近在身旁。這裡一天雖然也是三餐，但在午晚兩餐，都發一個犯人稱之為“巧克力饅頭”(其實是高梁粉、玉米粉與花生殼的混合品)的雜糧饅頭，大約有一兩來重，像我這樣的食量，就可以吃得半飽了，到底比我原來住的第一看守所的夥食豐富多了。
在這裡“享福”不到五天，我又被押回第一看守所，被收押在二樓的一個監房裡。這在監獄生活裡叫“調房間”，同“抄靶子”一樣，是監獄生活的例行公事。我一腳踏進獄室的門，發現裡面空蕩蕩的，隻有一個體弱的老人蜷縮在一個角落裡。當管理人員在身後鎖好門以後，他擡起頭看見我，呆滞的目光，突然發亮。他小聲對我說：“我們不是在韓侍桁家裡吃過螃蟹嗎?”我向他點點頭，一邊用下巴指着門口，要他不要再說下去。因為我從幾年的監獄生活中摸到一個規律，凡是管理人員押進一個犯人後，他雖然把門鎖上了，但都會在門外停留片刻，從門上的小監視孔裡觀察室内犯人的動靜，如果發現異常情況，他會馬上開了門沖進來，進行盤問，甚至一個個地調出去審問：“你們談什麼?”“坦白從寬，抗拒從嚴。你們認識不認識?”如果交代了互相原來認識，馬上會被調離，并要你交代彼此的“關系史”。總之，要弄出一大堆麻煩來。是以，當我這麼向他示意後，他馬上就醒悟了，看來他也是個“老犯人”，生活已教育他懂得了吃這号官司的“規矩”了。
開過午飯後，我同他各自坐在自己的鋪位上閉目養神，雖然剛吃過飯，但至多600cc①（①當時，犯人們習慣以“cc”為計量機關來衡量監獄給的飯食的含量之多少。）的菜皮爛飯，仍不堪果腹。是以，飯後閉着眼睛靜靜聽着彼此的肚皮咕咕地叫，倒也是一種奇妙的音樂。這時，他忽然向門口走去吆喝“報告”，向管理者讨來鋼筆墨水，說是要寫交代材料。等拿到鋼筆墨水後，他卻從屁股下面的鋪位上拿了幾張草紙，放在膝蓋上低頭寫着什麼。過了不一會兒，我忽然被他撞醒，他把寫好的草紙塞給我，我向門口警惕地看了一眼，才低頭讀他寫的東西。原來是一首七言詩，題為《獄中遇甄兄有感》其中有“有緣幸識韓荊洲”一類話，我含笑地向他點點頭，表示我看過了，謝謝他的盛情；同時告訴他，這東西馬上得撕毀，擱在馬桶裡，要不給管理者“抄靶子”時發現了，我們都得吃手铐。說着，我動手把它撕掉，起身慣在屋角裡的馬桶裡，又端起旁邊的臉盆，把留下準備擦地闆的洗過臉的髒水沖了進去……
我說了半天，這裡得交代一句：我在這個獄室裡所碰到的正是邵洵美先生。我認識他，是在一九五二年。韓侍桁一次在南京路新雅酒家請客，宴請斯湯達的小說《紅與黑》的譯者羅玉君教授。邀請作陪的有李青崖、施蜇存、劉大傑、餘上沅、邵洵美諸位文苑人士，我們夫婦也叨陪末座。那時韓侍桁在自己從事文學翻譯工作的同時，還辦了一家叫國際文化服務社的出版社，他自己編輯了一套“世界文學名著譯叢”，很想将原來由南京正中書店印行，當時已經絕版的羅玉君的舊譯《紅與黑》收進這個“譯叢”，重新與讀者見面，是以舉行這個座談式的宴會，一來和新老故舊叙舊，二來也是請大家共襄盛舉的意思。被邀請的客人中，除了李青崖和施蜇存兩位是我在震旦大學的舊同僚外，餘上沅、劉大傑又是我當時在複旦大學的新同僚，都算是熟人了，隻有邵洵美、羅玉君兩位，卻是初會。記得是在衆人已入座舉杯的時候，邵洵美才匆匆地趕來。他身材高大，一張白潤的長臉上，一隻長長的大鼻子尤其引人注目。他穿了一件舊的古銅色又寬又長的中式絲綢舊棉襖，敞着領口，須發蓬亂，頗有些落拓不羁而又泰然自若的神氣。這就是我第一次與他相見時的印象。
一九五四年秋天的一個晚上，我們夫婦又應邀在韓侍桁家裡吃蟹，也是吃到中途，邵洵美撞進來了，匆匆入座就食。這兩次相會，大家都是天南海北的閑聊，我們之間并沒有多少對話。但在事後，卻引起我将他和自己印象中的邵洵美相對照。他早年辦過“金屋書店”，出版過《金屋月刊》，後來又是新月社重要人員之一；還主編過《十日談》、《時代畫報》等。他的詩集《花一般的罪惡》、《火與肉》等，更被目為中國唯美派詩歌的力作。解放初，四川中路出現過一家時代書局，用突擊的形式出版了不少宣傳馬克思主義的早期著作，因大半屬于第二國際人物，如考茨基、希法亭等人的著作，而受到《人民日報》的嚴厲批評，這個書局也就昙花一現式地消失了。據傳言說，它的出資老闆正是多次經營出版事業的邵洵美。基于對他在文學界的舊印象，我當時不禁啞然失笑：他怎麼忽然異想天開地要吃馬列主義的飯了?可是我無論如何也沒有想到，這一生裡會與邵洵美成為四個月的“同監犯”。
邵洵美
從第二天起，監房裡陸續來了不少新客，大約有十幾個。記得其中有一位是白俄，他在英國劍橋讀過書得過學位，原來是上海英文《字林西報》的編輯。此人有五十多歲，彬彬有禮，雖然身在囚中，仍不失紳士風度。還有一個日本中年男子，據說敵僞時期在濟南大觀園開過一個店名“壺”的咖啡館，大約是個日本浪人。還有一個台灣人，五十多歲，是上海一家細菌研究所的研究員。他對我說，他原是東京帝國大學細菌學家湯淺教授的學生，後來當他的助手，湯淺教授做日本關東軍細菌部隊的部隊長時，他又跟湯淺工作，就為這個曆史問題進來的。其餘都是中國大陸上的人，都是五十歲上下的。他們都屬于舊社會的上層階級，有新式資本家，也有上層官吏，還有天主教的神甫。這裡隻準用番号互相稱謂，誰也不知道誰的真實姓名。雖然牆上貼的監規上寫着，不準互相交談案情，但時間一久，也多少互相知道了一點。同時，監房的人多了，也便于互相低聲交談，一發現走廊有管理者的腳步聲，就有人警惕地大聲咳嗽打信号，馬上就沉默下來了，個個規規矩矩地坐在自己的鋪位上。彼此交談的最佳機會是一日三頓飯後，大家排成一隊，繞着地闆“活動”的時候，大家邊活動邊竊竊私語。這個監房的犯人談話使用的語言，除了漢語外，還有日語、英語、法語等多種語種，因為在押犯人，大都懂得一種或兩種外文，很像一個“國際監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