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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在鞭策谁:三线城市干婚介年赚60万、县城零食店春节卖200万

作者:渝川读书

网上出现一些很有意思的新闻。

《我在三线小城开婚介所,年赚60万》

《我在县城开零食店,春节能卖200万》

之前还有:

《我花了1200万,在三线城市开了40多家咖啡店》

这是在鞭策谁:三线城市干婚介年赚60万、县城零食店春节卖200万
这是在鞭策谁:三线城市干婚介年赚60万、县城零食店春节卖20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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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在鞭策谁:三线城市干婚介年赚60万、县城零食店春节卖200万

热心网友还贴出了一些几乎一模一样的新闻题目:《我在上海送外卖,三年赚102万》、 《我在迪拜捡垃圾,年挣200万?》、《我在北京干京东物流,三年挣了300万》……

这些新闻的出品方,都不是自媒体,全都是正规的主流媒体、传统媒体。所以说,有些时候,媒体总爱说是自媒体在渲染焦虑、兜售贩卖焦虑,这也未必总是如此。

有意思的是,媒体报道的那些事情,基本事实要素肯定是准确的,比如在三线城市开婚介所,一年赚了60万,这不会是假数字,新闻记者显然不可能只听当事人的单方描述,总要核查一下交易数据。而《我在县城开零食店,春节能卖200万》这种事,一定也有,数据没错。

至于在三线城市开咖啡店,承接不同连锁品牌,这种生意做法其实很常见。有些城市的烟花爆竹生意,其实摊档就是一家人主导的。有些投资者把资金用来代理若干个女装品牌,然后放在某个或某几个三四线城市,在这些城市比较体面商场,女装楼层几乎都是他家(她家)代理的品牌,这种情况下,其实就形成了整合营销的态势,根本不放折扣,大凡打个8折或者9折,就会让消费者感恩戴德。

但是,这些新闻没有说假话,但是真话没说全,又或者说,新闻记者忘记了探测更深层次的真相。

比如,如果一家人能够主导一个城市的烟花爆竹生意,这种特许买卖说到底依托的是人脉。烟花爆竹不许网上销售,线下也要严格监管,但很少见到牌照公开拍卖的事情。所以,这种事情应当让人得出的结论,就不该是在小城市做烟花爆竹生意很赚钱,而是在小城市做这种生意,人脉太重要了。这种生意其实就像是你拥有足够多的现金和足够坚实的人脉,你完全可以去承包苏伊士运河、巴拿马运河,利润率显然会比印钞机翻转带来的回报更大。

又比如,开连锁咖啡店,又或者开零食店、女装店这种事,投入资金非常大,哪怕开再多店,其实也严重依赖品牌方及其主导的供应链,赚来的钱其实都压在货里。如果品牌方靠谱,并没有频繁调整加盟财务政策,供应链稳定,那么生意确实有的做。但是,万一上述因素有一个或者几个并不是预期的那样,投资者的大额投资就可能面临比较突出的风险了。

还有一点,诸如一个人、一家人、一个公司、一个实控人投资的不同公司在一个城市里开设不同品牌的代理店,从而在当地某类市场中形成显著的操控,这种做法在超大城市是不能实现的,但在三四线城市却是可能的,虽然通过固定的价格秩序,可以稳定获得财务回报,却仍然存在显著的法律风险。

至于,《我在上海送外卖,三年赚102万》、 《我在迪拜捡垃圾,年挣200万?》、《我在北京干京东物流,三年挣了300万》这些新闻里边的故事,对于普通人来说,当成励志段子来看就可以了。这种故事不仅包含主人公能吃别人不能吃的苦的桥段,而且往往与因缘巧合下的特殊“机遇”有关:就比如2022年上半年的上海,外卖小哥帮人带点东西的辛苦费甚至可以破千。这其实就是经济学里所说的供给被高度压缩,需求过于旺盛,以至于价格严重偏离价值曲线的表现,可遇不可求。

有可能,无论是《我在三线小城开婚介所,年赚60万》、《我在县城开零食店,春节能卖200万》、《我花了1200万,在三线城市开了40多家咖啡店》,还是《我在上海送外卖,三年赚102万》、 《我在迪拜捡垃圾,年挣200万?》、《我在北京干京东物流,三年挣了300万》,这些新闻的报道者都很认真地描绘了事件,很负责任地核查了事件信息,都认为自己在撰写励志的新闻——但是汇同起来,其实就构成了一种对于普通打工人、小生意经营户的莫名嘲弄:“拉倒吧,别总说自己多困难,你看别人不就赚到了很多钱”。

这是要鞭策谁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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