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篇 打铁先得本身硬
一、探索四级干部参加劳动
中国共产党在完成了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以后，农业生产的进程就进入了集体生产的规模。昔阳县从1952年开始试办初级农业合作社，1956年在全县实现了农业合作化。试办农业合作社时，是仿照了前苏联办集体农庄的经验，办一个一百户的集体农庄，需要四至五个脱产人员。可是昔阳办农业初级社时，坚持了农村的干部不脱产。到了办高级社时，就出现了农村脱产干部。一般是支部书记、社长、会计、保管四人脱产，有些地方生产队长也脱离生产。时间长了在群众中间就造成了很坏的影响，由此，人们也编了一首顺口溜：“好好劳动七八分，游游逛逛十来分，坐在家里瞎指挥，不知村外荒了地。”还有：“过去是一个人坐轿四个人抬，，现在是一伙人坐轿大伙抬。”这话说到了问题的要害。
这里说的“不知村外荒了地”是有所指的。张怀英对我讲起这个历史时说，这是他到洪水乡潘掌村检查工作时，发现有一块地荒着，一追查才了解到这块地是春天忘了耕、忘了种，就批评他们说：“不上地还能想起这块地？”稍停后他又说：“这个事是有具体人的，还是不点名为好”。然而事隔这么多年，说说又有什么大不了呢，这说明了干部不劳动，不深入实际的后果。张怀英认识到：干部尤其是农村干部，不劳动就不能深入实际，不深入实际就要瞎指挥，瞎指挥就要出现浮夸。
时任昔阳县委副书记、副县长（后任山西省委组织部副部长）的赵满仓回忆1957年干部参加劳动的情况时说：当时全县729名高级社支书、社长全年平均投工只达中等劳力的39.5%，364名会计员平均每人投工只有21天；其中全年没有劳动过1天的占30%。城关管理区有32名脱产干部，全年每人只劳动了10天。那时因为干部参加体力劳动少，收入低，全县有31%的区干部欠国家、农业社债款共15000多元，每人平均负债49元。他们成了受国家救济的对象，因而引起了广大社员的不满，有的社员批评说：“拉拽不起懒汉，养活不起社干”。不少基层干部严重脱离生产实际，造成生产的大量减产。如：城关管理区域1958年几个干部蹲在办公室两个月研究劳动定额，结果丝毫没有解决任何实际，而且仍然以“老十分”记工。造成当年粮食减产40余万斤的重大损失，教训十分深刻。
1957年这一年，中央就发出了干部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号召，张怀英已经看出了农业合作化以后干部不参加劳动不深入实际的问题所在，就和县委一班人认真地贯彻，组织了各种类型的干部会议讨论这个问题，树立典型，宣传典型，并制定了一些相应的组织措施。就当时来说，村里的干部只是到地里做一些象征性的劳动，一天劳动个把小时，有的干部只是到地里去应付一下。有的干部还散布舆论说：“当干部就是为了不劳动”。地区和县里有些干部也提出干部没有时间去地里劳动。相反，大寨干部们不脱离劳动的情况就引起了张怀英的高度重视。他们的党支部书记、社长、生产队长，从初级社到高级社，除了出外开会以外，每天都是和社员一起在地里劳动。接着，张怀英到七区的王寨下乡时，发现北泉村党支部书记耿德华也和陈永贵一样，整天和群众滚在一起干活，并没有影响村里的工作，反而工作做得相当出色。
张怀英发现了这两个典型，把这个问题提到公社党委书记以上的会议上讨论，讨论的结论是，一百户以下的生产大队干部可以参加劳动，一百户以上的生产大队干部不行。当时昔阳主管农业的县委副书记田根栋在本县皋落生产大队调研，他调研后得出的结论是，只要干部能力强，严要求，能妥善安排农业生产，同样可以跟班劳动。张怀英也到刀把口找太行老劳模张老太了解情况研究，说：“你成天工作这么忙，还能参加劳动”？张老太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不打折扣，态度很干脆：说“不是能不能参加劳动的问题，是必须参加生产劳动，不参加劳动就领导不好生产。当兵不能离开营盘，放羊不能离开羊圈，如果班长、排长和连长都不和战士住在一块，打仗不到第一线指挥，行吗？像刀把口现在有一千多只羊，有十来个放羊的，如果放羊的羊倌不到羊圈，羊怎能放好？”张老太说着说着，情绪就激动起来，“我们跟国民党军队打仗，为什么国民党的军队就打了败仗呢？因为国民党的排长、连长打起仗来是拿着手枪逼着士兵说：给我上。我们的排长、连长是走在最前头喊一声：同志们，跟我上。一字之差，就决定了战争的胜败。现在我们的一些生产大队生产搞不上去，就是因为生产大队干部不参加劳动，就和国民党军队打仗一样，让社员给我劳动，不是自己走在头，让社员跟我劳动，这就是生产搞不好的根本原因。刀把口的大队干部从来没有不劳动的，干群齐努力，才有了今天万贯家产的刀把口。”
张老太的这番话对张怀英启发很大，再细心研究一下皋落大队这么大的村子干部也都走到了地头，更值得重视的是大寨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经验。终于使张怀英下了决心，必须解决这个问题。于是在1958年，经过县委、县人委联系会议研究制定了要求全县基层干部必须参加生产、领导生产的规定。也从这一年开始，上至县委书记、县长，下至生产队长，都要走到地头，批判了“工作忙，不能参加生产”和“当干部就是为了不劳动”的谬论。
为能把干部参加劳动制度化，张怀英决定对这个问题进行各方面的尝试，他于1959年以中共昔阳县委的名义发了个001号文件，作出了干部种试验田的决定，拟定了两项规定：一，公社管理区党委书记、主任每人必须种植密植试验田，其他公社干部和管理区的副书记、副主任、队长等干部也要普遍建立制度，量力而行。二，试验田内的种植，必须是各种各样的谷子，留株多样，留株可以千株、双千、四千、几万株。对高梁、豆子、山药等也都有要求。文件最后说，试验必须在一块地上进行，否则不易得出正确结论。
1959年7月31日，中共昔阳县委又发出015号文件，下发了全县管理区生产队干部参加劳动的专题报告。文件说，几年来，我们认真地执行了中央、省、地委关于干部参加劳动领导生产的指示，特别是始终强调管理区、生产队的基层干部参加劳动方面取得了显著成绩。据1958年统计，全县371个管理区（原来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党支部书记共740名，平均每人全年实做劳动日140个，等于中常劳力的社员全年劳动240天的58%，82户的大寨管理区支书陈永贵同志从1953年办社以来，六年内共做劳动日1278个，每年平均213个，比中常劳力社员的实做劳动日还高14%。280户的王家山管理区主任李茂林，从1954年办社以来，5年内共做劳动日954个，平均每年191个，比中常劳力社员劳动日还高5.4%。又如后口庄管理区会计乔元林，龙王觇管理区的王成和妻子李怀良同时又是书记和副书记，参加劳动都和同等社员一样多，亩产达到420斤。文件用很大篇幅表彰了大寨、白羊峪、刀把口、梭罗峪等86个管理区的干部参加劳动情况，批评了南渡海管理区支书郭田堂满足于自己管理才能高，有办法，认为不劳动就能当好干部，一年做劳动日三、四十个，粮食产量比同等土地的村队低二至三成，最后发展到询私舞弊，集体贪污。文件规定：百户以下管理区，支部书记，主任全年实做劳动日不少于200个，管理区补贴80个，会计做劳动日不少于190个，补贴劳动日不超过100个。200户以下管理区支书，主任实做劳动日不少于190个，补贴劳动日不超过100个，会计做劳动日不少于160个，补贴劳动日不少于130个。200户以上的管理区支书、主任实做劳动日不少于180个，补贴不超过120个，会计实做劳动日150个，补贴不超过150个，补贴范围一般限制在4至9个干部为宜。1959年8月份，张怀英召集了一次机关干部会议，他在会上作报告专门论述了四级干部参加生产劳动的问题。他例举了张老太的话，说过去军队打丈，指挥员不到战场，只是向战士下达命令，能不能打胜仗？他在会议上表扬了一批干部，还有名有姓地点名批评了哪一个机关哪一个人存在什么问题，把干部参加劳动放在了重中之重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