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篇 打鐵先得本身硬
一、探索四級幹部參加勞動
中國共産黨在完成了生産資料所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以後，農業生産的程序就進入了集體生産的規模。昔陽縣從1952年開始試辦初級農業合作社，1956年在全縣實作了農業合作化。試辦農業合作社時，是仿照了前蘇聯辦集體農莊的經驗，辦一個一百戶的集體農莊，需要四至五個脫産人員。可是昔陽辦農業初級社時，堅持了農村的幹部不脫産。到了辦進階社時，就出現了農村脫産幹部。一般是支部書記、社長、會計、保管四人脫産，有些地方生産隊長也脫離生産。時間長了在群衆中間就造成了很壞的影響，由此，人們也編了一首順口溜：“好好勞動七八分，遊遊逛逛十來分，坐在家裡瞎指揮，不知村外荒了地。”還有：“過去是一個人坐轎四個人擡，，現在是一夥人坐轎大夥擡。”這話說到了問題的要害。
這裡說的“不知村外荒了地”是有所指的。張懷英對我講起這個曆史時說，這是他到洪水鄉潘掌村檢查工作時，發現有一塊地荒着，一追查才了解到這塊地是春天忘了耕、忘了種，就批評他們說：“不上地還能想起這塊地？”稍停後他又說：“這個事是有具體人的，還是不點名為好”。然而事隔這麼多年，說說又有什麼大不了呢，這說明了幹部不勞動，不深入實際的後果。張懷英認識到：幹部尤其是農村幹部，不勞動就不能深入實際，不深入實際就要瞎指揮，瞎指揮就要出現浮誇。
時任昔陽縣委副書記、副縣長（後任山西省委組織部副部長）的趙滿倉回憶1957年幹部參加勞動的情況時說：當時全縣729名進階社支書、社長全年平均投工隻達中等勞力的39.5%，364名會計員平均每人投工隻有21天；其中全年沒有勞動過1天的占30%。城關管理區有32名脫産幹部，全年每人隻勞動了10天。那時因為幹部參加體力勞動少，收入低，全縣有31%的區幹部欠國家、農業社債款共15000多元，每人平均負債49元。他們成了受國家救濟的對象，因而引起了廣大社員的不滿，有的社員批評說：“拉拽不起懶漢，養活不起社幹”。不少基層幹部嚴重脫離生産實際，造成生産的大量減産。如：城關管理區域1958年幾個幹部蹲在辦公室兩個月研究勞動定額，結果絲毫沒有解決任何實際，而且仍然以“老十分”記工。造成當年糧食減産40餘萬斤的重大損失，教訓十分深刻。
1957年這一年，中央就發出了幹部要參加集體生産勞動的号召，張懷英已經看出了農業合作化以後幹部不參加勞動不深入實際的問題所在，就和縣委一班人認真地貫徹，組織了各種類型的幹部會議讨論這個問題，樹立典型，宣傳典型，并制定了一些相應的組織措施。就當時來說，村裡的幹部隻是到地裡做一些象征性的勞動，一天勞動個把小時，有的幹部隻是到地裡去應付一下。有的幹部還散布輿論說：“當幹部就是為了不勞動”。地區和縣裡有些幹部也提出幹部沒有時間去地裡勞動。相反，大寨幹部們不脫離勞動的情況就引起了張懷英的高度重視。他們的黨支部書記、社長、生産隊長，從初級社到進階社，除了出外開會以外，每天都是和社員一起在地裡勞動。接着，張懷英到七區的王寨下鄉時，發現北泉村黨支部書記耿德華也和陳永貴一樣，整天和群衆滾在一起幹活，并沒有影響村裡的工作，反而工作做得相當出色。
張懷英發現了這兩個典型，把這個問題提到公社黨委書記以上的會議上讨論，讨論的結論是，一百戶以下的生産大隊幹部可以參加勞動，一百戶以上的生産大隊幹部不行。當時昔陽主管農業的縣委副書記田根棟在本縣臯落生産大隊調研，他調研後得出的結論是，隻要幹部能力強，嚴要求，能妥善安排農業生産，同樣可以跟班勞動。張懷英也到刀把口找太行老勞模張老太了解情況研究，說：“你成天工作這麼忙，還能參加勞動”？張老太回答這個問題的時候不打折扣，态度很幹脆：說“不是能不能參加勞動的問題，是必須參加生産勞動，不參加勞動就上司不好生産。當兵不能離開營盤，放羊不能離開羊圈，如果班長、排長和連長都不和戰士住在一塊，打仗不到第一線指揮，行嗎？像刀把口現在有一千多隻羊，有十來個放羊的，如果放羊的羊倌不到羊圈，羊怎能放好？”張老太說着說着，情緒就激動起來，“我們跟國民黨軍隊打仗，為什麼國民黨的軍隊就打了敗仗呢？因為國民黨的排長、連長打起仗來是拿着手槍逼着士兵說：給我上。我們的排長、連長是走在最前頭喊一聲：同志們，跟我上。一字之差，就決定了戰争的勝敗。現在我們的一些生産大隊生産搞不上去，就是因為生産大隊幹部不參加勞動，就和國民黨軍隊打仗一樣，讓社員給我勞動，不是自己走在頭，讓社員跟我勞動，這就是生産搞不好的根本原因。刀把口的大隊幹部從來沒有不勞動的，幹群齊努力，才有了今天萬貫家産的刀把口。”
張老太的這番話對張懷英啟發很大，再細心研究一下臯落大隊這麼大的村子幹部也都走到了地頭，更值得重視的是大寨幹部參加集體生産勞動的經驗。終于使張懷英下了決心，必須解決這個問題。于是在1958年，經過縣委、縣人委聯系會議研究制定了要求全縣基層幹部必須參加生産、上司生産的規定。也從這一年開始，上至縣委書記、縣長，下至生産隊長，都要走到地頭，批判了“工作忙，不能參加生産”和“當幹部就是為了不勞動”的謬論。
為能把幹部參加勞動制度化，張懷英決定對這個問題進行各方面的嘗試，他于1959年以中共昔陽縣委的名義發了個001号檔案，作出了幹部種試驗田的決定，拟定了兩項規定：一，公社管理區黨委書記、主任每人必須種植密植試驗田，其他公社幹部和管理區的副書記、副主任、隊長等幹部也要普遍建立制度，量力而行。二，試驗田内的種植，必須是各種各樣的谷子，留株多樣，留株可以千株、雙千、四千、幾萬株。對高梁、豆子、山藥等也都有要求。檔案最後說，試驗必須在一塊地上進行，否則不易得出正确結論。
1959年7月31日，中共昔陽縣委又發出015号檔案，下發了全縣管理區生産隊幹部參加勞動的專題報告。檔案說，幾年來，我們認真地執行了中央、省、地委關于幹部參加勞動上司生産的訓示，特别是始終強調管理區、生産隊的基層幹部參加勞動方面取得了顯著成績。據1958年統計，全縣371個管理區（原來的進階農業生産合作社）黨支部書記共740名，平均每人全年實做勞動日140個，等于中常勞力的社員全年勞動240天的58%，82戶的大寨管理區支書陳永貴同志從1953年辦社以來，六年内共做勞動日1278個，每年平均213個，比中常勞力社員的實做勞動日還高14%。280戶的王家山管理區主任李茂林，從1954年辦社以來，5年内共做勞動日954個，平均每年191個，比中常勞力社員勞動日還高5.4%。又如後口莊管理區會計喬元林，龍王觇管理區的王成和妻子李懷良同時又是書記和副書記，參加勞動都和同等社員一樣多，畝産達到420斤。檔案用很大篇幅表彰了大寨、白羊峪、刀把口、梭羅峪等86個管理區的幹部參加勞動情況，批評了南渡海管理區支書郭田堂滿足于自己管理才能高，有辦法，認為不勞動就能當好幹部，一年做勞動日三、四十個，糧食産量比同等土地的村隊低二至三成，最後發展到詢私舞弊，集體A錢。檔案規定：百戶以下管理區，支部書記，主任全年實做勞動日不少于200個，管理區補貼80個，會計做勞動日不少于190個，補貼勞動日不超過100個。200戶以下管理區支書，主任實做勞動日不少于190個，補貼勞動日不超過100個，會計做勞動日不少于160個，補貼勞動日不少于130個。200戶以上的管理區支書、主任實做勞動日不少于180個，補貼不超過120個，會計實做勞動日150個，補貼不超過150個，補貼範圍一般限制在4至9個幹部為宜。1959年8月份，張懷英召集了一次機關幹部會議，他在會上作報告專門論述了四級幹部參加生産勞動的問題。他例舉了張老太的話，說過去軍隊打丈，指揮員不到戰場，隻是向戰士下達指令，能不能打勝仗？他在會議上表揚了一批幹部，還有名有姓地點名批評了哪一個機關哪一個人存在什麼問題，把幹部參加勞動放在了重中之重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