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瓦·塞梅尔（1954—），以色列作家，剧作家，编剧，翻译家，生于特拉维夫。出版物有六部小说，一部短篇小说集，一部诗集，九部童书，以及剧作和电视脚本若干。其著作被翻译成英语、意大利语、德语、罗马尼亚语、西班牙语、汉语等十种语言。
塞梅尔的作品在以色列、欧洲和美国曾被大量改编成广播剧、电影电视以及舞台剧，其小说《老鼠笑了》还曾被改编成歌剧。她曾获得诸多文学奖项，包括全美犹太图书奖童书奖、地中海女作家奖、以色列总理奖、奥地利最佳广播剧奖、罗森布拉姆奖舞台艺术奖和特拉维夫年度女作家奖等。
塞利娜公园一九九七
纳娃·塞梅尔
公园离家有五分钟的路。特拉维夫酷热的天气，不然就是慵懒弄得我常常不想到那里去。儿子拽我的衣服，他的小手挺有劲儿的。头上戴着顶“芝加哥公牛”帽儿。你长大了是个什么样子呢？
长吧。
鲜花绿草装点着这块小小的场地。尽管市里付给园丁们的薪水微薄，但园丁们还是创造了一点美。
妈妈，公园离我们是近还是远？
我的孩子们太小，不会估摸距离，不会计算、测量。那种复杂的知识用不了几年就可以学会。长大你就知道了。
去吧，去吧。
妈妈不能让你们自己走到那里去。还不行。
可他们的外婆，我母亲，却苦苦哀求我：我跟他们说什么呢？他们处在发问并要你作出回答的年龄段。
并非整个事实，我曾经写道。跳来跳去的想法，事实。她讲什么，就讲什么。
我不再像过去一样是个刺猬了。身上的刺随着岁月的流逝已经磨软了……四十岁上我的棱角已经软得像我们带到公园里的线团了。
孩子们把我甩在了后边，冲向大门。我不会再要孩子了。我女儿和她的双胞胎弟弟不同，很强壮。下决心去生存，用自己的方式闯世界，我母亲说，不知这话是出于恐惧还是出于自豪。
我埋在碎木屑中写小说。就像木工用的旧刨子靠惯性继续运动。我不屈不挠地刮着原木，小心翼翼地不让碎屑钻进眼中。
我跟在孩子们身后。在国外我走在大街上时，没人认识我。没有人对我指指点点。住在纽约时，我每天有个小小的仪式：驻足对天空宣布——世界上没有人知道我如今身在何方。
我们终于到了。到了公园中心。女儿轻盈而有节奏地蹦蹦跳跳。安全的四音节音步中带挂刺的金属钩像野兽鼻子上拴着的铃铛。
我的儿子站在一只滚桶上，既不行进，也摔不下来。我母亲从来不允许做这样的游戏。
他们用个石球替换了游戏场上最危险的装备。孩子们走上前去。他们已经能认字了。慢慢地读着上面的字，小心翼翼唯恐出错。
塞利娜公园。纪念一个女孩在生命之春在大屠杀中夭折。父母捐赠。
我在记忆的长廊间出没。那是黑暗狭窄的地方，你不知道会让你进入还是会将你抛出。我母亲说，记忆是没有起居室的。她记住的，就记住了。其他的永远不再说起。
她活不到看见我孩子的孩子那一天了。我最小的孩子的孩子。我成了母亲沉默的伙伴，陪着她走向衰老。最终，是自然的死亡，仿佛死亡真正是大自然的一个组成部分。有个问题，仿佛一张没牙的嘴，依旧张着大口——伤痛会去往何处？
我们必须控制住自己。不应滥用伤痛。
算盘在树与树之间延伸。孩子们一个一个地加。塞利娜多大了？我的儿子问。他沉思着：要是她活着一定是个孩子。
他把“芝加哥公牛”帽儿抛向空中。当个篮球队员，像美国人一样，这是他长大想做的事。
不对，他的双胞胎姐姐争辩道。塞利娜一定老了。她很久以前就被杀死了。这些天伤痛逐渐成了精心测量的部分。我们必须准确无误。可时间上怎么安排，又由谁来决定呢？当然，有治疗专家，药物疗法，解除疼痛的方法。成功的比例超乎寻常。毕竟这是21世纪了。
思绪又回到公园。管理部门更换了这一危险的装备。他们换上一块牌子：为了你们的快乐，请注意。
塞利娜你在哪里？
我纠正儿子的读音。孩子们在地上迅速写下塞利娜的名字。他们开始做游戏。脱下鞋子，脚踩在松软的沙子上。
妈妈，把我埋了好吗？
打住。我不要做游戏。
热风与冬雨令树木颜色黯淡。战争与虚妄在这片土地上灼烧。边境并非真正的边境，孩子们在那里遭到伤害。我的手心划出了一道伤痕。只有这里的树叶是鲜活的。他们总在浇水。四周有给父母预备的长凳。那是保护孩子的合适办法。她从来不带我到娱乐公园去。没有费里斯转轮的童年。家本身成了受迫害的场所。我们上星期去旅行。我和母亲乘公共汽车坐在一起已经很多年了。这个国家的自然风光。海湾轻烟袅袅，为绿色掩映。她将一切尽收眼底，说：你记得吗？像学校组织的校外考察旅行。
我默不作声。
人们说，你为了她而铭记。他们指控侵占。她的伤痛属于你吗？但我是一条导盲犬，耐心地将盲人的记忆拾取。这里有光——感受一下。
没有自我怜悯。没有理由说没有书指导怎样来做父母。毕竟，我们迄今已经从完全粉碎到了脆弱的修补阶段。父亲，母亲，男孩，女孩。在那种秩序里。时间的开端。
塞利娜。
塞利娜。
保罗·策兰。
塞尔。
在档案馆我找到了：生于卡托维兹。随父母一起被遣送至克拉科夫郊外的普拉佐集中营。孩子和父母一起被带到“儿童之家”。位于第五街区；纳粹把这里装点得像普通的幼儿园，声称这样一来孩子的父母就可以安心工作。一个美丽的春日，塞利娜和别的孩子们一起被送进奥斯威辛集中营，送进那“妈妈，给我买只小马”的旋律中。他们的命运好几个月不可得知。护送他们的党卫军回来后告诉孩子们的父母，说他们在一个美妙的公园里玩耍，由特殊保姆照顾。
塞利娜消失了。她的父母活了下来。
自从我让母亲在一张小纸条上签字允许我参加学校旅游已经很长时间了。她现在打电话，早晚都打，证实她生存的账目。我点头称是，眼下，我的血液在流淌。对她来说足矣。
这些是我最小的孩子们。我将被葬在她身边。父母和子女按照几何图形排列。有朝一日我孩子的孩子的孩子会来这里，指着坟墓说：这里是我外婆，这里是我母亲。那是正确的顺序。一个由彩色棍棒组成的世界，他们在学校用这些棍棒来学习算术。
但是一加一并非总等于二。1938到1944。塞利娜正是我孩子们的年龄。她的公园，1997。他们杀你时，你就像小孩子一样，并不好玩，我的孩子们说。一个公园不够，他们说。我们将做更多的事情。比如说，用她的名字来命名糖果店。
我的居住区。特拉维夫。游乐场上的大屠杀，在我心灵的一角。我们将被埋葬在一起，母亲。这是唯一治愈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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