納瓦·塞梅爾（1954—），以色列作家，劇作家，編劇，翻譯家，生于特拉維夫。出版物有六部小說，一部短篇小說集，一部詩集，九部童書，以及劇作和電視腳本若幹。其著作被翻譯成英語、意大利語、德語、羅馬尼亞語、西班牙語、漢語等十種語言。
塞梅爾的作品在以色列、歐洲和美國曾被大量改編成廣播劇、電影電視以及舞台劇，其小說《老鼠笑了》還曾被改編成歌劇。她曾獲得諸多文學獎項，包括全美猶太圖書獎童書獎、地中海女作家獎、以色列總理獎、奧地利最佳廣播劇獎、羅森布拉姆獎舞台藝術獎和特拉維夫年度女作家獎等。
塞利娜公園一九九七
納娃·塞梅爾
公園離家有五分鐘的路。特拉維夫酷熱的天氣，不然就是慵懶弄得我常常不想到那裡去。兒子拽我的衣服，他的小手挺有勁兒的。頭上戴着頂“芝加哥公牛”帽兒。你長大了是個什麼樣子呢？
長吧。
鮮花綠草裝點着這塊小小的場地。盡管市裡付給園丁們的薪水微薄，但園丁們還是創造了一點美。
媽媽，公園離我們是近還是遠？
我的孩子們太小，不會估摸距離，不會計算、測量。那種複雜的知識用不了幾年就可以學會。長大你就知道了。
去吧，去吧。
媽媽不能讓你們自己走到那裡去。還不行。
可他們的外婆，我母親，卻苦苦哀求我：我跟他們說什麼呢？他們處在發問并要你作出回答的年齡段。
并非整個事實，我曾經寫道。跳來跳去的想法，事實。她講什麼，就講什麼。
我不再像過去一樣是個刺猬了。身上的刺随着歲月的流逝已經磨軟了……四十歲上我的棱角已經軟得像我們帶到公園裡的線團了。
孩子們把我甩在了後邊，沖向大門。我不會再要孩子了。我女兒和她的雙胞胎弟弟不同，很強壯。下決心去生存，用自己的方式闖世界，我母親說，不知這話是出于恐懼還是出于自豪。
我埋在碎木屑中寫小說。就像木工用的舊刨子靠慣性繼續運動。我不屈不撓地刮着原木，小心翼翼地不讓碎屑鑽進眼中。
我跟在孩子們身後。在國外我走在大街上時，沒人認識我。沒有人對我指指點點。住在紐約時，我每天有個小小的儀式：駐足對天空宣布——世界上沒有人知道我如今身在何方。
我們終于到了。到了公園中心。女兒輕盈而有節奏地蹦蹦跳跳。安全的四音節音步中帶挂刺的金屬鈎像野獸鼻子上拴着的鈴铛。
我的兒子站在一隻滾桶上，既不行進，也摔不下來。我母親從來不允許做這樣的遊戲。
他們用個石球替換了遊戲場上最危險的裝備。孩子們走上前去。他們已經能認字了。慢慢地讀着上面的字，小心翼翼唯恐出錯。
塞利娜公園。紀念一個女孩在生命之春在大屠殺中夭折。父母捐贈。
我在記憶的長廊間出沒。那是黑暗狹窄的地方，你不知道會讓你進入還是會将你抛出。我母親說，記憶是沒有起房間的。她記住的，就記住了。其他的永遠不再說起。
她活不到看見我孩子的孩子那一天了。我最小的孩子的孩子。我成了母親沉默的夥伴，陪着她走向衰老。最終，是自然的死亡，仿佛死亡真正是大自然的一個組成部分。有個問題，仿佛一張沒牙的嘴，依舊張着大口——傷痛會去往何處？
我們必須控制住自己。不應濫用傷痛。
算盤在樹與樹之間延伸。孩子們一個一個地加。塞利娜多大了？我的兒子問。他沉思着：要是她活着一定是個孩子。
他把“芝加哥公牛”帽兒抛向空中。當個籃球隊員，像美國人一樣，這是他長大想做的事。
不對，他的雙胞胎姐姐争辯道。塞利娜一定老了。她很久以前就被殺死了。這些天傷痛逐漸成了精心測量的部分。我們必須準确無誤。可時間上怎麼安排，又由誰來決定呢？當然，有治療專家，藥物療法，解除疼痛的方法。成功的比例超乎尋常。畢竟這是21世紀了。
思緒又回到公園。管理部門更換了這一危險的裝備。他們換上一塊牌子：為了你們的快樂，請注意。
塞利娜你在哪裡？
我糾正兒子的讀音。孩子們在地上迅速寫下塞利娜的名字。他們開始做遊戲。脫下鞋子，腳踩在松軟的沙子上。
媽媽，把我埋了好嗎？
打住。我不要做遊戲。
熱風與冬雨令樹木顔色黯淡。戰争與虛妄在這片土地上灼燒。邊境并非真正的邊境，孩子們在那裡遭到傷害。我的手心劃出了一道傷痕。隻有這裡的樹葉是鮮活的。他們總在澆水。四周有給父母預備的長凳。那是保護孩子的合适辦法。她從來不帶我到娛樂公園去。沒有費裡斯轉輪的童年。家本身成了受迫害的場所。我們上星期去旅行。我和母親乘公共汽車坐在一起已經很多年了。這個國家的自然風光。海灣輕煙袅袅，為綠色掩映。她将一切盡收眼底，說：你記得嗎？像學校組織的校外考察旅行。
我默不作聲。
人們說，你為了她而銘記。他們指控侵占。她的傷痛屬于你嗎？但我是一條導盲犬，耐心地将盲人的記憶拾取。這裡有光——感受一下。
沒有自我憐憫。沒有理由說沒有書指導怎樣來做父母。畢竟，我們迄今已經從完全粉碎到了脆弱的修補階段。父親，母親，男孩，女孩。在那種秩序裡。時間的開端。
塞利娜。
塞利娜。
保羅·策蘭。
塞爾。
在檔案館我找到了：生于卡托維茲。随父母一起被遣送至克拉科夫郊外的普拉佐集中營。孩子和父母一起被帶到“兒童之家”。位于第五街區；納粹把這裡裝點得像普通的幼稚園，聲稱這樣一來孩子的父母就可以安心工作。一個美麗的春日，塞利娜和别的孩子們一起被送進奧斯威辛集中營，送進那“媽媽，給我買隻小馬”的旋律中。他們的命運好幾個月不可得知。護送他們的黨衛軍回來後告訴孩子們的父母，說他們在一個美妙的公園裡玩耍，由特殊保姆照顧。
塞利娜消失了。她的父母活了下來。
自從我讓母親在一張小紙條上簽字允許我參加學校旅遊已經很長時間了。她現在打電話，早晚都打，證明她生存的賬目。我點頭稱是，眼下，我的血液在流淌。對她來說足矣。
這些是我最小的孩子們。我将被葬在她身邊。父母和子女按照幾何圖形排列。有朝一日我孩子的孩子的孩子會來這裡，指着墳墓說：這裡是我外婆，這裡是我母親。那是正确的順序。一個由彩色棍棒組成的世界，他們在學校用這些棍棒來學習算術。
但是一加一并非總等于二。1938到1944。塞利娜正是我孩子們的年齡。她的公園，1997。他們殺你時，你就像小孩子一樣，并不好玩，我的孩子們說。一個公園不夠，他們說。我們将做更多的事情。比如說，用她的名字來命名糖果店。
我的居住區。特拉維夫。遊樂場上的大屠殺，在我心靈的一角。我們将被埋葬在一起，母親。這是唯一治愈的途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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