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与韩复榘和其他上层人员，均有历史关系。1921年我从北洋法政学校毕业之后，即到冯玉祥部队工作，由书记、军法官调任税务行政，深得冯玉祥的赏识。韩复榘与我有亲戚关系，所以关系更近一层。1929年韩叛冯投蒋时，我正充任河南省禁烟查稽处副处长（处长是财政厅长傅正舜兼，由我负实际责任），韩回开封任河南省政府主席，留我继任工作。1930年，我充任韩的驻北平办事处处长，负责与阎锡山方面的联系。
韩任山东省政府主席后，委我为山东省牛照管理局局长，办理税务工作，并时常代表他在外边奔走，搞一些政治活动。张学良入关后，即由我代为联系，张、韩二人结拜为盟兄弟。宋哲元主持华北政务时，我也不断往来联络，韩、宋曾在乐陵宋的家中会晤，协商双方的重要问题。对于冯玉祥也保持着一定的联系，除保障其安全外，并不时接济其生活费用。
韩在驱逐了刘珍年以后，全省汽车交通得到统一，调我充任第三路军交通处副处长兼任山东全省汽车路管理局局长，主管全省汽车交通业务。抗日战争爆发后，汽车路管理局改编为第三路军汽车兵团，以我任团长，命将所有载重汽车一律改装钢板，作为装甲汽车使用，担任作战和军事运输任务。
在韩部撤出济南以前，汽车兵团奉命移驻河南归德，进行军事整编训练，已将一部分汽车装好钢板。我虽驻在归德，而对韩和第三路军的一切动态仍极关心。
（二）
一天，我在归德忽然接到老朋友川军代表赵嶽松由徐州来的一个电报，说他某日乘火车过归德赴汉口，邀我到车站候晤，有要事面谈，我按时前往迎候，在站台上做了简短的谈话。他说：“你们韩主席与李司令长官闹翻了，你知道吗？”我说：“不知道，怎么回事？”他说：“详细情况我也不十分清楚，只听说你们主席有几个电报对李长官毫不客气。
李恼火了，将韩违抗命令不听指挥的情形，告到委员长那里。听说蒋要在开封召开军事会议，解决这个问题，最好请你们主席好好准备准备，来打这场官司。”我问韩打的什么电报，赵说：“我只听到大家传说，他这些电报，在措辞上、语气上，都很欠斟酌。李长官认为他目无长官，若不予以惩办，今后将无法指挥作战。你回去查查这些来往的电报就知道了。”赵嶽松是川军邓锡侯的顾问，常在外边奔走，往来于北平、济南，和我很熟，所以把这个消息告诉了我。
我深感他的厚意，曾留他下车，同到曹县去见韩（当时韩的家在曹县）。他说汉口有要事等他解决，中途不能停留。
赵走后，我立即赴曹县见韩，报告与赵所谈的这些情况。韩听了之后，沉默了一会儿，叫人到参谋处将最近与李来往的电报取来。我翻开一看，果然不错，有些词句确实很生硬，而这些词句又都是韩在来电上批示的，参谋处把这些话原封不动地全盘端出去了。韩不愿认错，只是说：“赵先生一番好意，你去信谢谢人家。李宗仁要打官司，那就打吧！”我竭力劝韩说：“人家是长官，我们归人家指挥，设身处地想一想，你若是长官，将会怎么样呢？还是派人去解释解释，官司不就好打了吗？”韩沉思了一下说：“好！你就代表我前往解释解释吧！”
我立即折回归德，候车赴徐，不料那几天铁路忙于军运，客车停开。我正打算搭军车前往，忽然车站来人，说李长官的专车将过此西去，我急忙到车站迎候。李的专车到站，我上车晋谒，将韩派我赴徐去见他，正在等车的情况说了一遍。李宗仁非常客气，他说：“我已接到韩主席的电报，说熙众兄要来，好极了，我们就谈谈吧！”
我说：“韩主席叫我来问候长官，并报告一下部队的情况，请示将来的做法；还听说长官很生他的气，也叫我陈述一下实际情况。”李当时一言未发，只是嗯、嗯地听着，态度很严肃。我接着又报告了第三路军的动态，请他指示以后怎么行动。李说：“你们打算怎么办呢？”我说：“还是听长官的命令。前次命第三路军撤往沂蒙山区，韩主席以在沂蒙山区事前未做一点准备，临时变更计划。在敌人追踪下，目前虽不能去，将来准备一下还是可以去的；即使不能全部去，也可以去一部分。”
李听了我的话没有什么表示。我停顿了一下又说：“听说有两个电报，使长官很生气。韩主席这个人，长官还不了解，他做事一向马马虎虎，事情一忙，许多事都交给下边办，发电报连看也不看。前天我们检查了那些电报，都是参谋处代发的，真是太不成话。韩主席正在追究这一责任，并准备对承办人给予应得的处分。当然，像这样重要的电报，随随便便交给下边处理，他本人也难辞其咎。韩主席说过几天一定来面谒长官，负荆请罪，请长官教训。”
我当时说的话很多，这只是个大意。李听我讲话时，有时冷冷地笑一笑，而神气仍是严肃的，一反他平时那种一团和气的态度。最后他说：“我现在去开封，盼望熙众兄常来谈谈，以后见面再说吧！”因火车已上好煤水待开，只谈了半个多小时。辞出以后，我总觉着我的话没有起什么作用，李自始至终没有说一句表示谅解的话。我的心情仍是沉重的。
李的专车开走后，我当晚赶赴曹县见韩，报告见李的情况。韩竟表示满不在乎，而我却非常忧虑，去找张绍堂商量。张说，在开封召集会议的通知已到，韩已决定前往出席。我又去见韩，问他是否出席会议，他说打算去。
我说：“据我见李长官的神情，开封会议恐对我们不利，主席还是不去的好，派个代表去，也有缓冲的余地。”韩说：“我已复电说到时出席，怎么能不去呢？”我说：“可以来个临时病假。”韩说：“你不要神经过敏。我不去更叫人家怀疑。我又没有投降日本，怕什么？”韩为什么不接受我的建议呢？
我那时并未想到，韩已受了蒋伯诚的蒙骗，总以为没有投靠日本，有蒋伯诚做证，理直气壮，不怕什么，他根本没有向其他方面去想。而我多年来为韩奔走反蒋，尤其“双十二”那件事，还有与刘湘的结合，怎能蒙得了蒋介石的耳目？我越想顾虑越多，又坚决劝他去不得。韩依然笑着说：“在此抗战期间，委员长召集军事会议，哪有不去之理，你的顾虑太多了。”我说：“我总认为慎重点好。”韩有些不耐烦了，连说：“好、好、好！”接着，他把话题岔开，问起汽车兵团的事情，叫我加紧训练，又问装甲车装配得怎样。这样，我也就不便再絮叨下去了。次晨我回归德，走前还请张绍堂、王向荣二人设法劝韩不去。
我到归德不久，接张绍堂的电话，说韩定于某日由柳河换乘火车赴开封。张绍堂说，他们劝不了，专车已备好，让我到柳河去送韩，有话当面再讲。我又跑到柳河，等没有旁人在座时，再次劝他派代表前往。韩不听，终于带着随员和卫队多人前往开封了。
（三）
我回到归德，一直担心韩的安全。过了两天，归德电报局局长对我说：“韩主席在开封出事了吧？从往来的电报中看出了征兆。你何不打个电话问一问。”我马上挂电话问张绍堂。他说：“不错，主席在开封被扣，正要告诉你，你快来吧！”我饭也未吃，赶赴曹县。这时孙桐萱已回到曹县，当即问他韩被扣的情形，知韩被扣的当日即已送往汉口。
我先向孙表示：“主席既已出事，我们的汽车兵团，今后即听你的指挥。”孙很欢喜，我随即提出如何救韩的问题。孙说：“现在正邀请大家商议这件事，请熙众兄参加。”参加商议的人不少，省府方面有李树春、王向荣、张绍堂等，总部方面有刘书香、张钺和几位处长，带兵的有孙桐萱、曹福林、吴化文等。当时各人发言的详细情况已记忆不准，只记得省府和总部人员均担心韩的安全，心情都很沉重。几个带兵的议论着第三路军今后将会发生的变化。
曹福林埋怨韩的左右，当初不应该让主席去开会。至于如何设法营救，他们都没提出好的办法。张绍堂提议说，应该立即派人前往汉口，先探听韩的情况，并设法营救。最后一致推我前往，我义不容辞，答应前去，即刻回归德，将本团事务交由李铁民团附代理，随即搭车赴汉。
我到汉口，住在第三路军办事处。据处长王恺如说，韩押在蒋的行营大楼，吃住均尚优待，只是不让与外人见面，其他情况如何还不明了。他正感束手无策，问我怎么办好。我说：“我对此间情况全很生疏，只是认识冯先生（玉祥）和鹿先生（钟麟），其他方面你看怎么样？”王说：“其他方面全不能帮忙，只能打听打听消息，但真实情况也得不到，现在也只有找他们两位。”
我于是先去见冯玉祥，会面后先谈了此次韩被扣的情形，并谈到韩的种种做法如何不对，主要是解释冯去第六战区的那段情况。最后我说：“无论如何，他是先生一手培养的，还得请您想办法救他。”冯说：“别说这些了。现在的问题是如何保全他的生命，我这几天正为这事着急。我觉得应该从你们部队本身去想办法，专靠某一两个人去讲情，是没有多大用的。”冯的表示非常诚恳。我辞出后即同王恺如去见鹿钟麟。鹿说：“我和冯先生正在为向方的事为难，你们怎么打算的呢？”我把来时大家商议的情形谈了谈，接着又把冯的意见说了说，问鹿怎样办好。鹿说：“不错，韩向方再回军队怕是很难了。现在最重要的问题是先保全住他的生命，冯先生的看法是对的。
最好由你们部队将领向蒋委员长表示一下，使他有所顾虑。最主要的，部队要团结一致，不要被人分化，才有力量。你们自己研究研究吧。我和冯先生自然尽量想办法，用不着说别的。”
我们回到办事处，都认为冯、鹿对韩均极关切，他们谈得都很有道理。
我当时想到韩当时任团、旅、师长时，都是鹿钟麟一手提拔的，第三路军的官佐也多是鹿的旧部，如果我们拥戴鹿把第三路军带起来，不但鹿高兴，冯一定也很喜欢。鹿的办法很多，他到第三路军不但可以推动冯玉祥救韩，而且对第三路全军也是有利的。我把这个办法对王恺如一说，王很同意。我们第二天又去见冯，向冯报告我们的意见。我说：“打算由第三路将领们出个电报，使蒋有所顾忌。我们还想到第三路这部分队伍，自韩被扣，群龙无首，孙桐萱不一定能统率得起来，内部一闹分裂，即被人分化消灭。这个队伍是先生一手训练的，不能看着不管。这个队伍是第一师的老底子，许多官佐是鹿总监（当时鹿任执法总监）的旧部。他如果能去招呼一下，一定不成问题。先生看怎么样？鹿总监是否能去？”冯笑了笑说：“好！你们的办法很好。至于瑞伯（鹿钟麟字）去带这部分队伍的事，还不是那么简单。一方面瑞伯是不是愿意去，另一方面是将来如何去，人家是不是让他去，均是问题。待我问问瑞伯再说吧！”看冯的意思是很愿意鹿去的，至于如何能去，问题的确不简单。我当初只是从救韩和希望鹿去这两方面着想而提出这个办法的，至于蒋介石是否肯放鹿去和第三路军将领是否一致愿意他去，均未深加考虑。
第二天冯叫我去，告诉我说，鹿同意我们的做法，命我们即日赶回山东，先发救韩的电报，并在第三路军各将领中做些工作。至于如何向蒋表示希望鹿去的问题，看蒋是否能以抗战大局为重，让鹿前去，再从多方面设法促成。我们将准备好的电报稿，请冯玉祥看过，做了一些修改。电报的原文已无法回忆，大意为：抗战不力，弃守济南，不单独是韩的罪愆，第三路军的将领也均有责任，请分别予以应得之处分，今后自当服从命令，效忠委座，戴罪图功，以赎前愆等语。
在我由汉口返回曹县的交通车辆方面，冯玉祥和鹿钟麟曾给予很大的支助。冯说：“坐客车去，恐怕耽误时间。”后由鹿要了一列专车，用一个车头挂了两节车厢，同鹿的副官长（姓名记不清了）连夜赶到柳河下车，换乘汽车返回曹县。
我回到曹县向孙桐萱报告了这次赴汉救韩的经过情况，孙极满意。关于发电报的事，请各军长、师长来曹县商议后再行拍发。我原以为事情可以顺利进行，不料蒋伯诚将我的活动情况，以及孙桐萱召集各军、师长来曹县商议发电救韩的事，统统密报蒋介石。因此我们的计划未能实现，而且后来还有人说我那次武汉之行，不但未能救韩，反足以促韩之死。我自己也体会到，蒋之杀韩虽然已是定案，而我们的做法，也的确不够审慎严密。
（四）
我们正在等待各军长、师长来曹县商议拍发救韩的电报，孙桐萱忽然接到汉口的电报，说1月25日（旧历腊月二十三）蒋在武昌已将韩枪毙。大家闻后，均极愕然。这时我也不愿再做其他活动，取得了孙桐萱的同意，将汽车兵团的职务正式交与李铁民，偕同韩妻纪甘青赶赴汉口，为韩办理后事。
到后去见冯，冯这次见我，表示出很难过的样子，开头说：“你回来啦，人家这一手真毒，没想到这么快。你快去看看他的尸体怎么办，其他的事回头再谈吧！”我说：“韩的家眷也来了，打算领回安葬。”冯说：“在国难期间，他又是这样死的，可不要铺张，快去办吧！”我回到办事处，王恺如已办妥了由家属领尸的手续，第二天我们同纪甘青赴武昌长春观领尸。我们原先以为收殓得一定很坏，打算另换一套衣服棺木，到后才知道一切装殓是按上将待遇，棺木并不坏。我们打开棺木看了看，身中七枪，都在胸部，血迹已代洗净，衣服也很好。大家商议，已无再换的必要，只另加上一个绸子苫单，蒙盖全身，复将棺木盖上。听说，在韩被枪毙后，冯、鹿曾派人代为照料收殓。
我再次去见冯，报告为韩领尸的情形。冯问：“打算葬在哪里？”我说：“决定先葬在鸡公山，战事过后，他的家属还要运回北方安葬。”冯说：“很好。”后又谈到我回山东的情况，我说：“我回去不过两天，孙桐萱答应邀集各军、师长研究发电的事，想不到他们还没来齐，即接到这方面的消息，我马上就赶回来了。孙桐萱已处在蒋伯诚的控制下，他没有敢作敢为的魄力，所以事情没有办好。”冯说：“瑞伯对韩的事尽了很多力。审判时，他想为向方设法开脱，没想到一切办法终归无效，很多人私下里说，这是对‘双十二’事件的报复，看来是颇有道理的。”冯对韩的态度，由韩被捕至死，是可看得清楚的。至于外间所传，冯亦主张杀韩，完全是蒋方放出的一种空气，绝对不是事实。
过了几天，在启运韩的灵柩时，还闹了许多麻烦。当时许多爱国工人，均认为韩是不抗战而被枪毙的，先是不管抬运，及至运到车站，铁路工人也不肯拨车装运。后来经过孙连仲的办事处派人协助，鹿也派人交涉拨车，费了许多周折，才得启运。
我本打算随赴鸡公山照料葬事，忽然王恺如得到消息，说蒋介石已加我以煽惑军队，反抗中央的罪名，下令拿办我，叫我躲避一下。我即跑到冯玉祥先生那里躲藏，没有去鸡公山。我到冯处，告冯说蒋介石已有命令捕我，请他设法救援。
冯遂命我住在他那里，并嘱千万不可出门。过了许多天，冯晤蒋介石，顺便代为讲情，说明我是韩的亲戚，追随多年，感韩的知遇，代为奔走营救，是人情之常；至于联系部队，也是为了抗战，绝对没有反抗中央的意思。冯并说：“这个人跟我也很久，我很知道他，他人很老实，愿代担保。”蒋遂面允不再追究，随即撤销了通缉。但到处都是蒋的特务，随时都可能发生危险，冯就留我随他办事，作为他的随员。此后，我随同冯在成都、贵州、云南、广西等各大城市视察部队；返回重庆后，又担任副委员长办事处交际任务。后来听说冯有出国计划，我认为我无再留的必要，遂借用朋友购好的去香港的飞机票，辞冯飞往香港，改行经商。
[1]1927年11月豫东大战中，韩、庞两部从北、南两面会攻归德，韩部首先入城，正在缴敌
械时，庞部亦由南门入城，收缴南城敌械。韩闻之乃命谢会三旅卡住南门，扣留庞部所缴
军械，说归德是他们攻下的。庞愤而哭诉于鹿钟麟，鹿从中调停，保证请冯玉祥要还所缴
之械，才获解决。
[2]另一说50万元。
[3]何思源自称“四朝元老”，还加上孙良诚之前的石敬亭时期。——编者
——《文史资料——一代枭雄韩复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