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降礼在经过秦汉时期的发展之后，内容和形式都有所变化。
《三国志》记载刘禅和孙皓出降时除了执行《左传》、《史记》记载的“面缚”和“舆棕”之外又增加了一种新的形式，即“奉降书”。
降书在三国以前的文献中没有记载，在刘禅、孙皓出降使用之后，逐渐成为后世降礼的主要方式。
降书的起源
“文降”，颜师古释 曰:“上文书言降，而 身未出。”李贤释曰:“以文簿虚降，非真心也。”
虽然文献没有记载“文降”的内容，然而由此可以确定“文降”就是递交投降文书，即“奉降书”。
瓜田仪“文降”，未出而死，王养给与厚葬，希望招降其部众，然而其部众没有投降，因此可以看出瓜田仪“文降”是假降、诈降。
皇甫规遭到宦官诬陷后，在上书自陈时只对自己以财物笼络羌人作出辩解，并没有提到“文降”的事情。
但是宦官将“文降”堂而皇之地提出来，作为诬告的理由，直接意义就是假降。
这两条资料相间百余年，表明了当时人们对因文书而降的认识就是假降，后世对“文降”的记载也有两次，含义亦为假降。
因瓜田仪和皇甫规“文降”之事“文降”在后世就成为诈降、假降的代称，王忠嗣认为乌苏米施可汗“文降”为诈降，恐以皇甫规之事为鉴。
颜师古解释了“文降”的意义，同时也指出了“文降”的执行过程，即先上文书请降，降者后出。
降书的正式出现
关于瓜田仪所奉降书的内容，史书没有记载，羌人以文簿降于皇甫规，皇甫规自陈上书中没有提及“文降”，也可能是羌人没有奉降书。
第一次完整地执行颜师古解释的“文降”过程的是三国时期的刘禅和孙皓，因为刘、孙二人是真降，虽然他们遵行了“文降”的过程，却不能称之为“文降”，他们的行为史书称作“奉书”。
刘禅、孙皓遣使奉书，其内容流传天下，蜀吴亡国。
刘禅和孙皓在国将败亡时，分别遣使奉书降于邓艾和晋朝大将，然后在后者到来之时，出城“面缚”、“舆棕”，行亡国之礼。
可见，刘禅和孙皓先遣使奉降书，然后出降，和颜师古对“文降”的解释是一致的。
刘禅降书出自邵正之手，刘禅降书先出，十五年后东吴亡国，孙皓降书应该受到刘禅降书的影响，因此二者内容以及行文比较相像。
两份降书内容极尽谦卑，均表示自己将归天命于对方，也就是自己为逆天命者。
降书包括了很多内容，既包括自己投降的态度，也包含自己做了很多相关归降的事情，如解除武装、封府库等，同时在降书里表示自己即将执行的投降礼仪。
两份降书有三个共同点，即遣使奉印缓、请命、保全百姓，然而最关键的一点是，降书中述及内容远远超过实际执行的投降礼仪。
对于失败者而言，在胜利者到来之时行使什么礼仪，典籍中虽然有记载，却没有明确地规定。
两相比较，遣使奉降书是对投降礼仪执行的潜在回避，而投降礼仪的执行过程也可以因为奉降书而被尽量简化。
先秦时期质朴重礼，投降以执行多个环节礼仪的方式进行，既表示负罪深重，又表示宗庙受辱。
汉末清议盛行，名士风气渐长，而三国机诈，礼法多有毁弃，刘禅昏庸，不以宗庙为意，但毁弃先人事业对投降之事以降书表示，回避更多投降礼仪的执行却也是无可奈何。
而孙皓暴虐自负，投降礼仪是为保全性命，不得已而为之，更是能省就省，刘、孙降书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是表示归命魏晋，并且极尽谦辞。
这一情况和先秦时期是不同的，先秦王者更多地表示出一种力量上的失败，以及自己的“失德”与“不仁”。
但是孙、刘降书所表示的除了力量和道义上的失败之外，又增加了更为沉重的违背天命，违背天命似乎无法用礼仪来表示，只能用语言来表述。
语言的力量虽然弱于实际执行，但是实际执行仅及于亡国之君，语言表述却延及父祖创业，这是比个人实际执行更加深重的罪责，且流布后世，罪莫大焉。
降书达到的效果十分迅捷，刘禅遣使奉 书后，邓艾立即作出回复，然后才整军到达成都受降。因为刘禅命令军队投降，邓艾受到的阻力很小。
由于降书具有巨大的包容力，再加上信息传递的迅捷，就使其成为后世行使投降礼仪的主要方式。
降书和降表的关系
后汉“刘仁赡上表乞降，帝遣合门使张保续入城慰抚，翌日，仁赔复令子崇让上表请罪”，其所上之表即为降表。
此事见于《新五代史·死节传》，“周世宗实录载仁赡降书，盖其副使孙羽等所为也”，在这里显然“书”和“表”都指投降文书。
降书和降表除了上述一例同时称呼之外，就不再有交集了，从前文看，降表的接受者多是天子。
降书的三次使用则均是奉于对方主将，分别是伯颜、左宗棠、日军主帅，虽然“降书”和“降表”具有同样的功能，但使用主体却有区别。
降书奉于将帅，降表奉于天子，宋代国家开始制定受降礼仪，失败者的投降仪式转在京师进行，因此失败者的投降文书就直接上于天子，即“降表”。
前军统帅不再受降，也就不会受到失败者递送的“降书”了，这也正是明清时期“降表”多而“降书”少的原因了。
降书出现的历史原因和影响
降书书于竹帛，流布天下，内容往往及于历代先祖，且可从语言文字上表示自己顺应天命，这是胜利者最愿意看到的。
而投降礼仪的执行往往止于失败者一人，从效果上也不及降书，从两汉时期认为“文降”不实，到对降书的看重，其间体现的是人们观念的转变以及中央集权的加强。
降书和降表的使用与文化的传播是分不开的两汉时期儒学盛兴，国家制定多种政策促进儒学的发展，如置五经博士、设太学以及摩学等，贫寒子弟也可以就学。
通晓文字者日多，整个社会逐渐开始注重文字的功能，但是汉代语言的功能仍然弱于礼仪行为。
到东汉末年清议盛行，语言的功能影响到了社会政治的各个层次，在语言的功能深入人心时，将降书书于竹帛之上，取信胜利者，求生才有可能。
语言文字功能的加重使得降书的使用成为趋势，且降书可以遣使送达，在时间上具有趋前性，胜利者统帅得书即暂停军事行动，使国家免遭涂炭在这里降书既作为捷报使用，又作为间接投降礼仪使用。
将帅出征受降表之后，立即驰奏中央报捷，以慰主上，而降书中也对失败者所持的礼仪、态度、行为做了陈述，可以说是直接投降礼仪的书面化表述。
送达皇帝，即表示由皇帝受降，前军统帅不再接受失败者行使投降礼仪，受降的权力也从前方的统帅转到了皇帝手里。
从宋代开始，国家制定“受降”礼仪，其实是对失败者执行投降礼仪的强制规定，在此情况下，失败者就不能根据典籍记载自己执行投降礼仪，而要听从胜利者的摆布。
奉降书则正好可以对自己执行投降礼仪的要求进行回避，转而适应胜利者受降礼仪的需要。
在受降礼仪制定并执行之外，失败者实际上已经没有必要再去执行自己认为可行的投降礼仪了。
降书和降表大量使用之后，最主要的一个影响就是直接行使的投降礼仪的减少或者不行使。
奉降表的晋出帝和南宋谢太后均没有再执行投降礼仪，即以遣使奉降表作为投降的代表行为。
唐代以后奉降书和降表的主体行使投降礼仪的只有两次:《元史》:淮西夏贵受命顿首，上地图、降书。
《明史》:登庸即遣使请降，十一月率从子文明及部目四十二人入镇南关，因首徒跷，闹匐叩头坛上，进降表，伯温称诏救之。
复诣军门匍匐再拜，上土地军民籍，请奉正朔，永为藩臣，伯温等宣示威德，令归国俟命。
淮西夏贵和安南王登庸在行使投降礼仪的同时，还奉了降表，而“黔国公沐朝辅等以登庸降表至，请宥罪许贡。”可见，降表在其中发挥了更加巨大的作用。
在降表发挥巨大作用的同时，投降礼仪的衰落也是不可避免的了。
降书和降表的使用促胜利者受降权由前方统帅向中央皇帝转变，进而促使国家制定受降礼仪;而受降礼仪的出现又反过来使降表得到了更大规模的使用。
两相作用下，从先秦就开始执行的失败者投降礼仪终于在降书的作用下，转变为胜利者执行的受降礼仪，并确定为国家礼仪。
失败者已经没有资格以执行投降礼仪的方式进行主动投降，而只能接受胜利者的摆布。
结语
一个行为主体行礼权的丧失在中国古代意味着一切的失去。
因此，失败者以投降礼仪的执行而保存的最后一丝尊严，终于被胜利者行使的受降礼仪剥夺殆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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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