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降禮在經過秦漢時期的發展之後，内容和形式都有所變化。
《三國志》記載劉禅和孫皓出降時除了執行《左傳》、《史記》記載的“面縛”和“輿棕”之外又增加了一種新的形式，即“奉降書”。
降書在三國以前的文獻中沒有記載，在劉禅、孫皓出降使用之後，逐漸成為後世降禮的主要方式。
降書的起源
“文降”，顔師古釋 曰:“上文書言降，而 身未出。”李賢釋曰:“以文簿虛降，非真心也。”
雖然文獻沒有記載“文降”的内容，然而由此可以确定“文降”就是遞交投降文書，即“奉降書”。
瓜田儀“文降”，未出而死，王養給與厚葬，希望招降其部衆，然而其部衆沒有投降，是以可以看出瓜田儀“文降”是假降、詐降。
皇甫規遭到宦官誣陷後，在上書自陳時隻對自己以财物籠絡羌人作出辯解，并沒有提到“文降”的事情。
但是宦官将“文降”堂而皇之地提出來，作為誣告的理由，直接意義就是假降。
這兩條資料相間百餘年，表明了當時人們對因文書而降的認識就是假降，後世對“文降”的記載也有兩次，含義亦為假降。
因瓜田儀和皇甫規“文降”之事“文降”在後世就成為詐降、假降的代稱，王忠嗣認為烏蘇米施可汗“文降”為詐降，恐以皇甫規之事為鑒。
顔師古解釋了“文降”的意義，同時也指出了“文降”的執行過程，即先上文書請降，降者後出。
降書的正式出現
關于瓜田儀所奉降書的内容，史書沒有記載，羌人以文簿降于皇甫規，皇甫規自陳上書中沒有提及“文降”，也可能是羌人沒有奉降書。
第一次完整地執行顔師古解釋的“文降”過程的是三國時期的劉禅和孫皓，因為劉、孫二人是真降，雖然他們遵行了“文降”的過程，卻不能稱之為“文降”，他們的行為史書稱作“奉書”。
劉禅、孫皓遣使奉書，其内容流傳天下，蜀吳亡國。
劉禅和孫皓在國将敗亡時，分别遣使奉書降于鄧艾和晉朝大将，然後在後者到來之時，出城“面縛”、“輿棕”，行亡國之禮。
可見，劉禅和孫皓先遣使奉降書，然後出降，和顔師古對“文降”的解釋是一緻的。
劉禅降書出自邵正之手，劉禅降書先出，十五年後東吳亡國，孫皓降書應該受到劉禅降書的影響，是以二者内容以及行文比較相像。
兩份降書内容極盡謙卑，均表示自己将歸天命于對方，也就是自己為逆天命者。
降書包括了很多内容，既包括自己投降的态度，也包含自己做了很多相關歸降的事情，如解除武裝、封府庫等，同時在降書裡表示自己即将執行的投降禮儀。
兩份降書有三個共同點，即遣使奉印緩、請命、保全百姓，然而最關鍵的一點是，降書中述及内容遠遠超過實際執行的投降禮儀。
對于失敗者而言，在勝利者到來之時行使什麼禮儀，典籍中雖然有記載，卻沒有明确地規定。
兩相比較，遣使奉降書是對投降禮儀執行的潛在回避，而投降禮儀的執行過程也可以因為奉降書而被盡量簡化。
先秦時期質樸重禮，投降以執行多個環節禮儀的方式進行，既表示負罪深重，又表示宗廟受辱。
漢末清議盛行，名士風氣漸長，而三國機詐，禮法多有毀棄，劉禅昏庸，不以宗廟為意，但毀棄先人事業對投降之事以降書表示，回避更多投降禮儀的執行卻也是無可奈何。
而孫皓暴虐自負，投降禮儀是為保全性命，不得已而為之，更是能省就省，劉、孫降書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即是表示歸命魏晉，并且極盡謙辭。
這一情況和先秦時期是不同的，先秦王者更多地表示出一種力量上的失敗，以及自己的“失德”與“不仁”。
但是孫、劉降書所表示的除了力量和道義上的失敗之外，又增加了更為沉重的違背天命，違背天命似乎無法用禮儀來表示，隻能用語言來表述。
語言的力量雖然弱于實際執行，但是實際執行僅及于亡國之君，語言表述卻延及父祖創業，這是比個人實際執行更加深重的罪責，且流布後世，罪莫大焉。
降書達到的效果十分迅捷，劉禅遣使奉 書後，鄧艾立即作出回複，然後才整軍到達成都受降。因為劉禅指令軍隊投降，鄧艾受到的阻力很小。
由于降書具有巨大的包容力，再加上資訊傳遞的迅捷，就使其成為後世行使投降禮儀的主要方式。
降書和降表的關系
後漢“劉仁贍上表乞降，帝遣合門使張保續入城慰撫，翌日，仁賠複令子崇讓上表請罪”，其所上之表即為降表。
此事見于《新五代史·死節傳》，“周世宗實錄載仁贍降書，蓋其副使孫羽等所為也”，在這裡顯然“書”和“表”都指投降文書。
降書和降表除了上述一例同時稱呼之外，就不再有交集了，從前文看，降表的接受者多是天子。
降書的三次使用則均是奉于對方主将，分别是伯顔、左宗棠、日軍主帥，雖然“降書”和“降表”具有同樣的功能，但使用主體卻有差別。
降書奉于将帥，降表奉于天子，宋代國家開始制定受降禮儀，失敗者的投降儀式轉在京師進行，是以失敗者的投降文書就直接上于天子，即“降表”。
前軍統帥不再受降，也就不會受到失敗者遞送的“降書”了，這也正是明清時期“降表”多而“降書”少的原因了。
降書出現的曆史原因和影響
降書書于竹帛，流布天下，内容往往及于曆代先祖，且可從語言文字上表示自己順應天命，這是勝利者最願意看到的。
而投降禮儀的執行往往止于失敗者一人，從效果上也不及降書，從兩漢時期認為“文降”不實，到對降書的看重，其間展現的是人們觀念的轉變以及中央集權的加強。
降書和降表的使用與文化的傳播是分不開的兩漢時期儒學盛興，國家制定多種政策促進儒學的發展，如置五經博士、設太學以及摩學等，貧寒子弟也可以就學。
通曉文字者日多，整個社會逐漸開始注重文字的功能，但是漢代語言的功能仍然弱于禮儀行為。
到東漢末年清議盛行，語言的功能影響到了社會政治的各個層次，在語言的功能深入人心時，将降書書于竹帛之上，取信勝利者，求生才有可能。
語言文字功能的加重使得降書的使用成為趨勢，且降書可以遣使送達，在時間上具有趨前性，勝利者統帥得書即暫停軍事行動，使國家免遭塗炭在這裡降書既作為捷報使用，又作為間接投降禮儀使用。
将帥出征受降表之後，立即馳奏中央報捷，以慰主上，而降書中也對失敗者所持的禮儀、态度、行為做了陳述，可以說是直接投降禮儀的書面化表述。
送達皇帝，即表示由皇帝受降，前軍統帥不再接受失敗者行使投降禮儀，受降的權力也從前方的統帥轉到了皇帝手裡。
從宋代開始，國家制定“受降”禮儀，其實是對失敗者執行投降禮儀的強制規定，在此情況下，失敗者就不能根據典籍記載自己執行投降禮儀，而要聽從勝利者的擺布。
奉降書則正好可以對自己執行投降禮儀的要求進行回避，轉而适應勝利者受降禮儀的需要。
在受降禮儀制定并執行之外，失敗者實際上已經沒有必要再去執行自己認為可行的投降禮儀了。
降書和降表大量使用之後，最主要的一個影響就是直接行使的投降禮儀的減少或者不行使。
奉降表的晉出帝和南宋謝太後均沒有再執行投降禮儀，即以遣使奉降表作為投降的代表行為。
唐代以後奉降書和降表的主體行使投降禮儀的隻有兩次:《元史》:淮西夏貴受命頓首，上地圖、降書。
《明史》:登庸即遣使請降，十一月率從子文明及部目四十二人入鎮南關，因首徒跷，鬧匐叩頭壇上，進降表，伯溫稱诏救之。
複詣軍門匍匐再拜，上土地軍民籍，請奉正朔，永為藩臣，伯溫等宣示威德，令歸國俟命。
淮西夏貴和安南王登庸在行使投降禮儀的同時，還奉了降表，而“黔國公沐朝輔等以登庸降表至，請宥罪許貢。”可見，降表在其中發揮了更加巨大的作用。
在降表發揮巨大作用的同時，投降禮儀的衰落也是不可避免的了。
降書和降表的使用促勝利者受降級由前方統帥向中央皇帝轉變，進而促使國家制定受降禮儀;而受降禮儀的出現又反過來使降表得到了更大規模的使用。
兩相作用下，從先秦就開始執行的失敗者投降禮儀終于在降書的作用下，轉變為勝利者執行的受降禮儀，并确定為國家禮儀。
失敗者已經沒有資格以執行投降禮儀的方式進行主動投降，而隻能接受勝利者的擺布。
結語
一個行為主體行禮權的喪失在中國古代意味着一切的失去。
是以，失敗者以投降禮儀的執行而儲存的最後一絲尊嚴，終于被勝利者行使的受降禮儀剝奪殆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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