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宪光 | 人生得一知己足矣：书信中的张爱玲和宋淇夫妇

张爱玲1954年在香港兰心照像馆留影。

1955年10月，张爱玲告别了宋淇、邝文美夫妇，坐船赴美。路经神户，本来不想上岸，“后来想说不定将来又会需要写日本做背景的小说或戏”，她属于那种“没亲眼看到的，写到就心虚”的视觉型作家，于是便上岸兜了一大圈，满街都是老虎机，和服料子上画的是立体主义风格的图案，陋巷里家家户户门口的木板垃圾箱里堆满了扔掉的菊花，“雅得吓死人”，当地居民都像“古君子”似的，整个是古代中国与现代文化的混合体。到了火奴鲁鲁，各色人种嘻嘻哈哈，融融泄泄，“表面上简直是萧伯纳、威尔斯理想中的大同世界的预演”。世界似乎不是它原本如此，倒像是书本里故事的搬演。张爱玲在写给邝文美的第一封信里写道：

别后我一路哭回房中，和上次离开香港的快乐刚巧相反，现在写到这里也还是眼泪汪汪起来。……在上船那天，直到最后一刹那我并没有觉得难过，只觉得忙乱和抱歉。直到你们一转背走了的时候，才突然好像轰然一声天塌了下来一样，脑子里还是很冷静&detached，但是喉咙堵住了眼泪流个不停。事实是自从认识你以来，你的友情是我生活的core。我绝对没有那样的妄想，以为还会结交到你这样的朋友，无论走到天涯海角也再没有这样的人。

这封断断续续写了十几天的长信，就像一部长篇小说的开头一样，埋伏着张爱玲此后半生的许多密码。这是一段长达四十余年的友谊的开端，电影镜头一样的告别画面和煽情的泪水，出自向以冷漠示人的张爱玲，委实令人有些吃惊。另一件让她记忆深刻的事，是三等舱里菲律宾女人在小孩子头上捉蚤子。这仿佛是精心设置的一处伏笔，预示着三十年后几乎摧毁了她的那场蚤患。同样具有预言意味的，是到了美国以后小的事故固然不免，大的不幸与失望是不会有的，因为她对自己和美国没有illusions。作为收录张爱玲、宋淇夫妇往来书信的两卷本《纸短情长》《书不尽言》的开篇，这封信无疑是未经设计的，正如张爱玲的死亡未经设计一样，可是它作为一条友谊长河的开端是那样恰适，带着我们走向时间深处。

张爱玲往来书信集之《纸短情长》《书不尽言》书影。

1．“都淡淡的”

《张爱玲私语》说：“我最好的朋友——中学时代的张秀爱和后来的炎樱——都到美国去了，而且都是从来没有想到会去，并且没有亲人在美——‘一二不过三’，我想将来你也会去。”张秀爱，被写进了《同学少年都不贱》，其他的我们所知不多。“个子生的小而丰满”的炎樱，是张爱玲前期最重要的朋友，妙语连珠，乐观开朗，其人其声，可以参看《炎樱语录》《双声》诸篇。张爱玲1952年孤身赴港时，穿着一件素净的花布旗袍，唯一的金饰是五六岁时戴的一副包金小藤镯，所堪凭依的仅是一支笔、英语和在香港罕有人知的薄名。她很清楚，这一走便是有去无回，便是与上海割断了一切联系，而香港又何尝不是一片新的荒野？抵达香港后不久，张爱玲东渡日本，投奔炎樱，想在那里找一份工作。但这次日本之行，并不如意，很快又返回香港。但是香港大学的奖学金已经拿不回来了，只好出去做事情，才有机会到美国新闻处应聘，翻译海明威的《老人与海》，认识了宋淇、邝文美夫妇。

炎樱的英文名字是Fatima,父亲是锡兰人，母亲是中国人，家境殷实，与张爱玲是香港大学的同学。前往美国的路上，张爱玲就收到炎樱的信，让她在旧金山游玩放松一下，对于她在美国的担保、住宿问题也一口承担，并跟张爱玲的经纪人勒德尔有联系。抵达纽约后，两人相处尚好，也一起去看戏，一起去拜访胡适，但是已经不能再回到上海时代了：

Fatima并没有变，我以前对她也没有illusions，现在大家也仍旧有基本上的了解，不过现在大家各忙各的，都淡淡的，不大想多谈话。我对朋友向来期望不大，所以始终觉得，像她这样的朋友也总算了不得了。不过有了你这样的朋友之后，也的确是spoil me for other friends(宠坏了我，令我对其他朋友都看不上眼)。

这是1955年底的情形。过了两个月，炎樱要到日本、香港、印度、欧洲转一圈，炎樱说回来以后就找公寓和张爱玲一起住，爱玲在信上对邝文美说：

我告诉她经济情形不稳定，不能作任何计划。事实是我绝对不想和朋友同住，就连住宿舍也还多一些privacy。个人用钱的方式也不同。我只喜欢大家一天到晚你来我往。但Fatima像一般忙人一样，别人说话很少吸收。

初到美国，张爱玲找不到谋生的职业，没有稳定的收入，用钱方面比较小心，有这样的想法符合人情。后来在文艺营遇见赖雅，两人相爱并结婚。炎樱听说后说了一句：“这婚姻说不上明智，却充满热情。”并愿意为两人的婚姻充当见证人。对于赖雅的糟糕情形，张爱玲有清醒的认识，但她对两人的婚姻感到快乐和满意。

炎樱曾送给她一个能剧面具，邮寄的时候打碎了，有个画家帮着黏了起来。1960年，炎樱结婚，送给爱玲请柬。彼此结婚之后，似乎都疏远了一些。张爱玲生命的晚期，也曾收到炎樱的来信，但是没有拆阅。可以说，炎樱是前期张爱玲交往最多的闺蜜。

宋淇与邝文美夫妇。张爱玲在书信中经常称呼宋淇的英文名Stephen，邝文美的英文名Mae。

2．心灵感应

邝文美是怎样一个人呢？

最初的时候，张爱玲只是把她看成一位贤妻良母，后来才发现她身上种种好的品质，既有思想，又善于调适自己。照张爱玲的看法，她是每一个方面都好而一点不自满的人，谦逊得过分，清丽如水，有幽默感，走起路来“柳腰款摆”，眼神中有一种快乐，背后又有一层忧郁，遇到种种磨难却能心平气和，聪明美丽。这简直就是一个“完人”，却与张爱玲之间有着心灵感应。邝文美是张爱玲的粉丝，两个人的相识、相知是上天的一种恩赐。她说，“缘”是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逃也逃不掉；她很少出去应酬，却在偶然的场合认识了邝文美夫妇，真是她的幸运。邝文美去看她的时候，她很紧张：“当初你来看我，我知道你很喜欢看我的书——我又不能叫你不来，心里想：只好让你自己become disillusioned吧——好在那一定是很快的。想不到结果会像现在这样好，我真开心。”（《张爱玲私语录·友谊》）两人之间的背景和环境差异很大，可是她们之间的本性和气质都很像，相处起来十分融洽。张爱玲不停地感叹：“许多年来没有这样开心过，天待人真好，赐给你快乐，连timing都对。”“一个知己就好像一面镜子，反映出我们天性中最优美的部分。”张爱玲对别人多存着戒心，对朋友的要求不高，能懂得她的一部分已经很满足了，像炎樱、桑弧对她的了解都不完全，从来没想着会有这样一个人，而邝文美似乎可以懂得她的每一个方面。也许只有到了三十岁多一点的年纪再相遇，才是恰恰好的时候。

两人的一个相通处，是喜欢好看的衣服。初到美国时，张爱玲曾托邝文美买衣料，袖子短的花布袍一件或两件，明晰强烈的大花；淡灰的山东绸一件，滚黑边，窄的一道周身滚；袖子较长的两件，一件鲜明的湖蓝色，一件北京暗淡的湖蓝色缎子，质地相当硬，上有本色竹叶。还画了样式，让裁缝照做。过了半年多，又让邝文美帮她买一件白底黑花缎子袄料子，滚三道黑白边，盘黑白大花纽。这一件是照着邝文美的一件来买的，如果没有的话，就买淡灰本色花的，或灰白花的同色滚边花纽，黑软缎里子。这批衣服前后做了一年多，衣服收到后，张爱玲又写信给邝文美，“满意到极点”，“料子花式你选得太好了”。她几乎是照着邝文美的衣服颜色、料子、式样来选，看见邝穿了一件鲜艳的蓝绿色绸袍料子旗袍，便也要做一件。这些旗袍，每次穿出去都吸引了人们的目光，让人艳羡。十几年后，张爱玲在东海岸找到了一个洋裁缝，手艺很好，做了半打。从目前关于张爱玲在公共场合着装的记录来看，基本上是穿旗袍。1970年，陈世骧在家中宴请张爱玲，参加宴会的李渝在《跋扈的自恋》提到张爱玲的穿着：“张爱玲第一眼就令人觉得不平凡。觉得加件外衣的湾区天气，又是在半山上，张爱玲却穿着一件薄料子的旗袍，深灰色，不但没有袖子，而且袖缘往里裁剪得很深，从这边的肩骨，通过敷盖着前胸骨的上襟，可以看过去那边的肩骨，我从来没有看见过这么瘦削却又把衣服穿得这么瘦削的人。深色旗袍似乎是她的制服，印象中，以后也没见她穿别的衣服。”陈世骧吹着烟斗款款地说话，张爱玲“如同一位天真的小女孩，始终以不虚饰的面容，活在自己的世界里”。在杨荣华的笔下，“张爱玲很高，很重视仪表，头发梳得丝毫不乱，浅底洒着竹叶的旗袍更是典雅出色”。张爱玲很少出席较为正式的场合，偶尔出席，必定很在意自己的形象，穿的旗袍或许就是邝文美为她代做的。

在张爱玲眼里，宋氏夫妇是最完美的结合，虽然偶尔也会闹点小意见。张爱玲劝邝文美：“总希望你觉得你们的因缘是世上少有的，因为两人都这样敏感，中间没有一点呆钝与庸俗作为shock absorbent（缓冲），竟能相处得这样好。当然这是因为你是太理想的贤妻，但是有贤妻也不一定是好姻缘。以前我看见你的时候，常常想起有一本蹩脚文言小说《美人福》（民初李定夷著），作者的目的是想推翻《红楼梦》以来的美人薄命的传统，书中的美人个个吟诗作赋，而仍是福太太。写得太欠真实感，但是居然被我亲眼看到，真有这样的人。”这其实是对宋氏夫妇的高度赞美。张爱玲看待世间的一切人，似乎都比较冷静客观，唯有看邝文美的时候，给她披上了一层曼妙的轻纱，把她理想化了。邝文美写信告诉她，自己的脾气变了。张爱玲回信：

你说你脾气变了，使我打了个寒噤，因为不能想象。但是我记得你有时忙累过分，说话的声音立刻会变，sounds taut and a little distraught (听起来紧张且有点慌乱)。也许你也像一切细致的东西一样，是脆弱的，我只是习惯上把你当作世界上一个最固定的单位。

邝文美是一个非常有才华的女子，宋美龄曾想请她做私人秘书，被婉拒。但是她在美国新闻处的工作并不是很顺利，也常常遇到办公室政治的困扰，经常与张爱玲交流感受。另一方面，邝文美的家庭压力很大，母亲、丈夫经常生大病，让她在事业上未能有更大的发展。我们读她写的《我所认识的张爱玲》，就可以感受到她行文的克制，也可以间接体会到其为人的风格。连张爱玲读了，也感叹“看如容易却艰辛”，“我想必不知不觉间积了什么德，才有你这样的朋友”。在她眼里，宋氏夫妇“永远表里如一丝毫不变，真像是时间站住了不走，使人有恍惚之感”。

3．至暗时刻

人们常说“人生得一知己足矣”，张爱玲幸运之处在于她拥有两个知己。邝文美是她的好闺蜜，无话不谈，信任有加，鸿雁往来，倾诉欣哀，她的先生宋淇欣赏张爱玲的才华，多年为之谋划，无偿为之谋利。这两个人既是她的知己，也是贵人，即便如此，也不免会经历“至暗时刻”。

张爱玲初到美国，无法谋生，为国际电影懋业公司写了八个电影剧本，都是在与担任该公司制片总监的宋淇接洽下完成的。这些剧作称不上文学力作，但是像《情场如战场》这样的电影引起了轰动，打破了当时的票房纪录。这些跨洋剧本写作，缓解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张爱玲的经济压力。但是这一关系并非一直稳固，也曾笼罩过浓重的阴影。1961年底到1962年初，张爱玲有五个月时间待在香港，为电懋编写《红楼梦》等剧本，赚取一年的生活费。这段时间，是她生命的一段“至暗时刻”，从上午十点到凌晨一点“精疲力竭地工作”。在写给赖雅的家书（据高全之《倦鸟思还：张爱玲写给赖雅的六封信》）中，她说“这种阴郁寂寞的生活”使她“格外苍老”，为了赶进度眼睛也一再出血，每一分多余的花费都让她心痛。自从搭乘旧金山起飞以后的那架拥挤的飞机以后，她的腿脚一直肿胀，直到1962年农历新年前的廉价售卖中才买得起一双较大的鞋子。她不愿向宋家告贷，以为这会破坏她和宋家之间的关系，这种心理应是多年来花钱习惯使然。她唯一的希望，是算命算出的1963年会转运以及尽快返回美国。其中一封书信暴露了和电懋及宋淇之间的矛盾：

我提前完成了新的剧本，订了三月二日的机票。宋家认为我赶工粗糙，欺骗他们，每天有生气的反应。宋淇说我行前会领到新剧本的稿酬，意味着他们不会支付另外两个剧本，《红楼梦》上下两集，当我说我返美之后会修订两稿，他未予置评。他们一直担心邵氏电影公司抢先开拍《红楼梦》，看来他们终于决定放弃拍此片的计划。我在此地受苦，主因在于他们持续数月的迟疑不决。我离开此地，强迫他们面对难题。宋淇标准中国人，完全避开这个话题，反倒要我另写个古装电影剧本。第二天我了解了实情，整天在我的小房间里，难过得要窒息，随时会爆炸开来。我全力争取的一年生活保障，三个月的劳役，就此泡汤。我还欠他们几百元生活与医药费用，还没与他们算，原计划用《红楼梦》剧本稿酬支付。我无法入眠，眼睛原已愈合，现在再度出血。元宵节前夕，红红满月，我走到屋顶思索。他们不再是我的朋友了，但是我将在这笔坏的买卖里捞回几百元，停留两周，商议某种妥协，按原计划于十六日离开。（1962年2月12日信，见高全之《倦鸟思还——张爱玲写给赖雅的六封信》）

暗夜里在屋顶散步，张爱玲感到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人可以求助。接下来的一封信里，事情有了一定的转机：

上封信里我提到谋求妥协。由于他们的老板喜欢第三个剧本，对方也愿意协商。所以我们规划了其他几个较为简单的故事，我返美后可编为剧本，那时我仍有时间于三月二日离开。然后激战一场。他们坚持我留到三月十六日以后，我断然拒绝。最后我依旧于十六日离开，然而因为过早通知房东停租，我必须搬进宋家住两周。此为互不信任的情况——他们不相信我的剧本，我不相信他们付费，拒绝多花钱住旅馆。一团糟，却为此生最不愉快五个月的适当结局。

英文信件中的“他们”一词，显然包括宋淇在内。张爱玲赴港编剧，系受宋淇邀请，所以宋淇在整个事件中处于很尴尬的位置，局面似乎超出了他的控制范围。而“他们不再是我的朋友了”的表达，几近于绝交之语，措辞相当严重，似乎连邝文美也包含了进来，但后来又搬进宋家居住，其中必有一定程度的误会。这种误会主要是工作上的，并没有对他们的友谊产生不可挽回的影响。张爱玲返美后，状态一直不好，也没有很快进入写作状态，直到1963年1月才交出《真假姑母》（即后来的《南北一家亲》）的大纲。在收到邝文美回信后，张爱玲回信说：

我一再请你千万不要为不常写信抱歉，你的每天生活情形我有什么不明白的？Stephen累倒了也在意料中，那次收到他的SOS时我就担忧，听上去工作太担忧，所以几个月来我一直为迟迟未交卷而内疚，但是非酝酿一个时期不可，只好屡次连想一两个星期又搁下来。（1963年1月24日）

对张爱玲来说，剧本故事的布局以及情节的合理化不难，难的是滑稽的场面与笑料要足，准备不充分，下笔便捉襟见肘，不能精彩。从1963年初的通信开始，“非常安慰”“非常高兴”之类的词语常见于信端，完全看不到他们之间的关系有什么裂痕，也许邝文美出众的交流才能和关爱体贴在其中起到了润滑和修复的作用，也可以明白给赖雅信中的不良情绪是抑郁至极的一种异常状况。

张爱玲在香港大学的学籍文件。

4．全权代理

1968年前后，在宋淇、夏志清等人的斡旋下，《张爱玲全集》在皇冠得以出版，使张爱玲在经济上获得了一定保障。这可以说一件大功德。进入七十年代，作为代理人的宋淇深深介入到了张爱玲写作与研究之中。关于宋淇对《色，戒》的贡献，拙文《〈色，戒〉是怎样炼成的》有详细的梳理，可以参看，这里着重谈谈宋淇作为全权代理人的作用。

一个人学问好，并非最难的事，学问好的同时还有很强的办事能力和见识，这样的人不多见。宋淇恰恰集二者于一身，不仅对古典诗歌、小说有深湛之研究，又担任过美国新闻处、电懋、邵氏等处的高管职务，决断力很出众。宋淇1967年2月份整理书桌时，偶然发现了胡适给张爱玲信件的抄本，建议她写一篇文章，“令大家更进一步瞭解胡适的为人——humility和读书的precision”。张爱玲回信说想写那篇文章，“先在等着申请Radcliffe Fellowship译《海上花》，因为胡适的影响立志译《海上花》，就又有话说些”（1967年3月15日），这就是《忆胡适之》一文的由来。此文写就以后，宋淇看了也觉得好：“你这篇文章写得非常之好，里面有时‘胡适先生’，有时‘适之先生’，似乎不统一，可是读上去还自然……”我个人认为这篇文章对张爱玲很重要，并非仅是一种个人的纪念，也是在回到《海上花》的传统上来，并且英译、白话本的翻译持续了十几年才基本完成，对张爱玲晚期风格的形成有着重要的意义。也是这一年4月份的信中，张爱玲有意“今后一切仍托”宋淇“就近处理”。

宋淇对张爱玲下一步的写作方向很关心，无意中也影响到了张爱玲的阅读与写作，一个例子便是她开始研究《红楼梦》。宋淇在1968年初重新开始研读《红楼梦》，有一些新发现：

我最近猛读《红楼梦》，发现我十余年前所写的文章观点仍是正确，同时又有几点重要的新发现，可以补充并unify前文，自己觉得很得意。你文章中所说从前读到后四十回，顿时觉得“天日无光”，可谓深得我心。我最近强迫自己试读后四十回，仍然失败。非但情节上不能自圆其说，而且人物性格上也不统一，完全与前八十回的人物矛盾，可以说是out of character。林黛玉怎么可能劝宝玉攻举业，而说八股文中也有好的作品？袭人怎么可能去试探黛玉的为人？前八十回中，平儿和香菱都没有地位可言，袭人最多是个丫头变成的身边人，有什么资格和地位作此非分之想？而且在大观园中相处如此之久，袭人岂有不知黛玉为人之理？还用得着去试探吗？让我先拿几篇主要的文章写出后，当再彻底扫除一下后四十回，如何？（1968年2月9日）

宋淇与张爱玲关于《红楼梦》的观点，其实是相互影响的。他们一个共同的观点，是《红楼梦》非自传，是虚构的小说，是曹雪芹创造出的一个新世界、新现实。这一点是与索隐派、自传派最大的分歧。她对宋淇这封信中关于《红楼梦》的内容很感兴趣，本来只是为《怨女》作序，结果将这序言变成了一本书，喧宾夺主了。稍后的两封信中，她反复追问相关的文献和问题，5月初已写出了《红楼详梦》。为了写这篇东西，连《海上花》的英译也荒废了。《红楼梦》虽读得极熟，弄“红学”究非当行本色，所以这篇文章改来改去，版排了拆、拆了又排，问题仍旧不少。可是一发而不可收，断断续续写了很长时间。她说：“我明知道写这个可能于我毫无益处，倒先妨碍你的写作情绪，因为事实是在大陆外只有你懂。我也是因为心绪太坏，影响精神状况，全靠它做个prop(支柱)。要不是亏了你，最初的《红楼详梦》早登出来了，懊悔也来不及了。总之，我不是完全不知好歹，虽然在行事上看不大出来。”张爱玲关于《红楼梦》的论文，幸亏经过了宋淇把关，不然会闹笑话的。

宋以朗认为宋淇对张爱玲的创作的影响，主要通过两个角色显现出来，一个是协助者和顾问，一个是编辑和经纪人。这固然不错。除此以外，宋淇的《红楼梦》研究也影响了张爱玲。宋淇和余英时是新红学转向的关键人物，主张《红楼梦》是一部虚构作品，大观园是一个理想世界，而非写实，二人观点颇多互相启迪证发之处。张爱玲也参与到这次的“转向”之中，她的一个基本结论是“《红楼梦》是创作，不是自传性小说”，不过她不像余、宋从大处着眼，主要是从小处提供证据，还原虚构创作的具体痕迹。她认为：

《红楼梦》集中国长篇小说之大成，作者终生屡易其稿，缓慢地锤炼出这部惊人地现代化而且错综复杂的作品——当时理查森的《帕梅拉》（Pamela）在英国刚发表——他卒年不满五十，书未写完，被人续上与他毫不相干的最后三分之一，令作品贬值。《红楼梦》远远走在时代之前，当时无人读透，经此挫折，中国古典小说始终没有彻底复元。

这段文字出自六十年代曾在美国大学多次演讲的《中文翻译的文化影响力》一文，突出强调了《红楼梦》的超前性。如何理解这一超前性？她写给宋淇信中的一段话有助于理解这一点：

我是想从reconstruction of 《红楼梦》佚文说起，证明这本书与当时的道德观念距离多么大。我们说古人“走在时代前面”，总以为是合现代标准，其实也许还在我们前面。（我说的那些大学生我也对他们很反感，有些意见都删了，因为这不过是写“变”与趋向更大的tolerance）秦氏死，不到廿岁，除书中说的不见得还有别的恋人，与十八九世纪欧洲有些贵妇人大致相等，与nymphomaniacs（淫妇）不同。不过从宝玉的观点，她看得中贾珍，也许就近于博爱了。（1968年5月15日）。

即便英文小说的写作碰壁了十来年，张爱玲依然认为中文写作只能是副产品（1968年6月26日信）。但是宋淇的看法不一样，他认为既然在加州大学研究中国问题，就应该用中文写作，像夏志清兄弟的英文文章译为中文，往往辞不达意。七十年代初，他建议张爱玲多用中文写作，与读者多交流，其中一个建议就是让张爱玲到香港中文大学来研究丁玲，让她“接触中国社会和中国人，多读两本中国书，多说中国话”，而她始终沉醉在《红楼梦》《海上花》的“大坑”里出不来，再加上经济不景气，研究丁玲的计划后来又泡了汤。在两本名著的研究停滞不前时，她才有时间写了《谈看书》这篇散文史上罕见的长文，延续了自《忆胡适之》中所提出的新的小说观念。宋淇感到兴奋的是：“我觉得你再度开始用中文写作是非常好的现象，中国人在美国用英文同这么多的英语作家争一日之短长，很容易碰壁。”似乎有一种潜意识的东西，让宋淇推动着张爱玲将写作的重心转到中文上来，同时提醒她中文写作上存在的一些问题。他说：

至于散文，你可以说是五四以来大家之一，至少自成一格，读后再想多看一遍的，还没有别人。我认为你的《流言》水准比小说不稍逊色。心定下来，自然而然有的是题材。你离中国太久，没有机会同人谈话，看的中文书报也较少，停写之后忽然大写，文章有点生硬，尤其是《红楼》，Mae也说句子好像chopped up，连不大起来，最近多写以后，已渐恢复原来的风格，应该出一本散文专集。看你忽然胆小起来，只想向容易的路上走，只觉得没有出息。（1978年7月19日信）

在张爱玲的写作史上，还没有人这样大胆直接地批评她吧。宋淇像一位老大哥，一直想让她回到中文写作的轨道上来，因此才有了第二个写作的高峰，才有了所谓的“晚期风格”。

张爱玲注译《海上花》内页。

5．远程秘书

宋淇不仅是张爱玲中文写作的推动者，作为她的全权代理人，也是称职的宣传者与捍卫者，同时也是张爱玲资产的出色投资者。

作为宣传者，宋淇很善于把握分寸，每一份稿子给哪个报纸或刊物，似乎都经过了细致而准确的考量。他说：

我寄了一份《谈看书后记》给《中国时报》的高信疆，他居然打了一个长途电话给我道谢。我寄了一份《红楼梦》稿给平鑫涛，他尚未收到，因为是平邮，他急得不得了，我信中透露了一点消息给他，说你正在写长篇小说，将来出单行本大概会仍旧给皇冠，因为你在这方面很是念旧，将来连载权给谁就不得而知了。他居然一出手先付你$3000美金，真是出手浩大。可笑你动也没动，经我稍微写两封信，就此门庭若市，真是大转其运了。说不定我为了配合起见，我可能写一篇给《幼狮》讲一讲你，当然不会涉及太私人的事，但他们捧你最少，杂志也颇有读者和分量。趁这个机会，应该还好把握一下。而自己可以隔洋观火，自己丝毫不用get involved，真是非常有趣的事。一个作家差不多已经冷却了多年，而现在却来了一阵邪气的revival，也可以说是文坛少见的事。（1975年9月11日）

张爱玲洞明世故，但那更多是一种纸面上的洞明，见了人总是不自在，不像宋淇有多年从商的经验，对人情世故、商机的把握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懂得适时进退。他要写的那篇文章就是《张爱玲私语》，经过邝文美的润色，更含蓄自然，在当时引起了很好的反响，连宋淇也变得吃香起来。此前邝文美写《我所认识的张爱玲》，也起到了这样的效果。

宋淇不仅深度参与了《色，戒》的写作，《红楼梦魇》《海上花》亦出力不少。张爱玲读书完全是野路子，缺少学院派的系统性，知识结构不完备。她也很少买书，手头做研究的参考书几乎没有，全凭记忆为《海上花列传》做注释，遇到相关问题，只好写信求救。宋淇就像她的一个远程秘书，为她查资料，提建议，校阅文稿，甚至像《羊毛出在羊身上》那一篇一样直接润色。读张爱玲的信，我们有时候会感到开心一笑，——原来“祖师奶奶”也有很多不知道的东西。比如她不知道碧桃是桃花的一种，弄不清楚蓴菜是河产还是湖产，不明白“赞礼佳儿，茂才高弟”的对子好在哪里，也不知道“华众会”的出典，便写信给宋淇，请他找辞典。一个不停地问，一个耐心地答。张爱玲为《海上花》作注是很孤独的一件事，1969年就曾两次问夏志清“登科廪主”何意，夏没有回应，1981年再次问宋淇，已经是自家猜出了意思。张爱玲在这个方面的造诣很深，但不少东西非出自辞典，而是自家猜度。宋淇说：

最近读你的译文，对原作的兴趣极高，以前读吴语本，自己的苏州话，同志清一样，至少可以有95分，因为家中佣人、继祖母都是苏州人，从小听惯弹词，可是始终因为不是母语，读起来总有点格格不入。现在完全可以投入，的确是第一流作品。志清来信云读皇冠的译文也兴趣盎然，并云Sing-song即先生之音译，至今始从你注中知道并承认你这方面的学问很深。关于长三和幺二我仅知为高等和下级之分，并不知根据，也是从你的注解中才恍然大悟的。不知道你的知识是听来还是从书本上看来，有没有这方面的专门书籍？你说Sing-song是先生的音译，未知有何根据？（1982年5月25日）

张爱玲回答说：“我从前没听人讲妓院，都是译这书才陆续猜度的。‘先生——Sing-song’‘长三幺二’是近两年才想起来的，毫无根据。”（1982年6月7日信）这种注书的方法，完全出自灵心自悟，真是闻所未闻。宋淇回信说：

至于Sing-song之为先生，不用你再解释，我认为殆无可疑，尤其“先生”两字在沪语或吴语和Sing-song在声音上简直可以合缝到90%，要说它是凑巧，令人难以置信。你对文字的敏感和直觉，举世少见，所以才会有此发现。我们不必追究西人观察或佣仆或翻译造出来的名词，推想当年中国人和外国人生意上的应酬，同吃花酒当是等闲事，有这么一个名词是早晚的问题，不必再究。（1982年6月28日）

这正可以说是惺惺相惜。张爱玲像这样的“猜度”还有不少。比如华众会茶馆的得名，因为另一家茶馆“花雨楼”出自佛经高僧讲道天雨花的典故，便猜测“华众会”也是出自佛经。《无量寿经优婆提舍愿生偈》有“如来净华众，正觉华化生”之句，“华”当与“花”通，与她的猜度相合。当然也有猜错的。比如关于挖花的注释与翻译，宋淇就认为理解得不对。反反复复说了半天，估计也说不清楚，白话本《海上花》就放弃了这条注。

宋淇是张爱玲权利坚定的维护者。当唐文标将“盗墓出土”的张爱玲旧作发表时，宋淇采用各种方法予以阻止，对于唐的谬论，写了《唐文标的“方法论”》予以反击。

张爱玲的父亲张志沂（左二），母亲黄素琼（逸梵，右二），姑姑张茂渊（右一）等在天津英租界住处的花园合照。

6．唯一的知己

宋淇说，上天给我们奇妙的身体，可是这机器平均说来只能正常操作七十年，此后各种器官就会闹毛病。其实不用七十年，人的身体就要不停地罢工。进入八十年代，张爱玲遭遇了蚤患，宋淇大病连连，十二指肠、肺炎、心脏衰竭、水肿等病得了一个遍，几乎“身经百战”。硬朗的邝文美要照顾母病、夫病，自己也几乎被累垮。1986年底，邝氏罹患胃癌，将整个胃切除，幸亏底子好，躲过一劫。1989年又发现骨头碎裂。各种各样的疾病，似乎始终伴随着大洋彼岸的三位友人。

邝文美说自己是环境的牺牲品，烦恼的时候只好“莳花为乐”。1983年初，宋淇大病两月，“几乎群医束手”。3月4日，邝文美写信说：

这大半年怎样溜走了？连一封极想写的信都没有写成？！长期以来，你一直容忍我的疏懒，寄了几十封信得不到亲笔答覆仍不以为忤，照样继续和Stephen讨论各种问题，写上我的名字，问起我……这样的耐性真是天下少有。我非草木，怎会不领情呢？只是我被眼前的事物缠得好惨——仅母亲一项已不胜困扰——好像只有半个人活着，提不起劲来写信。而且说实话，写信给你就得面对现实，提到那些想都不愿想的痛苦经验，叫我从何说起？

这封信实际上是对二十八年前第一封信的一个呼应：“一年半载不写信我也不会不放心的；日子一久许多小事搁了下来，就觉得根本不值得一说了。”张爱玲和宋淇夫妇都是上天眷顾之人，有才华，也有社会地位，但是一个困在家人的疾病之中，一个困在蚤患中，便觉得人生无常，好事难得。在爱玲心中，文美即是才德与风度的化身，在文美自己，只感到像“这样无用的人，还有什么才德可言”？张爱玲说那就是曾国藩家书中所说的“挺”字诀：撑着。出于“情感上的缘故”，邝文美要将一张浅水湾酒店被拆除的剪报寄给她，因为始终没有机会熟悉它，只有往昔读《倾城之恋》时留下的印象：“整个的房间像暗黄的画框，镶着窗子里一幅大画。那澎湃的海涛，直溅到窗帘上，把帘子的边缘都染蓝了。”邝文美还是伤感的，而张爱玲踏上美国土地的时候就没有幻想，对美国没有，对人生也没有，——因为她早已懂得：长的是磨难，短的是人生。最艰难的时候，张爱玲连去看医生的像样的衣服都没有了，手边只有一些即穿即弃的衣服，她的那些精美的旗袍不知道最终去了哪里，生活几乎完全没有了华衣美食的享受。使人不禁感叹，衰老是人最大的敌人。但宋淇很强大，“屡病屡战”，在张爱玲刚刚走出蚤患病扰之时，已经在建议她开始写作《谢幕》，研究《金瓶梅》，并给她准备了相关的书籍材料，寄给她大陆作家的一些作品。他很清楚，只有在写作中，张爱玲才能迸发出巨大的能量。张爱玲也认为：“我们都应当珍惜剩下的这点时间，我一天写不出东西就一天生活没上轨道。”

即便是在这样艰难时刻，宋氏夫妇一直都在为张爱玲谋福利，先后将《倾城之恋》《怨女》《第一炉香》的电影版权卖出了每部一万五千美金的高价，并且做了收益很好的投资。过一段时间，就报告一次收益情况。张爱玲自己也没想到七十多岁的时候成了“大富豪”，宋淇简直就像外汇巫师，如果不是其他事务分心，早就是大富豪了。她在1991年4月14日信中说：

Stephen刚好点还又替我理财，我实在过意不去。积蓄有这么多，我看了两三遍还不大相信。Mae胃癌就快好了，我知道进境多么难，真高兴到极点。竟会不约而同想到从前的琐事——我常常无故想起我们有些极不相干的对白，例如我抱怨买了雨衣雨靴倒又不下雨了，Mae说没什么，有点不以为然的神情；还有我说常看见广告上有像她的人，有一次拿给她看，（一个英文杂志上）她看了说我总捡比她漂亮些的。我想说又没说：那是我的Pygmalion complex(皮格马林翁情结)，所以在我心中已经加工了。我永远有许多小难题与自以为惊险悬疑而其实客观看来很乏味的事，刚发生就已经在脑子里告诉Mae，只有她不介意听。别人即使愿意听我也不愿意说，因为不愿意显得silly或唠叨。

张爱玲说自己是一个孤岛，当然她是一个内心异常丰富的孤岛，更需要和世界交流。她关上了和其他人的内心交流，把那个唯一的出口留给了宋氏夫妇。

张爱玲从不吝惜对宋氏夫妇的赞美。她说：“那次Stephen病后来信说我差点见不到他了，我习惯故作轻松，说我对生死看得较淡。虽然也是实话，那时候有一天在夕阳街头走着，想到Stephen也说不定此刻已经不在人间了，非常震动悲哀。我说过每逢遇到才德风韵俱全的女人总立刻拿她跟Mae比一比，之后，更感叹世界上只有一个Mae。其实Stephen也一样独一无二，是古今少有的奇才兼完人与多方面的Renaissance man(文艺复兴时代的博雅之士)。”（1985年10月29日信）又说：“你们真是我毕生仅见的伟大的情侣，与别的夫妇不同，尽管有些夫妇的感情也非常感人。”（1989年9月3日信）她也许知道来日无多，就率直地告诉邝文美：

在我，你已经是我生平唯一的一个confidante（知己）了。（1992年9月29日）

张爱玲的这个判断是说，“唯一”即是“全部”，最小的“少”大于无穷的“多”。这个判断是在死亡的阴影中做出的，但并不承认死亡的“特权”。它足以暂时逼退死亡和孤独的围困，划出一片属于自己的园地，让花朵在死亡降临以后还能继续开放。友谊是一片思维的敞开域，在那里诗意代替了人生的鄙陋与猥琐，让现实、世故、冷静的张爱玲得到了最纯粹、洁净、确定的东西。人生的苦难与病痛，不过是那最纯粹之物的陪衬。邝文美半年后回信说：

你秋间来信已收阅多时，我一直放在手边，前前后后不知看了你多少遍。想不到暌别几十年后，你依然把我视作生平第一知己，我怎不深受感动？只因你再三叮嘱不必覆信，而我的确被Stephen的病搅得失魂落魄，连一封短函也写不成，才缄默至今……太不近人情了，但是我知道你会谅解的。（1993年3月10日）这次我不立即覆信，免得太频密的“信件炸弹”把你吓坏。事实上，我没有太多空间，而且脑筋渐渐迟钝，要多写也不容易。Stephen的情况没有多大改变，至今仍旧日夜离不开氧气设备，对我们的忍耐力是极严峻的考验。日子就这样悄悄溜走了。他看了你的信，反应同我一样：“这世界上再也没有别人像爱玲那么了解我们！”（1993年11月15日）

这是在死亡阴影中做出的确认，是荒野中给予的回应。培根曾说，没有友谊，斯世即荒野。在这个薄情的世界上，大多数交游不过是相互利用。而她/他们相隔着大洋，一直沐浴在无条件的友谊与信任中。这是人生的大幸运。

张爱玲手迹。

7．生命的融会

张爱玲和宋氏夫妇之间属于“纸上知己”——书信里的知己。倘若整天生活在一起，也许不会是这样的结局。隔着辽阔的太平洋，勤勤恳恳地写了四十年的书信，这是比宏阔的虚构还壮观的事。

何谓“知己”？“知己”从根本上说是不可能的，没有人可以占有另一个人的位置和声音，可以与之互换而不发生位移或错位。所谓“知己”，最多只是一种友谊的函数趋于理想的极值而已，它首先是一种吸引与被吸引的关系。被吸引，意味着内在性的匮乏与被理解的渴望。这种被吸引，不是“被外在的诱惑力所诱惑，而是在空虚和匮乏之中，经历外界的真正的在场”。（福柯《外界思想》）这种关系，不是内在性与内在性的相遇，而是外在性构成了超越内在性的力量。这种吸引力，“只能够提供无限的虚空，而虚空在它所吸引的人的脚下敞开”，被吸引的双方构成了一种生成性的关系。信件是真实的，但同时又像小说一样充满了不确定性，缺席、空白与想象在这种关系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空间上的隔绝也许是“知己”关系的一个必要条件，以之为前提的虚构与想象构成了它的基础。这也就是邝文美屡屡感到愧疚的原因。空间的阻隔使张爱玲只看见过去的那个邝文美，邝文美和宋淇却看见了那个不断创生的张爱玲。想一想张爱玲和宋氏夫妇在历史年代初期在香港的会面，就能清楚地懂得，隔绝制造了一条纯粹的通道——这唯一的通道，不必矫饰与寒暄，向着时间敞开。

“知己”关系，并不一定像蒙田说的那样是两颗心灵的叠合，相反精神的互补性与创生性才是必然性的。邝文美才华出众，她的前半生在职场上有着亮眼的表现，一边在美新处工作，一边也从事一些翻译工作，后半生的身份则基本上是一个家庭妇女。她同时也是张爱玲的粉丝，对她有着某种崇敬之情，这主要是因为她自己的工作与张爱玲小说家的工作有着根本区别。这种区别，就是张爱玲从事的是创造性的工作，而邝文美从事的则是重复性和转译性的工作。宋淇虽然是一个很出色的学者和组织者，所从事的也基本上是转译性、发现性的工作。那么什么是创造者呢？“所谓创造者，就是制造那些没有他们就不可能存在的东西的人，那些给新世界带来新事物的人，无论这些事物是大是小，没有他们，就不可能正好以那种方式，而不是以另一种类似的方式存在。……艺术家不是第一个发现或得到某种东西的人，而是以一种不可替代的方式‘创造’某种东西的人。”费尔南多·萨瓦特尔如是说。张爱玲正是这样一位杰出的创造者，让人们在比真实更真实的虚构世界中驻足、流连、回味。而宋氏夫妇作为优秀的读者，凭借着他们特殊的位置参与到张爱玲小说的创造中去，这是他们友谊的关键之处。很多朋友之所以属于泛泛之交，即是因为走着走着就散了，没有将彼此的生命融会、创生在一起，或者只是把一方视为工具或崇拜的对象，使之成为非人。

当然，“知己”关系常常基于理解、赏识、信任，趋向于回馈、包容与保证。张爱玲的一生，是在荒野上独自行走，没有人可以依赖，钱几乎是唯一可靠的东西。置身于无爱之荒野，机器的轰鸣与公共交谈都属喧腾的噪音，而友谊则是私人降噪剂，击穿无边的黑暗与虚无。徜徉在厚厚的两卷书信的河流里，可以领会到友谊的湿度和温度，听得到那巨大的孤独和寂静。张爱玲过着隐居而与世隔绝的生活，信是她与友人接触的方式，在她看来，似乎比见面更可靠，比交谈更自然，比小说更接地气。对读者来说，那些信件便是时间之海本身，原本晦默无声，如今我们穿过隐秘的时间隧道听到了那海的喧嚣和纯净。

写信，是生命融会的一种古老的形式。

写信，不仅仅是事务使然，也是一种生存的需要。

写信，是需要从当下的窘境中探出头来向着远方低语、倾诉、确认，确认某些东西还在那里或者已经消失。

写信，是要在时间流逝中触摸到某些没有改变的东西，真真切切的。

写信，是需要一个交谈者，一个可信赖的指指点点的人。

写信，不仅是认知上的接近，也是情感上的接近，同时也是审美上的。

写信，是因为心灵的炉膛里还需要碳与火。

张宪光

责编 刘小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