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憲光 | 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書信中的張愛玲和宋淇夫婦

張愛玲1954年在香港蘭心照像館留影。

1955年10月，張愛玲告别了宋淇、邝文美夫婦，坐船赴美。路經神戶，本來不想上岸，“後來想說不定将來又會需要寫日本做背景的小說或戲”，她屬于那種“沒親眼看到的，寫到就心虛”的視覺型作家，于是便上岸兜了一大圈，滿街都是老虎機，和服料子上畫的是立體主義風格的圖案，陋巷裡家家戶戶門口的木闆垃圾箱裡堆滿了扔掉的菊花，“雅得吓死人”，當地居民都像“古君子”似的，整個是古代中國與現代文化的混合體。到了火奴魯魯，各色人種嘻嘻哈哈，融融洩洩，“表面上簡直是蕭伯納、威爾斯理想中的大同世界的預演”。世界似乎不是它原本如此，倒像是書本裡故事的搬演。張愛玲在寫給邝文美的第一封信裡寫道：

别後我一路哭回房中，和上次離開香港的快樂剛巧相反，現在寫到這裡也還是眼淚汪汪起來。……在上船那天，直到最後一刹那我并沒有覺得難過，隻覺得忙亂和抱歉。直到你們一轉背走了的時候，才突然好像轟然一聲天塌了下來一樣，腦子裡還是很冷靜&detached，但是喉嚨堵住了眼淚流個不停。事實是自從認識你以來，你的友情是我生活的core。我絕對沒有那樣的妄想，以為還會結交到你這樣的朋友，無論走到天涯海角也再沒有這樣的人。

這封斷斷續續寫了十幾天的長信，就像一部長篇小說的開頭一樣，埋伏着張愛玲此後半生的許多密碼。這是一段長達四十餘年的友誼的開端，電影鏡頭一樣的告别畫面和煽情的淚水，出自向以冷漠示人的張愛玲，委實令人有些吃驚。另一件讓她記憶深刻的事，是三等艙裡菲律賓女人在小孩子頭上捉蚤子。這仿佛是精心設定的一處伏筆，預示着三十年後幾乎摧毀了她的那場蚤患。同樣具有預言意味的，是到了美國以後小的事故固然不免，大的不幸與失望是不會有的，因為她對自己和美國沒有illusions。作為收錄張愛玲、宋淇夫婦往來書信的兩卷本《紙短情長》《書不盡言》的開篇，這封信無疑是未經設計的，正如張愛玲的死亡未經設計一樣，可是它作為一條友誼長河的開端是那樣恰适，帶着我們走向時間深處。

張愛玲往來書信集之《紙短情長》《書不盡言》書影。

1．“都淡淡的”

《張愛玲私語》說：“我最好的朋友——中學時代的張秀愛和後來的炎櫻——都到美國去了，而且都是從來沒有想到會去，并且沒有親人在美——‘一二不過三’，我想将來你也會去。”張秀愛，被寫進了《同學少年都不賤》，其他的我們所知不多。“個子生的小而豐滿”的炎櫻，是張愛玲前期最重要的朋友，妙語連珠，樂觀開朗，其人其聲，可以參看《炎櫻語錄》《雙聲》諸篇。張愛玲1952年孤身赴港時，穿着一件素淨的花布旗袍，唯一的金飾是五六歲時戴的一副包金小藤镯，所堪憑依的僅是一支筆、英語和在香港罕有人知的薄名。她很清楚，這一走便是有去無回，便是與上海割斷了一切聯系，而香港又何嘗不是一片新的荒野？抵達香港後不久，張愛玲東渡日本，投奔炎櫻，想在那裡找一份工作。但這次日本之行，并不如意，很快又傳回香港。但是香港大學的獎學金已經拿不回來了，隻好出去做事情，才有機會到美國新聞處應聘，翻譯海明威的《老人與海》，認識了宋淇、邝文美夫婦。

炎櫻的英文名字是Fatima,父親是錫蘭人，母親是中國人，家境殷實，與張愛玲是香港大學的同學。前往美國的路上，張愛玲就收到炎櫻的信，讓她在舊金山遊玩放松一下，對于她在美國的擔保、住宿問題也一口承擔，并跟張愛玲的經紀人勒德爾有聯系。抵達紐約後，兩人相處尚好，也一起去看戲，一起去拜訪胡适，但是已經不能再回到上海時代了：

Fatima并沒有變，我以前對她也沒有illusions，現在大家也仍舊有基本上的了解，不過現在大家各忙各的，都淡淡的，不大想多談話。我對朋友向來期望不大，是以始終覺得，像她這樣的朋友也總算了不得了。不過有了你這樣的朋友之後，也的确是spoil me for other friends(寵壞了我，令我對其他朋友都看不上眼)。

這是1955年底的情形。過了兩個月，炎櫻要到日本、香港、印度、歐洲轉一圈，炎櫻說回來以後就找較高價的電梯大廈和張愛玲一起住，愛玲在信上對邝文美說：

我告訴她經濟情形不穩定，不能作任何計劃。事實是我絕對不想和朋友同住，就連住宿舍也還多一些privacy。個人用錢的方式也不同。我隻喜歡大家一天到晚你來我往。但Fatima像一般忙人一樣，别人說話很少吸收。

初到美國，張愛玲找不到謀生的職業，沒有穩定的收入，用錢方面比較小心，有這樣的想法符合人情。後來在文藝營遇見賴雅，兩人相愛并結婚。炎櫻聽說後說了一句：“這婚姻說不上明智，卻充滿熱情。”并願意為兩人的婚姻充當見證人。對于賴雅的糟糕情形，張愛玲有清醒的認識，但她對兩人的婚姻感到快樂和滿意。

炎櫻曾送給她一個能劇面具，郵寄的時候打碎了，有個畫家幫着黏了起來。1960年，炎櫻結婚，送給愛玲請柬。彼此結婚之後，似乎都疏遠了一些。張愛玲生命的晚期，也曾收到炎櫻的來信，但是沒有拆閱。可以說，炎櫻是前期張愛玲交往最多的閨蜜。

宋淇與邝文美夫婦。張愛玲在書信中經常稱呼宋淇的英文名Stephen，邝文美的英文名Mae。

2．心靈感應

邝文美是怎樣一個人呢？

最初的時候，張愛玲隻是把她看成一位賢妻良母，後來才發現她身上種種好的品質，既有思想，又善于調适自己。照張愛玲的看法，她是每一個方面都好而一點不自滿的人，謙遜得過分，清麗如水，有幽默感，走起路來“柳腰款擺”，眼神中有一種快樂，背後又有一層憂郁，遇到種種磨難卻能心平氣和，聰明美麗。這簡直就是一個“完人”，卻與張愛玲之間有着心靈感應。邝文美是張愛玲的粉絲，兩個人的相識、相知是上天的一種恩賜。她說，“緣”是一種不可抗拒的力量，逃也逃不掉；她很少出去應酬，卻在偶然的場合認識了邝文美夫婦，真是她的幸運。邝文美去看她的時候，她很緊張：“當初你來看我，我知道你很喜歡看我的書——我又不能叫你不來，心裡想：隻好讓你自己become disillusioned吧——好在那一定是很快的。想不到結果會像現在這樣好，我真開心。”（《張愛玲私語錄·友誼》）兩人之間的背景和環境差異很大，可是她們之間的本性和氣質都很像，相處起來十分融洽。張愛玲不停地感歎：“許多年來沒有這樣開心過，天待人真好，賜給你快樂，連timing都對。”“一個知己就好像一面鏡子，反映出我們天性中最優美的部分。”張愛玲對别人多存着戒心，對朋友的要求不高，能懂得她的一部分已經很滿足了，像炎櫻、桑弧對她的了解都不完全，從來沒想着會有這樣一個人，而邝文美似乎可以懂得她的每一個方面。也許隻有到了三十歲多一點的年紀再相遇，才是恰恰好的時候。

兩人的一個相通處，是喜歡好看的衣服。初到美國時，張愛玲曾托邝文美買衣料，袖子短的花布袍一件或兩件，明晰強烈的大花；淡灰的山東綢一件，滾黑邊，窄的一道周身滾；袖子較長的兩件，一件鮮明的湖藍色，一件北京暗淡的湖藍色緞子，質地相當硬，上有本色竹葉。還畫了樣式，讓裁縫照做。過了半年多，又讓邝文美幫她買一件白底黑花緞子襖料子，滾三道黑白邊，盤黑白大花紐。這一件是照着邝文美的一件來買的，如果沒有的話，就買淡灰本色花的，或灰白花的同色滾邊花紐，黑軟緞裡子。這批衣服前後做了一年多，衣服收到後，張愛玲又寫信給邝文美，“滿意到極點”，“料子花式你選得太好了”。她幾乎是照着邝文美的衣服顔色、料子、式樣來選，看見邝穿了一件鮮豔的藍綠色綢袍料子旗袍，便也要做一件。這些旗袍，每次穿出去都吸引了人們的目光，讓人豔羨。十幾年後，張愛玲在東海岸找到了一個洋裁縫，手藝很好，做了半打。從目前關于張愛玲在公共場合着裝的記錄來看，基本上是穿旗袍。1970年，陳世骧在家中宴請張愛玲，參加宴會的李渝在《跋扈的自戀》提到張愛玲的穿着：“張愛玲第一眼就令人覺得不平凡。覺得加件外衣的灣區天氣，又是在半山上，張愛玲卻穿着一件薄料子的旗袍，深灰色，不但沒有袖子，而且袖緣往裡裁剪得很深，從這邊的肩骨，通過敷蓋着前胸骨的上襟，可以看過去那邊的肩骨，我從來沒有看見過這麼瘦削卻又把衣服穿得這麼瘦削的人。深色旗袍似乎是她的制服，印象中，以後也沒見她穿别的衣服。”陳世骧吹着煙鬥款款地說話，張愛玲“如同一位天真的小女孩，始終以不虛飾的面容，活在自己的世界裡”。在楊榮華的筆下，“張愛玲很高，很重視儀表，頭發梳得絲毫不亂，淺底灑着竹葉的旗袍更是典雅出色”。張愛玲很少出席較為正式的場合，偶爾出席，必定很在意自己的形象，穿的旗袍或許就是邝文美為她代做的。

在張愛玲眼裡，宋氏夫婦是最完美的結合，雖然偶爾也會鬧點小意見。張愛玲勸邝文美：“總希望你覺得你們的因緣是世上少有的，因為兩人都這樣敏感，中間沒有一點呆鈍與庸俗作為shock absorbent（緩沖），竟能相處得這樣好。當然這是因為你是太理想的賢妻，但是有賢妻也不一定是好姻緣。以前我看見你的時候，常常想起有一本蹩腳文言小說《美人福》（民初李定夷著），作者的目的是想推翻《紅樓夢》以來的美人薄命的傳統，書中的美人個個吟詩作賦，而仍是福太太。寫得太欠真實感，但是居然被我親眼看到，真有這樣的人。”這其實是對宋氏夫婦的高度贊美。張愛玲看待世間的一切人，似乎都比較冷靜客觀，唯有看邝文美的時候，給她披上了一層曼妙的輕紗，把她理想化了。邝文美寫信告訴她，自己的脾氣變了。張愛玲回信：

你說你脾氣變了，使我打了個寒噤，因為不能想象。但是我記得你有時忙累過分，說話的聲音立刻會變，sounds taut and a little distraught (聽起來緊張且有點慌亂)。也許你也像一切細緻的東西一樣，是脆弱的，我隻是習慣上把你當作世界上一個最固定的機關。

邝文美是一個非常有才華的女子，宋美齡曾想請她做私人秘書，被婉拒。但是她在美國新聞處的工作并不是很順利，也常常遇到辦公室政治的困擾，經常與張愛玲交流感受。另一方面，邝文美的家庭壓力很大，母親、丈夫經常生大病，讓她在事業上未能有更大的發展。我們讀她寫的《我所認識的張愛玲》，就可以感受到她行文的克制，也可以間接體會到其為人的風格。連張愛玲讀了，也感歎“看如容易卻艱辛”，“我想必不知不覺間積了什麼德，才有你這樣的朋友”。在她眼裡，宋氏夫婦“永遠表裡如一絲毫不變，真像是時間站住了不走，使人有恍惚之感”。

3．至暗時刻

人們常說“人生得一知己足矣”，張愛玲幸運之處在于她擁有兩個知己。邝文美是她的好閨蜜，無話不談，信任有加，鴻雁往來，傾訴欣哀，她的先生宋淇欣賞張愛玲的才華，多年為之謀劃，無償為之謀利。這兩個人既是她的知己，也是貴人，即便如此，也不免會經曆“至暗時刻”。

張愛玲初到美國，無法謀生，為國際電影懋業公司寫了八個電影劇本，都是在與擔任該公司制片總監的宋淇接洽下完成的。這些劇作稱不上文學力作，但是像《情場如戰場》這樣的電影引起了轟動，打破了當時的票房紀錄。這些跨洋劇本寫作，緩解了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張愛玲的經濟壓力。但是這一關系并非一直穩固，也曾籠罩過濃重的陰影。1961年底到1962年初，張愛玲有五個月時間待在香港，為電懋編寫《紅樓夢》等劇本，賺取一年的生活費。這段時間，是她生命的一段“至暗時刻”，從上午十點到淩晨一點“精疲力竭地工作”。在寫給賴雅的家書（據高全之《倦鳥思還：張愛玲寫給賴雅的六封信》）中，她說“這種陰郁寂寞的生活”使她“格外蒼老”，為了趕進度眼睛也一再出血，每一分多餘的花費都讓她心痛。自從搭乘舊金山起飛以後的那架擁擠的飛機以後，她的腿腳一直腫脹，直到1962年農曆新年前的廉價售賣中才買得起一雙較大的鞋子。她不願向宋家告貸，以為這會破壞她和宋家之間的關系，這種心理應是多年來花錢習慣使然。她唯一的希望，是算命算出的1963年會轉運以及盡快傳回美國。其中一封書信暴露了和電懋及宋淇之間的沖突：

我提前完成了新的劇本，訂了三月二日的機票。宋家認為我趕工粗糙，欺騙他們，每天有生氣的反應。宋淇說我行前會領到新劇本的稿酬，意味着他們不會支付另外兩個劇本，《紅樓夢》上下兩集，當我說我返美之後會修訂兩稿，他未予置評。他們一直擔心邵氏電影公司搶先開拍《紅樓夢》，看來他們終于決定放棄拍此片的計劃。我在此地受苦，主因在于他們持續數月的遲疑不決。我離開此地，強迫他們面對難題。宋淇标準中國人，完全避開這個話題，反倒要我另寫個古裝電影劇本。第二天我了解了實情，整天在我的小房間裡，難過得要窒息，随時會爆炸開來。我全力争取的一年生活保障，三個月的勞役，就此泡湯。我還欠他們幾百元生活與醫藥費用，還沒與他們算，原計劃用《紅樓夢》劇本稿酬支付。我無法入眠，眼睛原已愈合，現在再度出血。元宵節前夕，紅紅滿月，我走到屋頂思索。他們不再是我的朋友了，但是我将在這筆壞的買賣裡撈回幾百元，停留兩周，商議某種妥協，按原計劃于十六日離開。（1962年2月12日信，見高全之《倦鳥思還——張愛玲寫給賴雅的六封信》）

暗夜裡在屋頂散步，張愛玲感到在這個世界上沒有一個人可以求助。接下來的一封信裡，事情有了一定的轉機：

上封信裡我提到謀求妥協。由于他們的老闆喜歡第三個劇本，對方也願意協商。是以我們規劃了其他幾個較為簡單的故事，我返美後可編為劇本，那時我仍有時間于三月二日離開。然後激戰一場。他們堅持我留到三月十六日以後，我斷然拒絕。最後我依舊于十六日離開，然而因為過早通知房東停租，我必須搬進宋家住兩周。此為互不信任的情況——他們不相信我的劇本，我不相信他們付費，拒絕多花錢住旅館。一團糟，卻為此生最不愉快五個月的适當結局。

英文信件中的“他們”一詞，顯然包括宋淇在内。張愛玲赴港編劇，系受宋淇邀請，是以宋淇在整個事件中處于很尴尬的位置，局面似乎超出了他的控制範圍。而“他們不再是我的朋友了”的表達，幾近于絕交之語，措辭相當嚴重，似乎連邝文美也包含了進來，但後來又搬進宋家居住，其中必有一定程度的誤會。這種誤會主要是工作上的，并沒有對他們的友誼産生不可挽回的影響。張愛玲返美後，狀态一直不好，也沒有很快進入寫作狀态，直到1963年1月才交出《真假姑母》（即後來的《南北一家親》）的大綱。在收到邝文美回信後，張愛玲回信說：

我一再請你千萬不要為不常寫信抱歉，你的每天生活情形我有什麼不明白的？Stephen累倒了也在意料中，那次收到他的SOS時我就擔憂，聽上去工作太擔憂，是以幾個月來我一直為遲遲未交卷而内疚，但是非醞釀一個時期不可，隻好屢次連想一兩個星期又擱下來。（1963年1月24日）

對張愛玲來說，劇本故事的布局以及情節的合理化不難，難的是滑稽的場面與笑料要足，準備不充分，下筆便捉襟見肘，不能精彩。從1963年初的通信開始，“非常安慰”“非常高興”之類的詞語常見于信端，完全看不到他們之間的關系有什麼裂痕，也許邝文美出衆的交流才能和關愛體貼在其中起到了潤滑和修複的作用，也可以明白給賴雅信中的不良情緒是抑郁至極的一種異常狀況。

張愛玲在香港大學的學籍檔案。

4．全權代理

1968年前後，在宋淇、夏志清等人的斡旋下，《張愛玲全集》在皇冠得以出版，使張愛玲在經濟上獲得了一定保障。這可以說一件大功德。進入七十年代，作為代理人的宋淇深深介入到了張愛玲寫作與研究之中。關于宋淇對《色，戒》的貢獻，拙文《〈色，戒〉是怎樣煉成的》有詳細的梳理，可以參看，這裡着重談談宋淇作為全權代理人的作用。

一個人學問好，并非最難的事，學問好的同時還有很強的辦事能力和見識，這樣的人不多見。宋淇恰恰集二者于一身，不僅對古典詩歌、小說有深湛之研究，又擔任過美國新聞處、電懋、邵氏等處的高管職務，決斷力很出衆。宋淇1967年2月份整理書桌時，偶然發現了胡适給張愛玲信件的抄本，建議她寫一篇文章，“令大家更進一步瞭解胡适的為人——humility和讀書的precision”。張愛玲回信說想寫那篇文章，“先在等着申請Radcliffe Fellowship譯《海上花》，因為胡适的影響立志譯《海上花》，就又有話說些”（1967年3月15日），這就是《憶胡适之》一文的由來。此文寫就以後，宋淇看了也覺得好：“你這篇文章寫得非常之好，裡面有時‘胡适先生’，有時‘适之先生’，似乎不統一，可是讀上去還自然……”我個人認為這篇文章對張愛玲很重要，并非僅是一種個人的紀念，也是在回到《海上花》的傳統上來，并且英譯、白話本的翻譯持續了十幾年才基本完成，對張愛玲晚期風格的形成有着重要的意義。也是這一年4月份的信中，張愛玲有意“今後一切仍托”宋淇“就近處理”。

宋淇對張愛玲下一步的寫作方向很關心，無意中也影響到了張愛玲的閱讀與寫作，一個例子便是她開始研究《紅樓夢》。宋淇在1968年初重新開始研讀《紅樓夢》，有一些新發現：

我最近猛讀《紅樓夢》，發現我十餘年前所寫的文章觀點仍是正确，同時又有幾點重要的新發現，可以補充并unify前文，自己覺得很得意。你文章中所說從前讀到後四十回，頓時覺得“天日無光”，可謂深得我心。我最近強迫自己試讀後四十回，仍然失敗。非但情節上不能自圓其說，而且人物性格上也不統一，完全與前八十回的人物沖突，可以說是out of character。林黛玉怎麼可能勸寶玉攻舉業，而說八股文中也有好的作品？襲人怎麼可能去試探黛玉的為人？前八十回中，平兒和香菱都沒有地位可言，襲人最多是個丫頭變成的身邊人，有什麼資格和地位作此非分之想？而且在大觀園中相處如此之久，襲人豈有不知黛玉為人之理？還用得着去試探嗎？讓我先拿幾篇主要的文章寫出後，當再徹底掃除一下後四十回，如何？（1968年2月9日）

宋淇與張愛玲關于《紅樓夢》的觀點，其實是互相影響的。他們一個共同的觀點，是《紅樓夢》非自傳，是虛構的小說，是曹雪芹創造出的一個新世界、新現實。這一點是與索隐派、自傳派最大的分歧。她對宋淇這封信中關于《紅樓夢》的内容很感興趣，本來隻是為《怨女》作序，結果将這序言變成了一本書，喧賓奪主了。稍後的兩封信中，她反複追問相關的文獻和問題，5月初已寫出了《紅樓詳夢》。為了寫這篇東西，連《海上花》的英譯也荒廢了。《紅樓夢》雖讀得極熟，弄“紅學”究非當行本色，是以這篇文章改來改去，版排了拆、拆了又排，問題仍舊不少。可是一發而不可收，斷斷續續寫了很長時間。她說：“我明知道寫這個可能于我毫無益處，倒先妨礙你的寫作情緒，因為事實是在大陸外隻有你懂。我也是因為心緒太壞，影響精神狀況，全靠它做個prop(支柱)。要不是虧了你，最初的《紅樓詳夢》早登出來了，懊悔也來不及了。總之，我不是完全不知好歹，雖然在行事上看不大出來。”張愛玲關于《紅樓夢》的論文，幸虧經過了宋淇把關，不然會鬧笑話的。

宋以朗認為宋淇對張愛玲的創作的影響，主要通過兩個角色顯現出來，一個是協助者和顧問，一個是編輯和經紀人。這固然不錯。除此以外，宋淇的《紅樓夢》研究也影響了張愛玲。宋淇和餘英時是新紅學轉向的關鍵人物，主張《紅樓夢》是一部虛構作品，大觀園是一個理想世界，而非寫實，二人觀點頗多互相啟迪證發之處。張愛玲也參與到這次的“轉向”之中，她的一個基本結論是“《紅樓夢》是創作，不是自傳性小說”，不過她不像餘、宋從大處着眼，主要是從小處提供證據，還原虛構創作的具體痕迹。她認為：

《紅樓夢》集中國長篇小說之大成，作者終生屢易其稿，緩慢地錘煉出這部驚人地現代化而且錯綜複雜的作品——當時理查森的《帕梅拉》（Pamela）在英國剛發表——他卒年不滿五十，書未寫完，被人續上與他毫不相幹的最後三分之一，令作品貶值。《紅樓夢》遠遠走在時代之前，當時無人讀透，經此挫折，中國古典小說始終沒有徹底複元。

這段文字出自六十年代曾在美國大學多次演講的《中文翻譯的文化影響力》一文，突出強調了《紅樓夢》的超前性。如何了解這一超前性？她寫給宋淇信中的一段話有助于了解這一點：

我是想從reconstruction of 《紅樓夢》佚文說起，證明這本書與當時的道德觀念距離多麼大。我們說古人“走在時代前面”，總以為是合現代标準，其實也許還在我們前面。（我說的那些大學生我也對他們很反感，有些意見都删了，因為這不過是寫“變”與趨向更大的tolerance）秦氏死，不到廿歲，除書中說的不見得還有别的戀人，與十八九世紀歐洲有些貴婦人大緻相等，與nymphomaniacs（淫婦）不同。不過從寶玉的觀點，她看得中賈珍，也許就近于博愛了。（1968年5月15日）。

即便英文小說的寫作碰壁了十來年，張愛玲依然認為中文寫作隻能是副産品（1968年6月26日信）。但是宋淇的看法不一樣，他認為既然在加州大學研究中國問題，就應該用中文寫作，像夏志清兄弟的英文文章譯為中文，往往辭不達意。七十年代初，他建議張愛玲多用中文寫作，與讀者多交流，其中一個建議就是讓張愛玲到香港中文大學來研究丁玲，讓她“接觸中國社會和中國人，多讀兩本中國書，多說中國話”，而她始終沉醉在《紅樓夢》《海上花》的“大坑”裡出不來，再加上經濟不景氣，研究丁玲的計劃後來又泡了湯。在兩本名著的研究停滞不前時，她才有時間寫了《談看書》這篇散文史上罕見的長文，延續了自《憶胡适之》中所提出的新的小說觀念。宋淇感到興奮的是：“我覺得你再度開始用中文寫作是非常好的現象，中國人在美國用英文同這麼多的英語作家争一日之短長，很容易碰壁。”似乎有一種潛意識的東西，讓宋淇推動着張愛玲将寫作的重心轉到中文上來，同時提醒她中文寫作上存在的一些問題。他說：

至于散文，你可以說是五四以來大家之一，至少自成一格，讀後再想多看一遍的，還沒有别人。我認為你的《流言》水準比小說不稍遜色。心定下來，自然而然有的是題材。你離中國太久，沒有機會同人談話，看的中文書報也較少，停寫之後忽然大寫，文章有點生硬，尤其是《紅樓》，Mae也說句子好像chopped up，連不大起來，最近多寫以後，已漸恢複原來的風格，應該出一本散文專集。看你忽然膽小起來，隻想向容易的路上走，隻覺得沒有出息。（1978年7月19日信）

在張愛玲的寫作史上，還沒有人這樣大膽直接地批評她吧。宋淇像一位老大哥，一直想讓她回到中文寫作的軌道上來，是以才有了第二個寫作的高峰，才有了所謂的“晚期風格”。

張愛玲注譯《海上花》内頁。

5．遠端秘書

宋淇不僅是張愛玲中文寫作的推動者，作為她的全權代理人，也是稱職的宣傳者與捍衛者，同時也是張愛玲資産的出色投資者。

作為宣傳者，宋淇很善于把握分寸，每一份稿子給哪個報紙或刊物，似乎都經過了細緻而準确的考量。他說：

我寄了一份《談看書後記》給《中國時報》的高信疆，他居然打了一個長途電話給我道謝。我寄了一份《紅樓夢》稿給平鑫濤，他尚未收到，因為是平郵，他急得不得了，我信中透露了一點消息給他，說你正在寫長篇小說，将來出單行本大概會仍舊給皇冠，因為你在這方面很是念舊，将來連載權給誰就不得而知了。他居然一出手先付你$3000美金，真是出手浩大。可笑你動也沒動，經我稍微寫兩封信，就此門庭若市，真是大轉其運了。說不定我為了配合起見，我可能寫一篇給《幼獅》講一講你，當然不會涉及太私人的事，但他們捧你最少，雜志也頗有讀者和分量。趁這個機會，應該還好把握一下。而自己可以隔洋觀火，自己絲毫不用get involved，真是非常有趣的事。一個作家差不多已經冷卻了多年，而現在卻來了一陣邪氣的revival，也可以說是文壇少見的事。（1975年9月11日）

張愛玲洞明世故，但那更多是一種紙面上的洞明，見了人總是不自在，不像宋淇有多年從商的經驗，對人情世故、商機的把握到了爐火純青的地步，懂得适時進退。他要寫的那篇文章就是《張愛玲私語》，經過邝文美的潤色，更含蓄自然，在當時引起了很好的反響，連宋淇也變得吃香起來。此前邝文美寫《我所認識的張愛玲》，也起到了這樣的效果。

宋淇不僅深度參與了《色，戒》的寫作，《紅樓夢魇》《海上花》亦出力不少。張愛玲讀書完全是野路子，缺少學院派的系統性，知識結構不完備。她也很少買書，手頭做研究的參考書幾乎沒有，全憑記憶為《海上花列傳》做注釋，遇到相關問題，隻好寫信求救。宋淇就像她的一個遠端秘書，為她查資料，提建議，校閱文稿，甚至像《羊毛出在羊身上》那一篇一樣直接潤色。讀張愛玲的信，我們有時候會感到開心一笑，——原來“祖師奶奶”也有很多不知道的東西。比如她不知道碧桃是桃花的一種，弄不清楚蓴菜是河産還是湖産，不明白“贊禮佳兒，茂才高弟”的對子好在哪裡，也不知道“華衆會”的出典，便寫信給宋淇，請他找辭典。一個不停地問，一個耐心地答。張愛玲為《海上花》作注是很孤獨的一件事，1969年就曾兩次問夏志清“登科廪主”何意，夏沒有回應，1981年再次問宋淇，已經是自家猜出了意思。張愛玲在這個方面的造詣很深，但不少東西非出自辭典，而是自家猜度。宋淇說：

最近讀你的譯文，對原作的興趣極高，以前讀吳語本，自己的蘇州話，同志清一樣，至少可以有95分，因為家中傭人、繼祖母都是蘇州人，從小聽慣彈詞，可是始終因為不是母語，讀起來總有點格格不入。現在完全可以投入，的确是第一流作品。志清來信雲讀皇冠的譯文也興趣盎然，并雲Sing-song即先生之音譯，至今始從你注中知道并承認你這方面的學問很深。關于長三和幺二我僅知為高等和下級之分，并不知根據，也是從你的注解中才恍然大悟的。不知道你的知識是聽來還是從書本上看來，有沒有這方面的專門書籍？你說Sing-song是先生的音譯，未知有何根據？（1982年5月25日）

張愛玲回答說：“我從前沒聽人講妓院，都是譯這書才陸續猜度的。‘先生——Sing-song’‘長三幺二’是近兩年才想起來的，毫無根據。”（1982年6月7日信）這種注書的方法，完全出自靈心自悟，真是聞所未聞。宋淇回信說：

至于Sing-song之為先生，不用你再解釋，我認為殆無可疑，尤其“先生”兩字在滬語或吳語和Sing-song在聲音上簡直可以合縫到90%，要說它是湊巧，令人難以置信。你對文字的敏感和直覺，舉世少見，是以才會有此發現。我們不必追究西人觀察或傭仆或翻譯造出來的名詞，推想當年中國人和外國人生意上的應酬，同吃花酒當是等閑事，有這麼一個名詞是早晚的問題，不必再究。（1982年6月28日）

這正可以說是惺惺相惜。張愛玲像這樣的“猜度”還有不少。比如華衆會茶館的得名，因為另一家茶館“花雨樓”出自佛經高僧講道天雨花的典故，便猜測“華衆會”也是出自佛經。《無量壽經優婆提舍願生偈》有“如來淨華衆，正覺華化生”之句，“華”當與“花”通，與她的猜度相合。當然也有猜錯的。比如關于挖花的注釋與翻譯，宋淇就認為了解得不對。反反複複說了半天，估計也說不清楚，白話本《海上花》就放棄了這條注。

宋淇是張愛玲權利堅定的維護者。當唐文标将“盜墓出土”的張愛玲舊作發表時，宋淇采用各種方法予以阻止，對于唐的謬論，寫了《唐文标的“方法論”》予以反擊。

張愛玲的父親張志沂（左二），母親黃素瓊（逸梵，右二），姑姑張茂淵（右一）等在天津英租界住處的花園合照。

6．唯一的知己

宋淇說，上天給我們奇妙的身體，可是這機器平均說來隻能正常操作七十年，此後各種器官就會鬧毛病。其實不用七十年，人的身體就要不停地罷工。進入八十年代，張愛玲遭遇了蚤患，宋淇大病連連，十二指腸、肺炎、心髒衰竭、水腫等病得了一個遍，幾乎“身經百戰”。硬朗的邝文美要照顧母病、夫病，自己也幾乎被累垮。1986年底，邝氏罹患胃癌，将整個胃切除，幸虧底子好，躲過一劫。1989年又發現骨頭碎裂。各種各樣的疾病，似乎始終伴随着大洋彼岸的三位友人。

邝文美說自己是環境的犧牲品，煩惱的時候隻好“莳花為樂”。1983年初，宋淇大病兩月，“幾乎群醫束手”。3月4日，邝文美寫信說：

這大半年怎樣溜走了？連一封極想寫的信都沒有寫成？！長期以來，你一直容忍我的疏懶，寄了幾十封信得不到親筆答覆仍不以為忤，照樣繼續和Stephen讨論各種問題，寫上我的名字，問起我……這樣的耐性真是天下少有。我非草木，怎會不領情呢？隻是我被眼前的事物纏得好慘——僅母親一項已不勝困擾——好像隻有半個人活着，提不起勁來寫信。而且說實話，寫信給你就得面對現實，提到那些想都不願想的痛苦經驗，叫我從何說起？

這封信實際上是對二十八年前第一封信的一個呼應：“一年半載不寫信我也不會不放心的；日子一久許多小事擱了下來，就覺得根本不值得一說了。”張愛玲和宋淇夫婦都是上天眷顧之人，有才華，也有社會地位，但是一個困在家人的疾病之中，一個困在蚤患中，便覺得人生無常，好事難得。在愛玲心中，文美即是才德與風度的化身，在文美自己，隻感到像“這樣無用的人，還有什麼才德可言”？張愛玲說那就是曾國藩家書中所說的“挺”字訣：撐着。出于“情感上的緣故”，邝文美要将一張淺水灣酒店被拆除的剪報寄給她，因為始終沒有機會熟悉它，隻有往昔讀《傾城之戀》時留下的印象：“整個的房間像暗黃的畫框，鑲着窗子裡一幅大畫。那澎湃的海濤，直濺到窗簾上，把簾子的邊緣都染藍了。”邝文美還是傷感的，而張愛玲踏上美國土地的時候就沒有幻想，對美國沒有，對人生也沒有，——因為她早已懂得：長的是磨難，短的是人生。最艱難的時候，張愛玲連去看醫生的像樣的衣服都沒有了，手邊隻有一些即穿即棄的衣服，她的那些精美的旗袍不知道最終去了哪裡，生活幾乎完全沒有了華衣美食的享受。使人不禁感歎，衰老是人最大的敵人。但宋淇很強大，“屢病屢戰”，在張愛玲剛剛走出蚤患病擾之時，已經在建議她開始寫作《謝幕》，研究《金瓶梅》，并給她準備了相關的書籍材料，寄給她大陸作家的一些作品。他很清楚，隻有在寫作中，張愛玲才能迸發出巨大的能量。張愛玲也認為：“我們都應當珍惜剩下的這點時間，我一天寫不出東西就一天生活沒上軌道。”

即便是在這樣艱難時刻，宋氏夫婦一直都在為張愛玲謀福利，先後将《傾城之戀》《怨女》《第一爐香》的電影版權賣出了每部一萬五千美金的高價，并且做了收益很好的投資。過一段時間，就報告一次收益情況。張愛玲自己也沒想到七十多歲的時候成了“大富豪”，宋淇簡直就像外彙巫師，如果不是其他事務分心，早就是大富豪了。她在1991年4月14日信中說：

Stephen剛好點還又替我理财，我實在過意不去。積蓄有這麼多，我看了兩三遍還不大相信。Mae胃癌就快好了，我知道進境多麼難，真高興到極點。竟會不約而同想到從前的瑣事——我常常無故想起我們有些極不相幹的對白，例如我抱怨買了雨衣雨靴倒又不下雨了，Mae說沒什麼，有點不以為然的神情；還有我說常看見廣告上有像她的人，有一次拿給她看，（一個英文雜志上）她看了說我總撿比她漂亮些的。我想說又沒說：那是我的Pygmalion complex(皮格馬林翁情結)，是以在我心中已經加工了。我永遠有許多小難題與自以為驚險懸疑而其實客觀看來很乏味的事，剛發生就已經在腦子裡告訴Mae，隻有她不介意聽。别人即使願意聽我也不願意說，因為不願意顯得silly或唠叨。

張愛玲說自己是一個孤島，當然她是一個内心異常豐富的孤島，更需要和世界交流。她關上了和其他人的内心交流，把那個唯一的出口留給了宋氏夫婦。

張愛玲從不吝惜對宋氏夫婦的贊美。她說：“那次Stephen病後來信說我差點見不到他了，我習慣故作輕松，說我對生死看得較淡。雖然也是實話，那時候有一天在夕陽街頭走着，想到Stephen也說不定此刻已經不在人間了，非常震動悲哀。我說過每逢遇到才德風韻俱全的女人總立刻拿她跟Mae比一比，之後，更感歎世界上隻有一個Mae。其實Stephen也一樣獨一無二，是古今少有的奇才兼完人與多方面的Renaissance man(文藝複興時代的博雅之士)。”（1985年10月29日信）又說：“你們真是我畢生僅見的偉大的情侶，與别的夫婦不同，盡管有些夫婦的感情也非常感人。”（1989年9月3日信）她也許知道來日無多，就率直地告訴邝文美：

在我，你已經是我生平唯一的一個confidante（知己）了。（1992年9月29日）

張愛玲的這個判斷是說，“唯一”即是“全部”，最小的“少”大于無窮的“多”。這個判斷是在死亡的陰影中做出的，但并不承認死亡的“特權”。它足以暫時逼退死亡和孤獨的圍困，劃出一片屬于自己的園地，讓花朵在死亡降臨以後還能繼續開放。友誼是一片思維的敞開域，在那裡詩意代替了人生的鄙陋與猥瑣，讓現實、世故、冷靜的張愛玲得到了最純粹、潔淨、确定的東西。人生的苦難與病痛，不過是那最純粹之物的陪襯。邝文美半年後回信說：

你秋間來信已收閱多時，我一直放在手邊，前前後後不知看了你多少遍。想不到暌别幾十年後，你依然把我視作生平第一知己，我怎不深受感動？隻因你再三叮囑不必覆信，而我的确被Stephen的病攪得失魂落魄，連一封短函也寫不成，才緘默至今……太不近人情了，但是我知道你會諒解的。（1993年3月10日）這次我不立即覆信，免得太頻密的“信件炸彈”把你吓壞。事實上，我沒有太多空間，而且腦筋漸漸遲鈍，要多寫也不容易。Stephen的情況沒有多大改變，至今仍舊日夜離不開氧氣裝置，對我們的忍耐力是極嚴峻的考驗。日子就這樣悄悄溜走了。他看了你的信，反應同我一樣：“這世界上再也沒有别人像愛玲那麼了解我們！”（1993年11月15日）

這是在死亡陰影中做出的确認，是荒野中給予的回應。培根曾說，沒有友誼，斯世即荒野。在這個薄情的世界上，大多數交遊不過是互相利用。而她/他們相隔着大洋，一直沐浴在無條件的友誼與信任中。這是人生的大幸運。

張愛玲手迹。

7．生命的融會

張愛玲和宋氏夫婦之間屬于“紙上知己”——書信裡的知己。倘若整天生活在一起，也許不會是這樣的結局。隔着遼闊的太平洋，勤勤懇懇地寫了四十年的書信，這是比宏闊的虛構還壯觀的事。

何謂“知己”？“知己”從根本上說是不可能的，沒有人可以占有另一個人的位置和聲音，可以與之互換而不發生位移或錯位。所謂“知己”，最多隻是一種友誼的函數趨于理想的極值而已，它首先是一種吸引與被吸引的關系。被吸引，意味着内在性的匮乏與被了解的渴望。這種被吸引，不是“被外在的誘惑力所誘惑，而是在空虛和匮乏之中，經曆外界的真正的在場”。（福柯《外界思想》）這種關系，不是内在性與内在性的相遇，而是外在性構成了超越内在性的力量。這種吸引力，“隻能夠提供無限的虛空，而虛空在它所吸引的人的腳下敞開”，被吸引的雙方構成了一種生成性的關系。信件是真實的，但同時又像小說一樣充滿了不确定性，缺席、空白與想象在這種關系中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是以，空間上的隔絕也許是“知己”關系的一個必要條件，以之為前提的虛構與想象構成了它的基礎。這也就是邝文美屢屢感到愧疚的原因。空間的阻隔使張愛玲隻看見過去的那個邝文美，邝文美和宋淇卻看見了那個不斷創生的張愛玲。想一想張愛玲和宋氏夫婦在曆史年代初期在香港的會面，就能清楚地懂得，隔絕制造了一條純粹的通道——這唯一的通道，不必矯飾與寒暄，向着時間敞開。

“知己”關系，并不一定像蒙田說的那樣是兩顆心靈的疊合，相反精神的互補性與創生性才是必然性的。邝文美才華出衆，她的前半生在職場上有着亮眼的表現，一邊在美新處工作，一邊也從事一些翻譯工作，後半生的身份則基本上是一個家庭婦女。她同時也是張愛玲的粉絲，對她有着某種崇敬之情，這主要是因為她自己的工作與張愛玲小說家的工作有着根本差別。這種差別，就是張愛玲從事的是創造性的工作，而邝文美從事的則是重複性和轉譯性的工作。宋淇雖然是一個很出色的學者群組織者，所從事的也基本上是轉譯性、發現性的工作。那麼什麼是創造者呢？“所謂創造者，就是制造那些沒有他們就不可能存在的東西的人，那些給新世界帶來新事物的人，無論這些事物是大是小，沒有他們，就不可能正好以那種方式，而不是以另一種類似的方式存在。……藝術家不是第一個發現或得到某種東西的人，而是以一種不可替代的方式‘創造’某種東西的人。”費爾南多·薩瓦特爾如是說。張愛玲正是這樣一位傑出的創造者，讓人們在比真實更真實的虛構世界中駐足、流連、回味。而宋氏夫婦作為優秀的讀者，憑借着他們特殊的位置參與到張愛玲小說的創造中去，這是他們友誼的關鍵之處。很多朋友之是以屬于泛泛之交，即是因為走着走着就散了，沒有将彼此的生命融會、創生在一起，或者隻是把一方視為工具或崇拜的對象，使之成為非人。

當然，“知己”關系常常基于了解、賞識、信任，趨向于回饋、包容與保證。張愛玲的一生，是在荒野上獨自行走，沒有人可以依賴，錢幾乎是唯一可靠的東西。置身于無愛之荒野，機器的轟鳴與公共交談都屬喧騰的噪音，而友誼則是私人降噪劑，擊穿無邊的黑暗與虛無。徜徉在厚厚的兩卷書信的河流裡，可以領會到友誼的濕度和溫度，聽得到那巨大的孤獨和寂靜。張愛玲過着隐居而與世隔絕的生活，信是她與友人接觸的方式，在她看來，似乎比見面更可靠，比交談更自然，比小說更接地氣。對讀者來說，那些信件便是時間之海本身，原本晦默無聲，如今我們穿過隐秘的時間隧道聽到了那海的喧嚣和純淨。

寫信，是生命融會的一種古老的形式。

寫信，不僅僅是事務使然，也是一種生存的需要。

寫信，是需要從當下的窘境中探出頭來向着遠方低語、傾訴、确認，确認某些東西還在那裡或者已經消失。

寫信，是要在時間流逝中觸摸到某些沒有改變的東西，真真切切的。

寫信，是需要一個交談者，一個可信賴的指指點點的人。

寫信，不僅是認知上的接近，也是情感上的接近，同時也是審美上的。

寫信，是因為心靈的爐膛裡還需要碳與火。

張憲光

責編 劉小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