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历史，建国初期军委和各总部的演变历程承载着大陆军队建设和国防体制调整的发展脉络，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的三总部、八总部，再回到后来的三总部，这一过程反映了我军对于组织体制的不断探索和调整，以适应时代需求和军事发展。
初创时期的组织结构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成为国家最高军事领导机关，为军队统一指挥机关，中央军委下设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后勤部，分别负责军事计划、政治工作和后勤保障。
1954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成立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取代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此时，对于总部机关的署名产生了争议，最终定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干部部、总后勤部等四总部。
后来，相继成立训练总监部、武装力量监察部、总财务部、总军械部，形成中国人民解放军八总部。
然而，八总部体制在实践中也面临一些问题，其庞大的摊子和资源使用较多，一些干部对新的领导体制产生不适应情绪。
这引发了一系列反对意见和争议，使得中共中央军委不得不审慎考虑八总部的可行性。对此，一些意见认为，从我军的实际情况来说，由于数量庞大，组织编制不合理所产生的人力、财力的浪费，都是很严重的。
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共中央军委最终决定废除八总部体制，恢复三总部体制。
这一决定在1957年1月正式实施，总军械部被划归总参谋部，总财务部被划归总后勤部，同时训练总监部、武装力量监察部也得到了精简，这一决定的制定通过《关于改变组织体制的决定（草案）》，再次强调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组织体制需要进行某些改革。
这一调整并非仅仅是机构层面的变革，更是对军队建设和国防建设实践的深刻反思，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组织体制存在着机关庞大、部门过多、组织重叠、分工机械的现象，这说明了军队需要更为灵活和高效的组织结构以适应快速变化的战争环境。
198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成立，标志着中央军委的概念发生了变化，不再仅仅包含“中共中央军委”，还包括“国家中央军委”，这一调整使中央军委更好地适应了国家国防体制的需要，既有中共中央的领导，也有国家军事的属性。
领导体制调整
其实在初创时期的中央军委，正赶上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央军委并非中共中央领导机构的一部分，而是中央委员会的军事工作部门，根据《党章》规定，中央委员会下设组织、宣传等部，以及军事、党报等委员会。
尽管中央军委同样作为军事委员会存在，但其最大的特殊性在于其相对独立性。
中央军委一方面由中央委员会主席兼任，使其成为直属党的最高领导人的军事工作部门，另一方面，军委的成员全部为军队高级将领，不与中央党委的其他领导成员兼职，更没有直接过问军队事务的权限，这种相对独立性在组织体系上表现得十分明显。
中央军委的特殊性体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中央军委是一个实体，而不是代表制的组织。
其次，军委的成员全部为军队高级将领，没有党的其他领导成员参与，确保军队内部的高度统一。
第三，中央军委被赋予极大的职权，不仅直接领导全国武装力量建设、训练和作战，还负责军队内的党的思想工作、组织工作以及全军干部工作。
这种相对独立和高度集中的领导体制，使得中央军委能够更为高效地指挥和管理军队，确保军队在复杂多变的战争环境中保持高度的战备状态。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央军委的组织形式也经历了一系列调整，在1959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限制中央军委的成员数量，以确保决策的高效性，这表明军委的组织结构必须适应时局和军队建设的需要，不断进行合理的调整。
中央军委的工作运行方式也随着时代的发展而调整，在建立军委例会办公制度后，1954年军委决定建立军委会议制度，确保决策的集体领导，在个人分工负责方面，军委委员的分工被细化，不同委员负责不同部门的工作，确保各部门有专人负责，提高工作效率。
值得强调的是，中央军委作为一个实体，在职能上强调直接统一领导军队，而非仅仅协调和议事，其性质决定了它不同于一般的议事协调机构，更不同于单一的决策机构，其组成人员数量的合理控制也是因其特殊职能而产生的必然需求。
1954年9月重新成立中共中央军委时，军委的组成人员为12人，且没有设立副主席，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数字在1956年11月增补至22人，1959年9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以21人的配置组成中共中央军委，并设立副主席和13名常委。
此后，中共中央军委的组成人数虽有变化，但一直保持在相对较少的范围内，其中1977年8月中共十一届一中全会通过的中央军委组成人员达到最多的63人，而核心决策层的常委仅为8人，列席常委为3人，使其始终保持在10余人左右。
各总部领导人的充实和加强
在审视任何体制变革时，必须全面认识其优劣之处，并寻求解决新问题的有效途径，片面的观点容易导致错误的判断，进而可能引发决策失误，最终陷入被动局面。
前文论述了建国初期军委制度构建的总体构想，而具体到工作上，还是要有一些“条条块块”，这就必须要提到军委下属的各总部情况。
总参谋部
中共中央军委总参谋部于1949年10月19日更名为中央军委总参谋部，当时，中央人民政府任命徐向前为中央军委总参谋部总参谋长，聂荣臻为副总参谋长。
然而，到了11月，聂荣臻被任命为代理总参谋长，1951年11月12日，粟裕则被任命为第二副总参谋长，总参谋部在成立初期包括作战部、情报部、气象局等，随后逐步调整充实，增设了新的部门如技术部、联络部、通信部、军训部、军务部、人民武装部等。
截至1952年，总参谋部的机构涵盖了多个方面，如作战、情报、技术、联络、通信、军训、军务、人民武装、军事运输、测绘、出版等。
1952年10月23日，黄克诚被任命为总参谋部副总参谋长兼总后勤部部长，然而，到了1954年10月，中央军委总参谋部进一步更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成为中共中央军委的主要军事工作机关。
总参谋部的职责包括组织计划军队的编制、装备、训练、兵役、动员、战场准备、工程建设、作战指挥、行政管理、后备力量建设等，并负责协同各部门、调整和解决军事工作中的共同问题。
为了更好地领导军队的现代化和正规化建设，总参谋部进行了多次调整，增设了机要局、外事局、管理局等新的部门。
1954年10月31日，粟裕被任命为总参谋长，而11月9日，张宗逊、李克农、陈赓、王震、许世友、邓华、彭绍辉、张爱萍、杨成武、韩先楚等10人被任命为副总参谋长。
鉴于大多数副总参谋长不能立即到职，粟裕与几个副总参谋长进行了分工，以更有效地推动各项工作，其中，粟裕除了抓总体工作外，侧重于抓作战和涉及国防、军队建设的大事，李克农分管情报，张爱萍分管军务动员和行政管理；陈赓分管作战。
1958年7月，总参谋部对训练总监部、通信兵部、防化学兵部进行了划归，并同时撤销了总参谋部警备部。随后，于10月，黄克诚被任命为总参谋长。这一系列的人事任命和机构调整反映了当时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组织结构和领导层面上的演变。
总政治部
中共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在1950年4月进行了扩展，增设了组织部、宣传部、保卫部、文化部、青年部等部门。
总政治部的领导是由罗荣桓担任主任，谭政担任副主任，然而，到了1954年9月，总政治部经过一次改名，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罗荣桓仍然是主任，但谭政、傅钟、萧华、甘泗淇成为副主任，而在1956年12月，总政治部主任一职由谭政接替罗荣桓。
总政治部的组织结构包括了组织部、干部部、宣传部、保卫部、文化部、青年部、敌工部等机构，并设有秘书长。
到了1957年4月1日，总干部部被并入总干部部，文化部并入本部宣传部，青年部并入本部组织部，同时，刘志坚被任命为总政治部副主任。
更进一步的调整发生在1958年7月，总干部部、军事法院、军事检察院划归总政治部。
总后勤部
中央军委总后勤部设立财务部、军需部、军械部、卫生部、运输部、营房管理部、油料部等部门，总后勤部的领导由部长杨立三担任。
在1950年，贺诚、宋裕和、张令彬成为总后勤部的副部长，到了1951年10月1日，总后勤部的军械部隶属于中央军委炮兵建制，更名为中央军委军械部。
1952年10月23日，黄克诚接任总后勤部部长，随后，于1954年10月，中央军委总后勤部再度更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并在原有各二级部的基础上增设了司令部。
1955年底，总后勤部的领导包括部长兼政治委员黄克诚，副部长洪学智、张令彬，以及副部长兼副政治委员邱会作。
总后勤部下辖司令部、军需部、卫生部、汽车拖拉机管理部、油料部、营房管理部、军需生产部、政治部、干部部等机构，1957年5月10日，洪学智接任总后勤部部长，余秋里成为总后勤部政治委员。
总干部部
1950年9月4日，为了实行全军干部的自上而下的统一管理，中央军委决定设立总干部管理部，由罗荣桓担任部长，赖传珠任第一副部长，徐立清任第二副部长。
1952年7月3日，总干部管理部更名为总干部部，下辖一般兵种干部任免部、特种兵干部任免部、组织统计部、军衔奖励部、抚恤保健部、办公室。
1953年9月，抚恤保健部被撤销，其工作任务分别移交给中央军委总后勤部卫生部、中央军委财务部、中央军委总干部部组织统计部。
至1954年12月，中央军委总干部部更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干部部，罗荣桓任部长，宋任穷、赖传珠任第一、第二副部长，徐立清和甘渭汉任副部长。
总干部部成立后，各团以上机关设立了直接隶属于本级中共党委和军政首长的干部管理部门。为推进薪金制、军衔制、勋章奖章制，总干部部制定了一系列条令和规定，实现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干部工作的一系列制度化。
1955年5月，增设预备干部动员部，1956年12月，萧华接替罗荣桓成为部长，宋任穷、赖传珠、徐立清任副部长。
1957年4月，总政治部干部部并入总干部部，新设政治干部任免部。
1958年10月1日，总干部部正式解散，而在总政治部的组织下，成立了干部部，负责全军的干部工作，这期间相继成立的训练总监部、武装力量监察部、总财务部、总军械部，先后并入三大部。
总结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机关的演变历程是一个不断探索和适应的过程，每一次调整都是为了更好地满足军队建设和国防需要，体制变革应当以全面认识为基础，以解决实际问题为目标，确保决策科学合理、灵活果断。
在复杂多变的国际战略环境中，军队要灵活应对，不断提升战备水平，这要求我们在未来的改革中，要更加注重体制的合理性、协同性，以期更好地适应当代军队建设和战备任务的需要。
随着军队建设和国防需求的不断发展，相信大陆军队的组织结构也将继续迎来新的调整，以更好地适应时代的挑战。
参考文献：
1.从三总部到八总部，刘志青，党史博览，2016年12月1日
2.新中国军事领导体制的创建与向苏联的学习，姜华峰，2015年5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