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顧曆史，建國初期軍委和各總部的演變曆程承載着大陸軍隊建設和國防體制調整的發展脈絡，從新中國成立初期的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的三總部、八總部，再回到後來的三總部，這一過程反映了我軍對于組織體制的不斷探索和調整，以适應時代需求和軍事發展。
初創時期的組織結構
新中國成立初期，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成為國家最高軍事上司機關，為軍隊統一指揮機關，中央軍委下設總參謀部、總政治部、總後勤部，分别負責軍事計劃、政治工作和後勤保障。
1954年，中共中央政治局決定成立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取代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此時，對于總部機關的署名産生了争議，最終定為“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部、總政治部、總幹部部、總後勤部等四總部。
後來，相繼成立訓練總監部、武裝力量監察部、總财務部、總軍械部，形成中國人民解放軍八總部。
然而，八總部體制在實踐中也面臨一些問題，其龐大的攤子和資源使用較多，一些幹部對新的上司體制産生不适應情緒。
這引發了一系列反對意見和争議，使得中共中央軍委不得不審慎考慮八總部的可行性。對此，一些意見認為，從我軍的實際情況來說，由于數量龐大，組織編制不合理所産生的人力、财力的浪費，都是很嚴重的。
在這樣的背景下，中共中央軍委最終決定廢除八總部體制，恢複三總部體制。
這一決定在1957年1月正式實施，總軍械部被劃歸總參謀部，總财務部被劃歸總後勤部，同時訓練總監部、武裝力量監察部也得到了精簡，這一決定的制定通過《關于改變組織體制的決定（草案）》，再次強調中國人民解放軍的組織體制需要進行某些改革。
這一調整并非僅僅是機構層面的變革，更是對軍隊建設和國防建設實踐的深刻反思，中國人民解放軍的組織體制存在着機關龐大、部門過多、組織重疊、分工機械的現象，這說明了軍隊需要更為靈活和高效的組織結構以适應快速變化的戰争環境。
1982年，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軍事委員會成立，标志着中央軍委的概念發生了變化，不再僅僅包含“中共中央軍委”，還包括“國家中央軍委”，這一調整使中央軍委更好地适應了國家國防體制的需要，既有中共中央的上司，也有國家軍事的屬性。
上司體制調整
其實在初創時期的中央軍委，正趕上新中國成立初期，中央軍委并非中共中央上司機構的一部分，而是中央委員會的軍事工作部門，根據《黨章》規定，中央委員會下設組織、宣傳等部，以及軍事、黨報等委員會。
盡管中央軍委同樣作為軍事委員會存在，但其最大的特殊性在于其相對獨立性。
中央軍委一方面由中央委員會主席兼任，使其成為直屬黨的最高上司人的軍事工作部門，另一方面，軍委的成員全部為軍隊進階将領，不與中央黨委的其他上司成員兼職，更沒有直接過問軍隊事務的權限，這種相對獨立性在組織體系上表現得十分明顯。
中央軍委的特殊性展現在三個方面：
首先，中央軍委是一個實體，而不是代表制的組織。
其次，軍委的成員全部為軍隊進階将領，沒有黨的其他上司成員參與，確定軍隊内部的高度統一。
第三，中央軍委被賦予極大的職權，不僅直接上司全國武裝力量建設、訓練和作戰，還負責軍隊内的黨的說服、組織工作以及全軍幹部工作。
這種相對獨立和高度集中的上司體制，使得中央軍委能夠更為高效地指揮和管理軍隊，確定軍隊在複雜多變的戰争環境中保持高度的戰備狀态。
然而，随着時間的推移，中央軍委的組織形式也經曆了一系列調整，在1959年，中共中央政治局決定限制中央軍委的成員數量，以確定決策的高效性，這表明軍委的組織結構必須适應時局和軍隊建設的需要，不斷進行合理的調整。
中央軍委的工作運作方式也随着時代的發展而調整，在建立軍委例會辦公制度後，1954年軍委決定建立軍委會議制度，確定決策的集體上司，在個人分工負責方面，軍委委員的分工被細化，不同委員負責不同部門的工作，確定各部門有專人負責，提高工作效率。
值得強調的是，中央軍委作為一個實體，在職能上強調直接統一上司軍隊，而非僅僅協調和議事，其性質決定了它不同于一般的議事協調機構，更不同于單一的決策機構，其組成人員數量的合理控制也是因其特殊職能而産生的必然需求。
1954年9月重新成立中共中央軍委時，軍委的組成人員為12人，且沒有設立副主席，随着時間的推移，這個數字在1956年11月增補至22人，1959年9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決定以21人的配置組成中共中央軍委，并設立副主席和13名常委。
此後，中共中央軍委的組成人數雖有變化，但一直保持在相對較少的範圍内，其中1977年8月中共十一屆一中全會通過的中央軍委組成人員達到最多的63人，而核心決策層的常委僅為8人，列席常委為3人，使其始終保持在10餘人左右。
各總部上司人的充實和加強
在審視任何體制變革時，必須全面認識其優劣之處，并尋求解決新問題的有效途徑，片面的觀點容易導緻錯誤的判斷，進而可能引發決策失誤，最終陷入被動局面。
前文論述了建國初期軍委制度建構的總體構想，而具體到工作上，還是要有一些“條條塊塊”，這就必須要提到軍委下屬的各總部情況。
總參謀部
中共中央軍委總參謀部于1949年10月19日更名為中央軍委總參謀部，當時，中央人民政府任命徐向前為中央軍委總參謀部總參謀長，聶榮臻為副總參謀長。
然而，到了11月，聶榮臻被任命為代理總參謀長，1951年11月12日，粟裕則被任命為第二副總參謀長，總參謀部在成立初期包括作戰部、情報部、氣象局等，随後逐漸調整充實，增設了新的部門如技術部、聯絡部、通信部、軍訓部、軍務部、人民武裝部等。
截至1952年，總參謀部的機構涵蓋了多個方面，如作戰、情報、技術、聯絡、通信、軍訓、軍務、人民武裝、軍事運輸、測繪、出版等。
1952年10月23日，黃克誠被任命為總參謀部副總參謀長兼總後勤部部長，然而，到了1954年10月，中央軍委總參謀部進一步更名為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部，成為中共中央軍委的主要軍事工作機關。
總參謀部的職責包括組織計劃軍隊的編制、裝備、訓練、兵役、動員、戰場準備、工程建設、作戰指揮、行政管理、後備力量建設等，并負責協同各部門、調整和解決軍事工作中的共同問題。
為了更好地上司軍隊的現代化和正規化建設，總參謀部進行了多次調整，增設了機要局、外事局、管理局等新的部門。
1954年10月31日，粟裕被任命為總參謀長，而11月9日，張宗遜、李克農、陳赓、王震、許世友、鄧華、彭紹輝、張愛萍、楊成武、韓先楚等10人被任命為副總參謀長。
鑒于大多數副總參謀長不能立即到職，粟裕與幾個副總參謀長進行了分工，以更有效地推動各項工作，其中，粟裕除了抓總體工作外，側重于抓作戰和涉及國防、軍隊建設的大事，李克農分管情報，張愛萍分管軍務動員和行政管理；陳赓分管作戰。
1958年7月，總參謀部對訓練總監部、通信兵部、防化學兵部進行了劃歸，并同時撤銷了總參謀部警備部。随後，于10月，黃克誠被任命為總參謀長。這一系列的人事任命和機構調整反映了當時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部在不同曆史時期的組織結構和上司層面上的演變。
總政治部
中共中央軍委總政治部在1950年4月進行了擴充，增設了組織部、宣傳部、保衛部、文化部、青年部等部門。
總政治部的上司是由羅榮桓擔任主任，譚政擔任副主任，然而，到了1954年9月，總政治部經過一次改名，成為中國人民解放軍總政治部，羅榮桓仍然是主任，但譚政、傅鐘、蕭華、甘泗淇成為副主任，而在1956年12月，總政治部主任一職由譚政接替羅榮桓。
總政治部的組織結構包括了組織部、幹部部、宣傳部、保衛部、文化部、青年部、敵工部等機構，并設有秘書長。
到了1957年4月1日，總幹部部被并入總幹部部，文化部并入本部宣傳部，青年部并入本部組織部，同時，劉志堅被任命為總政治部副主任。
更進一步的調整發生在1958年7月，總幹部部、軍事法院、軍事檢察院劃歸總政治部。
總後勤部
中央軍委總後勤部設立财務部、軍需部、軍械部、衛生部、運輸部、營房管理部、油料部等部門，總後勤部的上司由部長楊立三擔任。
在1950年，賀誠、宋裕和、張令彬成為總後勤部的副部長，到了1951年10月1日，總後勤部的軍械部隸屬于中央軍委炮兵建制，更名為中央軍委軍械部。
1952年10月23日，黃克誠接任總後勤部部長，随後，于1954年10月，中央軍委總後勤部再度更名為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後勤部，并在原有各二級部的基礎上增設了司令部。
1955年底，總後勤部的上司包括部長兼政治委員黃克誠，副部長洪學智、張令彬，以及副部長兼副政治委員邱會作。
總後勤部下轄司令部、軍需部、衛生部、汽車拖拉機管理部、油料部、營房管理部、軍需生産部、政治部、幹部部等機構，1957年5月10日，洪學智接任總後勤部部長，餘秋裡成為總後勤部政治委員。
總幹部部
1950年9月4日，為了實行全軍幹部的自上而下的統一管理，中央軍委決定設立總幹部管理部，由羅榮桓擔任部長，賴傳珠任第一副部長，徐立清任第二副部長。
1952年7月3日，總幹部管理部更名為總幹部部，下轄一般兵種幹部任免部、特種兵幹部任免部、組織統計部、軍銜獎勵部、撫恤保健部、辦公室。
1953年9月，撫恤保健部被撤銷，其工作任務分别移交給中央軍委總後勤部衛生部、中央軍委财務部、中央軍委總幹部部組織統計部。
至1954年12月，中央軍委總幹部部更名為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幹部部，羅榮桓任部長，宋任窮、賴傳珠任第一、第二副部長，徐立清和甘渭漢任副部長。
總幹部部成立後，各團以上機關設立了直接隸屬于本級中共黨委和軍政首長的幹部管理部門。為推進薪金制、軍銜制、勳章獎章制，總幹部部制定了一系列條令和規定，實作了中國人民解放軍幹部工作的一系列制度化。
1955年5月，增設預備幹部動員部，1956年12月，蕭華接替羅榮桓成為部長，宋任窮、賴傳珠、徐立清任副部長。
1957年4月，總政治部幹部部并入總幹部部，新設政治幹部任免部。
1958年10月1日，總幹部部正式解散，而在總政治部的組織下，成立了幹部部，負責全軍的幹部工作，這期間相繼成立的訓練總監部、武裝力量監察部、總财務部、總軍械部，先後并入三大部。
總結
中國人民解放軍總部機關的演變曆程是一個不斷探索和适應的過程，每一次調整都是為了更好地滿足軍隊建設和國防需要，體制變革應當以全面認識為基礎，以解決實際問題為目标，確定決策科學合理、靈活果斷。
在複雜多變的國際戰略環境中，軍隊要靈活應對，不斷提升戰備水準，這要求我們在未來的改革中，要更加注重體制的合理性、協同性，以期更好地适應當代軍隊建設和戰備任務的需要。
随着軍隊建設和國防需求的不斷發展，相信大陸軍隊的組織結構也将繼續迎來新的調整，以更好地适應時代的挑戰。
參考文獻：
1.從三總部到八總部，劉志青，黨史博覽，2016年12月1日
2.新中國軍事上司體制的建立與向蘇聯的學習，姜華峰，2015年5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