桐柏山地区是全国著名的革命老区之一，这里建立了南阳地区第一个中共党组织——月河党小组,随后,又建立红9军第25师第1大队,鄂豫边红军游击队,开辟桐柏山革命根据地,抗日根据地;三军会师,刘邓大军开辟桐柏解放区,成功实现中原突...
“妹妹找哥泪花流，不见哥哥心忧愁……”电影《小花》里悠扬的音乐响起，仿佛一下子把人拉回那战火纷飞的岁月。桐柏县，电影《小花》和电视剧《桐柏英雄》的故事发生地、解放战争时期三军会师地、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后援地，如今早已旧貌换新颜。记录“桐柏精神”的桐柏革命纪念馆静静伫立在翠屏山下，无言地讲述着那段战火中的燃情岁月。
桐柏武装起义与红二十五师第一大队的建立。为了组织好桐柏武装起义，南阳中心县委在省委巡视员贾布根的主持下，吸收派往桐柏县委工作的孙子栋参加，于1930年6月16日在南阳城内王德君家召开会议，根据桐柏县党组织的发展和对农民群众的发动，以及桐柏县敌人武装力量状况，就如何组织武装起义进行了具体研究。决定成立武装起义委员会，由负责军运的南阳中心县委委员刘福僧任总指挥，领导起义。起义成功后，成立红九军第二十五师。会后，刘福僧、孙子栋前往桐柏作武装起义的准备工作。
刘福僧到桐柏后，立即在喻家窑喻广谦家召开县委扩大会议，传达南阳中心县委《关于举行桐柏武装起义的决议》，宣布成立武装起义委员会，刘福僧任总指挥，县委书记张化先和孙子栋、喻广谦、桂仲锦、张建华、金声、雷车、王乐民等为委员。此后，武装起义委员会分析研究了各方面的情况，制定了起义的具体行动计划。起义准备分三步进行:第一步夺取枪支，占领县城;第二步里应外合，攻克金桥镇;第三步将起义队伍开赴桐柏西部鸿仪河一带山区进行整编，组建中国工农红军第九军第二十五师，以县城、金桥、吴城、月河的起义队伍为基础，分别组成第一、二大队和警卫营，与鄂北的武装斗争相呼应，建立革命根据地。
县城起义时间定于6月23日(农历五月二十七日)夜，以公安局打12点报时钟为号，统一行动。主攻目标是县保安大队部、公安局和县政府。特别强调要除掉罪大恶极的保安大队长桂荫庭。武装起义委员会成员的具体分工是;刘福僧和在公安局任警长的共产党员刘景林负责组织攻打公安局；县委书记张化先和孙子栋负责指挥攻打保安大队部，由保安大队一班长张西民等4人专门负责除掉桂荫庭；县城东关由任寨长的桂仲锦、叶维斋负责收缴炮楼枪支;并决定吴城党支部组织农民武装对县城起义增援。此外，还成立了以共产党员金荣贞(金孚光的姐姐)为组长的联络组，负责收集情报与起义队伍联系，但不参加公开行动，以备若情况有变留下继续进行隐蔽活动。
计划制定后，即加紧发动群众和进行起义前的各项准备工作。武装起义委员会多次召开党员积极分子会议，向贫苦农民深入宣传反剥削、反压迫的革命道理，讲解组织起义、创建革命根据地的重大意义。在发动群众时，还以民间小调编出打倒土豪劣绅的歌曲来教育群众。歌词是:种田人，多辛苦，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风来吹，雨来淋，一年忙到头，锅里无米煮。吃吃喝喝，摇摇摆摆，万恶大地主。世人皆温饱，全靠庄稼佬。庄稼佬，功非小，绅士他不劳。劣绅已割尽，土豪又来敲，贪官和污吏颈上架着刀。谁个不恨，谁个不恼，大家联合起来，将土豪劣绅来打倒!这些歌曲，从秘密会场唱到广大群众家里，贫苦群众很快被发动起来，随时准备参加起义。喻家窑枪支修造厂赶制枪100余支，成为起义队伍的主要武器装备。并由喻佩芬、段子玉绣制了以镰刀锤子为图案的革命红旗，准备起义时使用。
6月23日，起义按计划如期进行。天黑前，参加起义的150余人均到达预定位置隐蔽。夜12时，报时钟一响，参加起义的队员立即向各自的目标进攻。顿时，枪声大作，杀声四起。由于事先发动工作做得比较好，县城东关9个炮楼全部控制在共产党员和积极分子手中，很快将50多支枪全部收缴;西门、北门及西北炮楼也由马星灿、张东汉、李国珍等人占领；县公安局30多名警察有20多名参加了起义。在刘福僧、喻广谦、刘景林带领下，里应外合，顺利拿下公安局和县政府。不足的是敌县长和公安局长在混乱中潜逃;县保安大队长桂荫庭被枪声和喊杀声惊醒，大叫“不好”，带着护兵就往外跑。虽经起义队员几处对其截击，但终未击中而逃窜。
天未亮，战斗便已结束。起义队伍一举攻下县城，缴获长短枪123支。县城起义成功后，武装起义委员会和县委即组织人员到大街小巷进行宣讲:“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是穷人的队伍，不久就要给穷人分田分房”等，从而扩大了政治影响，给群众以极大的鼓舞。随后刘福僧、张化先、孙子栋带领起义队伍到预定集合地点——金台观汇合。武装起义委员会分析当时的情况，认为县城武装起义虽然取得胜利、但几个反动头子的跑，使敌人有可能很快组织反扑；同时，吴城、月河的农民武装尚未赶到，已有的力量太小，不能在县城久停。于是决定立即实施第二步计划，攻打金桥镇，接应金桥的起义。
24日上午，起义队伍进至距县城18华里的金桥镇西南的杨家祠堂宿营。在这里，武装起义委员会把起义队伍整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九军第二十五师第一大队，下设3个中队，计150余人。刘福僧任大队长，张化先任指导员，桂仲锦、张东汉、刘景林分任第一、二、三中队长。
起义队伍在即将攻打金桥镇时，天突降暴雨，准河水陡涨，宿营地虽与金桥镇隔河相望，但无法行动，加上县城起义惊动了敌人，反动势力加强了戒备;金桥起义人员虽已集中，但无县城起义队伍接应，未敢行动，第二步行动计划受阻。红军大队部遂决定就地休整，待河水降落后再行动。于是，部队在此地把地主的粮食分给穷人;刷写革命标语;召开群众大会，对群众进行革命教育;在起义队伍中，教唱《农工们联合起来》歌:“青的山，绿的水，灿烂山河。美的衣，鲜的食，玲珑楼阁。谁的功，谁的力，劳动的结果。全世界农工们联合起来啊!”以鼓舞部队的士气。但在此时，阴险狡诈的县保安大队长桂荫庭已纠集一、四、五区保安队及地主武装600余人返回县城，一边逮捕红军家属，抄红军指战员的家，颁发布告限起义人员三日内回县；一边于27日带领反动武装向红军驻地杨家祠堂扑来。杨家祠堂西与南面山，东与北临淮河，而红军指挥人员布防有误，在宿营地附近的山头上没有设置岗哨。当敌人前来偷袭时，部队抢占山头为时已晚。桂仲锦带队冲到半山腰，被数倍于己之敌压了下来，当场牺牲20余人。在寡不敌众的情况下，大队部决定兵分三路突围:一路由雷车、马星灿带领向西突围。这一路冲出去21人。他们昼伏夜行，赶到枣阳县北部与张慕骞等领导的农民游击队汇合，投入开辟鄂北革命根据地的武装斗争。一路由张化先、孙子栋带领40余人向东北抢渡准河。在突围中，数同志中弹牺牲，所余30余人突围到信阳县四里店遭当地地主武装的袭击，激战后分散隐蔽。不久，张化先、孙子栋等与中共京汉特委取得联系，张被分配到西平任县委书记，后张在赴信阳火车站执行任务时，被桐柏县吴城民团队长宁愚之发现告密而被捕。在被敌人杀害之前，张化先怀着对革命的无限希望和对敌人的仇恨，写了《告全国人民书》，号召全国人民起来推翻罪恶的旧社会。另一路50余人，由刘福僧、刘景林带领向东南方向突围。次日，在出山店附近与地方民团彭茂林部遭遇，大部被冲散。刘福僧、刘景林、周青山等北渡淮河，到泌阳县与党组织取得联系。后刘景林等被安排到国民党新编第十二师进行兵运工作，刘福僧转回南阳向中心县委汇报。
红二十五师第一大队在杨家祠堂遭敌偷袭，计有35人在战斗中牺牲，叶维斋、桂仲锦受伤被俘。在敌人的枪口下，叶维斋从容不迫，视死如归，高呼“共产党万岁!”献出了年轻的生命。桂仲锦当场被其兄桂荫庭亲手杀害。桂荫庭返回县城后，立即成立所谓“惩办赤匪家属委员会”，借口赔偿枪支损失，向红军家属进行百般敲诈。他们强行卖掉红军家属的田产住房，甚至红军战士的妻室。据不完全统计被卖掉的有桂仲锦、喻明山、段景亭等家的耕地100余亩；叶维斋、许春祥、陈顺兴、章天林家房屋20余间。还将张西民、聂金亭等同志的家属逮捕关押，进行人身推残，并残忍地卖掉邓春和、叶佩祥、张西民的妻子。红军战土何家民牺牲后，妻子和妹妹被逼自缢身亡，刚满5个月的孩子被活活饿死。一场震撼南阳大地的武装起义最后遭到了失败。
桐柏武装起义虽然失败了，但它毕竟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南阳人民以武装斗争形式推翻反动政权的一次实践。它显示了人民群众组织起来的强大力量，使山区人民坚定了只有在共产党领导下继续革命才能取得最后胜利的信念。在起义后成立的中国工农红车第九军二十五师第一大队，是在南阳大地上诞生的第一支红军队伍，虽然存在的时间不长，但他吹响了南阳红色风暴的号角。
走进桐柏革命纪念馆，仿佛步入一条革命历史的时空隧道。白果树下，农协会员商讨发动万人桐柏暴动;太白顶上，鄂豫边工委决定开展桐柏山游击战;三军会师，歼灭敌人过万，毛泽东致电祝贺;中原突围，牵制敌军30万人，南北两路成功西进……一个个历史片段、一位位英雄人物，令人肃然起敬。早在五四运动前夕，桐柏地区就爆发过反帝反封建的农民运动。从大革命时期到新中国成立，党所领导的桐柏人民革命武装斗争始终如火如荼。从1925年到1947年，在桐柏县境内先后建立过6个省级、5个地级、12个县级党政军领导机构;红三军、红二十五军、红二十八军等部队都曾在这里转战、驻防;刘少奇、李先念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也都曾在这里工作和战斗过。桐柏人民曾先后为工农红军和八路军、新四军及后来的人民解放军输送兵员万余人，建立20余支地方革命武装，锻炼成长了金孚光、张星江等一大批英雄人物。
青山埋忠骨，岭岭皆丰碑。据不完全统计，为了解放和保卫桐柏这块革命根据地，1.2万余名党员干部、战士和革命群众壮烈牺牲。
早在大革命期间，豫西南和鄂北地区就分别创建了共产党组织，播下了革命火种。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在这个地区领导了多次武装起义。1930年10月，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平汉铁路以西的鄂北和豫西南地区合并，以襄（阳）枣（阳）宜（城）苏区为中心，划为鄂豫边特别区，组成中共鄂豫边区特委、鄂豫边区革命委员会，领导鄂北13个县、豫西南8个县的党组织和鄂北苏区部分县、区政权。1932年6月，边区第四次反“围剿”失败，鄂北苏区失陷，鄂豫边临时省委转移到南阳。1933年6月，临时省委和南阳中心县委遭破坏后，由张星江等成立中共鄂豫边区临时工委，直接领导豫西南各县地下党组织开展革命斗争。1934年春夏，边区工委根据中共六届五中全会精神和上海中央局指示，开始创建游击队准备。红二十五军长征进入桐柏山区时，张星江主动联系，引导红军转战进入陕南，组织动员群众为红军筹集粮草、安置伤病员等，还承担了红二十五军进入陕南后与鄂豫皖根据地的联络任务。
1935年8月，代表河南省参加全国“二苏”代表大会的原河南省委委员、确山县委书记王国华与从江西返回的鄂豫边工委书记张星江经过商谈，决定将豫南、豫西南党组织合并，成立中共鄂豫边区省委，由张星江任书记，领导豫西南和豫南的唐河、桐柏、泌阳、确山、信阳等20个县的党组织，组建红军游击队，以桐柏山区为中心开展游击战争。鄂豫边省委的建立在中共河南省委和各地党组织被破坏后，再次在中原大地点燃了革命烈火。9月，原河南省军委书记周骏鸣出狱后回到确山，与王国华接上关系后被派到信阳吴家尖山一带开展工作，迅速打开了工作局面。
1936年1月4日，鄂豫边省委在吴家尖山成立了游击队，周骏鸣任队长，张星江兼任指导员，全队共有7人，两只半短枪，由此揭开了桐柏山游击战争的序幕。游击队成立后，采取秘密行动、隐蔽发展的形式，昼伏夜出，流动作战，先后取得了桐柏县平氏镇庙会夺枪等战斗胜利，在战斗中壮大了队伍，扩大了游击区。1937年7月，鄂豫边省委在泌阳县碾盘沟召开会议，根据中央指示，决定在鄂豫边区公开打出抗日旗帜。10月，鄂豫边省委将游击队改编为豫南人民抗日军独立团，在桐柏、泌阳、确山、信阳交界地区建立了游击区。11月29日，发动竹沟暴动，占领竹沟，为实现豫南地区国共谈判与抗战局面，为以后抗日根据地的创建和竹沟成为中原抗日的战略支撑点奠定了基础。
1937年5月，为全面了解新形势，直接得到中共中央的指示，中共鄂豫边区省委组织部长周骏鸣奉命到达延安。党中央对豫南红军游击队和豫南桐柏山红色游击根据地十分重视。朱德总司令亲自接见了周骏鸣，听取了关于鄂豫边区党和军队坚持斗争情况的汇报。针对西安事变后，第二次国共合作初步形成，但在南方各地区，国共两党地方性谈判因国民党坚持“北和南剿”的内战政策而不能进行及豫南的客观形势。朱德总司令指示周骏鸣：“你们猛烈地扩大，扩大到消灭不了你们，他们就会同你们谈判。争取早日与国民党政府结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争取合法存在。”之后，周骏鸣又详细向中央书记处和受中央委托正在筹备组建中共河南省委的朱理治作了汇报。为促进豫南地区的国共合作，保存、扩大红军游击队和根据地，迎接全国抗战高潮，根据毛泽东主席1937年5月3日关于《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的论述和朱德总司令的指示，中共河南省委对鄂豫边区工作作了明确指示：鄂豫边区党和红军武装要猛烈地扩大队伍和巩固、发展根据地。中共中央派原红四军方面六军团政治部组织部长胡龙奎为中央代表随周骏鸣赴鄂豫边区，加强党组织和军队的领导，帮助打通与鄂豫皖红二十八军的联系，改变豫南红军孤军作战的局面。
1937年7月中旬，周骏鸣、胡龙奎回到豫南，中共鄂豫边省委在泌阳县碾盘沟召开省委会议，听取周骏鸣、胡龙奎传达中央领导和中央关于鄂豫边区工作的指示，并进行了认真讨论。
大家一致认为，中央的指示符合鄂豫边区实际，只有发展壮大自己的力量才能促进鄂豫边区抗日统一战线的形成。要实现这一任务，就必须在斗争方式上根据中央新的政策加以改变。一是要从争取、瓦解当地土匪的斗争中，宣传抗日主张、扩大抗日队伍；二是要与当地政府和开明绅士建立统战关系，争取合法、独立自主的存在；三是在斗争中保持高度的警惕性和原则性，既要灵活又要独立自主。会议作出如下决议：（一）调整省委领导机构。会议决定仝中玉任省委书记，胡龙奎任组织部长，邓一非任宣传部长（8月，增补刘子厚任统战部长），王国华、周骏鸣分别任游击队指导员、队长，负责游击队的具体工作，发展壮大红军武装。（二）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公开打出抗日旗帜，大力扩大武装，全面开展对豪绅地主和国民党地方武装的统战工作。地方党组织要广泛组织农民自卫队，加强抗日宣传，动员青少年参军。对那些有罪恶的豪绅地主、资本家，只要愿意抗日一律既往不咎，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三）努力打通与鄂豫皖红军的联系，相互支援，并肩作战，开创边区斗争新局面。
碾盘沟会议是鄂豫边区在新形势下一个历史转折性的会议，使中央鄂豫边省委和红军游击队统一了思想、明确了斗争方向，为桐柏山地区党和抗日武装的发展、实现党中央在新的历史时期内提出的方针路线政策、开创这一地区抗战新局面奠定了组织思想基础。
会议以后，鄂豫边区省委和红军游击队迅速展开工作。红军游击队采取积极主动的措施，深入山区各乡镇，宣传抗日政策，广泛发动农民群众，同时做好开明绅士的工作。
中共鄂豫边省委认真贯彻执行党中央的指示，为实现新的战略转变而努力奋斗，使鄂豫边区抗战工作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特别是确山、泌阳、桐柏、信阳四县边界游击队基本活动区，各级党组织得到了恢复和发展。确山县的石滚河以及泌阳东部山区的农民自卫队等群众组织普遍建立。游击队由59人扩大到100多人，根据地不仅得以恢复，而且进一步扩大，基本上扭转了前一时期的被动局面，尤其是广泛宣传发动和统战工作的正确开展，广大农民群众的爱国觉悟不断提高，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已在社会各阶层发生重大影响，为以后抗战工作的全面发展打下了广泛的群众基础。
二、抗日武装力量不断壮大
第二次国共合作是在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阶级斗争下降到次要地位的新形势下实现的，客观上为中国共产党武装力量的发展壮大提供了有利条件。但是，豫南地区由于长期的阶级对立，顽固势力仍十分强大，要实现中共中央提出的“猛烈扩大”还面临着很多困难。
首先，鄂豫边红军游击队虽然发展到100多人，但与国民党地方军事力量相比仍然是弱小的。国民党地方武装不但不与其合作，而且公开向红军游击队进攻，破坏中共地方党组织和群众组织。
其次，一部分根据地群众对抗战爆发后的形势尚不完全了解，对国民党顽固势力仍有恐惧心理。因此，红军游击队在根据地内扩军，虽然兵源不缺，但吃饭、穿衣、弹药、经费等不好解决。
再次，桐柏山区有大大小小土匪队伍100多个，成分十分复杂，多则上千人，少则几十人，对红军游击队的发展和抗战新局面的开创也是一个很大的威胁。
针对这种情况，鄂豫边省委和游击队领导人决定采取“以斗争求发展”的方针，对顽固势力实行“先利而后兵”的政策，继续实行土地革命时期“打坏货”的办法，广泛发动群众、组织群众，与顽固势力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在斗争中扩大抗日武装力量。同时，要求各地党组织配合红军游击队做好土匪队伍的分化瓦解工作，宣传党的政策，争取他们弃暗投明，加入抗日行列，并要尽早打通与鄂豫皖边区红二十八军的联系，争取红二十八军在军事上支援。
1937年8月下旬，红二十八军派第一营300多人由营长杨克志、政委曹玉福率领，越过平汉线直抵桐柏山区。8月23日，于桐柏县东北老虎爬村和红军游击队胜利会师。两军会师后，为帮助红军游击队摆脱困境，红二十八军第一营决定首先帮助鄂豫边红军游击队拔掉豫南最大的反动围寨——蔡冲。这次战斗的胜利，不仅使鄂豫边红军游击队得到物资和弹药上的补充，摆脱了供应方面的困难，而且对当地顽固势力是一次极大震动。
在鄂豫皖边区国共双方达成停火协议、统一战线基本形成后，红二十八军为了进一步帮助鄂豫边红军游击队发展壮大，于1937年9月上旬派军直特务营和手枪团二分队约500人，由军部秘书胡继亭和副团长林维先率领，第二次来支援鄂豫边区。9月中旬，胡继亭等率部在邢集的尖山和鄂豫边游击队会合。胡继亭向周骏鸣传达了上级有关国共合作和部队集中整编的指示。
红二十八军两次派部队支援鄂豫边区，对于鄂豫边红军游击队的发展和边区抗战新局面的开创起了关键性的作用。两支部队相互配合，在根据地内显示了红军的力量，震慑了顽固势力，鼓舞了人民群众。更重要的是，几个顽固据点的拔除，使豫南的信阳、确山、桐柏、泌阳百余里的中心区基本连成一片，扭转了过去被分割的被动局面，为豫南抗日武装力量的扩大和群众抗日救亡运动深入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从此，鄂豫边红军游击队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三、建立豫南人民抗日军独立团
1937年10月中旬，中共鄂豫边省委和红军游击队负责人在泌阳县的王店召开会议，分析了当时的形势和面临的任务。会议根据党中央8月1日《关于南方各游击区域工作的指示》，联系鄂豫边区的实际，作出如下决定：（一）将红军游击队改编为“豫南人民抗日军独立团”，公开打出旗帜，开展武装抗日的发动工作。边区省委将机关设在邓庄铺、焦竹园，以便加强对各地党和群众的联系与工作的指导。（二）加强与扩大宣传工作，从政治上压倒顽固派的欺骗宣传，揭露与打击其假抗日、真反共的阴谋。做好爱国人士和地方政府、实力派的统战工作，争取更多的人参加抗日，解决部队的吃穿及物资供应问题。（三）用极大的力量放手发动群众，扩大农民的自卫队，号召青壮年参军，大力扩大抗日武装。（四）利用宣传抗日主张，争取与瓦解土匪队伍，使其成为抗日武装力量。对顽固到底的惯匪坚决予以镇压，稳定社会秩序，保障人民利益，扩大红军影响力。
豫南人民抗日军独立团成立后，针对抗战爆发以来扩充的队伍多来自农民、青年学生和部分争取过来的“杆众”政治觉悟较低、军事素质较差等情况，决定对部队进行整训。通过整训，指战员的政治水平和政策观念得到进一步提高，增强了部队的组织纪律性。
1937年10月下旬，曾与红军游击队有联系的土匪队伍朱六、安克祥、段永祥部，驻扎在高邑一带，经王国华、侯太俊联系，原在该部做匪运工作的刘世跃从该部选出80多人参加抗日独立团，被编为第六连。到10月底。部队已扩大到600余人，全团辖6个连和1个通讯排、1个手枪队、1个少先队、1个宣传队。随着一批地方优秀青年党员充实部队，独守团在一、二、四、五连分别建立了党支部，加强了对连队政治思想工作的指导。同时，通过工作，一些地方实力派、民团也同中共鄂豫边省委建立了统战关系，整个鄂豫边区的抗日斗争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四、豫南人民抗日军独立团改编为新四军八团队
1937年9月22日，中共中央通过与国民党政府谈判，决定将坚持在豫、鄂、皖、湘、赣、浙、闽、粤八省边界活动的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国民党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任命叶挺为军长、项英为副军长、张云逸为参谋长、周子昆为副参谋长、袁国平为政治部主任、邓子恢为副主任。
1937年12月，中共代表团由南京转抵武汉，在汉口江岸区长春街67号设立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经周恩来和叶剑英同国民党政府交涉，将原鄂豫皖边区的红二十八军和豫南人民抗日军独立团合编为新四军第四支队，豫南人民抗日军独立团编为第四支队第八团队。
但是，对于新的形势发展，中共鄂豫边省委和豫南抗日军独立团由于消息闭塞，开始不了解这一情况。1937年12月初，边区省委派张明河到武汉找八路军办事处汇报工作，顺便先找到鄂豫边区省委组织部长胡龙奎（胡原是红四军方面六军团政治部组织部长，红二十八军一营攻打蔡冲后，他带一个中队随红二十八军部队赴鄂豫皖），催其回鄂豫边区。
张明河及同行人员谭建林于1937年12月中旬到达七里坪，见到红二十八军军长高敬亭和鄂豫边省委组织部长胡龙奎，汇报了边区省委的意见：让胡龙奎带领部队回鄂豫边区，并讲到要去武汉向中共中央副主席周恩来汇报请示工作。此时，高敬亭军长已经接到通知，要前往武汉中共中央长江局研究部队改编问题。张明河随同高敬亭一起到武汉。在武汉，张明河代表鄂豫边区参加了南方八个地区的游击根据地负责人汇报会，向周恩来及王明、博古、叶剑英等领导人汇报了鄂豫边区武装发展和同国民党谈判的情况。周恩来对独立团在同国民党谈判中，坚持独立自主、不上当受骗的原则性和高度的革命警惕性给予赞扬，当众宣布：中央已决定，大江南北的游击队统一整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江北的两部分红军改编为新四军第四支队，由高敬亭任支队司令员；豫南抗日军独立团改编为第四支队第八团队，周骏鸣任团队长。
1938年1月11日，张明河与长江局派往八团队的朱茂绪、贺德斌、祝学忠等10多名红军团营干部携带配发的电台、款项和其他军用器材回到豫南，向鄂豫边省委和独立团传达了周恩来副主席和叶挺军长的命令，将豫南人民抗日军独立团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第四支队第八团队。与此同时，根据上级指示，中共鄂豫边省委改为中共鄂豫边区特委，隶属中共河南省委领导。
1938年1月13日，鄂豫边区特委和部队进驻竹沟镇之后，在竹沟举行了隆重集会，正式宣布将豫南人民抗日军独立团改编为新四军第四支队第八团队。周骏鸣任团长、胡龙奎任政委、朱茂绪任参谋长、王斌吾任政治部主任。部队编为两个营和团直手枪连、通讯排。改编后的八团队一切行动直接归中共中央长江局参谋处指挥。不久，根据上级党委指示，鄂豫边特委更名为中共豫南特委。
八团队的改编和特委党组织领导力量的加强使鄂豫边区革命斗争形势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新局面。特别是有了电台，方便了与上级的联络，随时可以得到中共中央和长江局、河南省委的指示，并沟通了与兄弟单位的信息，各项工作得以更好开展。一批红军干部充实到八团队，使部队建设走向了全面发展阶段。地方党组织和群众抗日团体也迅速发展壮大，整个边区呈现一派朝气蓬勃的新景象。
1947年12月13日，刘邓大军第十纵队和随军南下的千余名地方干部进入桐柏区，宣布建立中共桐柏区党委、行署和军分区，以及中共桐柏区一、二、三地委、专署和军分区。桐柏解放区是当时中原地区的前线战场之一，1948年4月后更成为中原的主要战场之一。面对国民党军队的“扫荡”、破坏和地方反动势力的骚挠，桐柏区军民在无后方、无依托、多面受敌的情况下，与兄弟部队密切配合，先后进行1200余次的战斗和战役，歼敌4万余人，胜利地完成了“变汉水为我解放区内河”、建立渡江作战前进基地的战略任务。桐柏解放区的发展进程，可以划分为3个阶段：1947年12月至1948年3月，为初创阶段。桐柏军区部队采取神速分兵、全面展开的方针，首战桐柏县城，连克枣阳、泌阳、唐河、新野，特别是1948年1月邓县战役的胜利，我军军威大振，群情振奋，区内主要城镇为我军所控制。1948年3月至1948年11月，为反复争夺阶段。国民党在已建立了第五绥靖区的基础上，于1948年1月下旬和2月初增设第十三和第十五绥靖区，构成信阳、南阳和襄阳三足鼎立之势，与我对抗。我军坚持“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的原则，实行军事打击和政治瓦解相结合，坚决粉碎敌人的反扑。4月至7月，我军相继发起宛西战役、宛东战役和襄樊战役，歼敌5.4万余人。淮海战役前夕，国民党军主力东调，桐柏境内之敌惶惶不可终日，驻守南阳之敌王凌云部弃城南逃，各地反动残余武装随之四处逃窜。11月4日，我军占领南阳。至此，桐柏区与豫西、陕南、江汉区联成一片。1948年11月至1949年3月，为巩固和发展阶段。桐柏区军民大力肃清土匪，粉碎了国民党第七军和南逃的王凌云部对桐柏南部地区进行的最后一次“扫荡”，稳定了社会秩序，安定了民心民生。同时，各级民主政府采取有效措施，支援农业生产的发展，恢复和发展民族工商业，开办文化教育事业，使解放区的建设事业取得了重大胜利。桐柏解放区的历史，是伟大的人民解放战争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全省乃至全国党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妹妹找哥泪花流，不见哥哥心忧愁……”电影《小花》悠扬的音乐响起，一下子把人拉回那战火纷飞的岁月。
河南省南阳市桐柏县,这个《桐柏英雄》故事发生地、解放战争时期三军会师地、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后援地，而今变得怎样？
初夏的大别山余脉，天蓝水碧，草木葱郁。行走其间，随处可感“桐柏红”的魅力：红色记忆、红色旅游、红色产业，在这片“红土地”上绽放光彩。
百余处革命机关旧址
“小花”开遍桐柏山
一条蜿蜒的小路，曲折穿入百年古栗园。路边，板栗树遒劲生长，绿叶如盖。上百棵树根连根、叶接叶，如一双双手紧紧相握，共同抗敌。走在路上，偶见一匹战马低头啃草。当地人介绍，古栗园是电视剧《桐柏英雄》的取景地，这匹马还“参加”过演出。
很难想象，近70年前，眼前这片平静的树林，埋伏着层层杀机，是一片硝烟弥漫的战场。
1947年，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蒋介石急调33个整编旅围剿。为粉碎敌人围困，缓解大别山主力的压力，同年冬，我刘邓大军第十纵队越过平汉铁路，挺进桐柏山区，打响解放桐柏的战斗。长篇小说《桐柏英雄》就是对这段红色历史的写照。
漫漫征程中，桐柏作为老区，留下许多革命历史的印痕：这里曾建立过3个中央级、6个省级党政军领导机构；建立过20余支地方革命武装；先后有包括省委书记在内的一万多名革命志士牺牲于此；桐柏人民为中国工农红军、八路军、新四军和人民解放军输送兵源万余人。刘少奇、李先念、王震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这里战斗、生活过，留下中共中央中原局、豫鄂边省委、七七工作团等革命机关旧址百余处。
桐柏县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韩霞介绍，上个世纪80年代，根据小说《桐柏英雄》改编的电影《小花》红遍大江南北。2012年，桐柏县联合中央电视台拍摄30集电视剧《桐柏英雄》。此后，又组织创作《巍巍桐柏》《桐柏英雄淮源春》《红苏区绿淮源》等10余部文学作品，弘扬英雄精神。
在桐柏，随处可见一簇簇状如红星的“红军花”。电视剧中，赵小花、何翠姑、韩梅霜三个“小花”和赵永生的故事，留住一段难忘的红色记忆。
红苏区、绿淮源
“中原氧吧”传四海
城南，一处英雄广场，矗立着“桐柏英雄纪念碑”。这里是八路军三五九旅南下支队、新四军五师和八路军河南军区部队三军会师纪念地。电视剧大结局中，4位主演穿越时空，身着新式军服，饰演“桐柏英雄”后人，在此祭奠先烈。
依托红色资源优势，桐柏积极开展爱国主义、革命传统、红色廉政文化教育。红色旅游风生水起。
离英雄广场不远，半山腰坐落一座古院——叶家大院。它曾是中共中央中原局、中原军区、中原行署的办公地。如今，院内开设桐柏革命纪念馆、桐柏红色廉政文化展馆，成为豫西南著名的红色旅游景点。
走进“桐柏革命纪念馆”，仿佛走入一条革命历史的时空隧道。白果树下，农协会员商讨万人桐柏暴动；太白顶上，鄂豫边工委决定开展桐柏山游击战。三军会师，歼灭敌人过万，毛泽东亲自致电祝贺；中原突围，牵制敌人30万，南北两路成功西进……一个个历史片段、一位位英雄人物，令人肃然起敬。
如今，桐柏革命纪念馆被评为“全国百家红色旅游经典景区”、“全国百优预防职务犯罪教育基地”和“省级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自2006年开馆后，接待游客270余万人次。
“红苏区、绿淮源。在主推红色旅游的同时，桐柏县借助绿色生态优势，打造‘红绿相映’的旅游格局。”桐柏县县长贾松啸说。
盘绕在群山，绿在身边走，水在脚下流。在生态立县的理念下，桐柏大力植树造林，“中原氧吧”美名远扬。每立方厘米空气中负氧离子含量1万个左右。单新鲜空气，就是一笔宝贵财富。
通过政府引导、社会参与，以自然山水为依托，以生态观光、康体养生及休闲度假为支撑，桐柏不断扩大“英雄桐柏、淮河之源、盘古之乡、佛道圣地”旅游品牌的影响力。桐柏山淮源风景区先后被命名为“国家级风景名胜区”“淮河源国家森林公园”，被网民评为“中国旅游最佳去处”之一。目前，桐柏已打造7条生态文化游精品线路。来自武汉、郑州、合肥等周边省市的游客四季如潮。去年，桐柏累计接待游客304万人次，旅游综合收入15亿元。
红茶红桃红叶美
“桐柏红”带富老区
在桐柏，“红”是主色调，也是致富主题。与“红”有关的，有“桐柏红”红茶、桐柏红杜鹃、桐柏“朱砂红桃”等。由此派生的“红色产业”，正带动老区群众脱贫致富。
桐柏种茶历史悠久，宋时为全国十三大茶场之一。而今，闻名八方的“桐柏红”红茶已成为河南红茶的代表，曾荣获红茶“四大名枞”等称号，并在香港国际茶展上获得红茶组冠军和“最佳香气奖”。
在吴城镇王湾村，见到茶农程春生时，他正在一片绿油油的茶园忙活。“成立合作社后，3500亩无公害茶叶生产基地发展了起来，社员年人均纯收入近两万元。” 目前，全县茶园面积8.4万亩，年产值3.3亿元。
一到春天，桐柏山漫山遍野怒放的红杜鹃，是老区另一个奇观。以杜鹃种植为重点的花卉苗木业，现成为老区农民脱贫致富的新产业。
桐柏盛产朱砂红桃。它的个头大、颜色鲜，色如朱砂，味道甘甜，营养丰富，是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目前，朱砂红桃全部实现有机种植，面积3万余亩，年产鲜桃30余万吨。桐柏被确定为全国桃产业标准化生产技术体系示范县。
春赏映山红，秋观红叶美，夏品朱砂红桃，冬啜桐柏红茶。“在感受桐柏厚重红色文化底蕴的同时，游客可以充分体验一个宜旅、宜居、宜商的‘中原茶乡、中国碱都、生态强县、旅游名县’。”桐柏县县委书记莫中厚说。
刚从桐柏山区归来，沿途行经邓州、新野、唐河、方城等地，并在主峰所在地桐柏县专程考察了一天一夜，期间瞻仰了中共中央中原局旧址、桐柏英雄纪念碑、淮源所在地太白顶等。这片土地上曾经进行过如火如荼的革命斗争，融入了可歌可泣的牺牲精神。这里深深吸引着我，还有另一个原因——它是电影《小花》的故事发生地。
这部电影取材于作家前涉1972年出版的长篇小说《桐柏英雄》，这部文学作品当年曾经产生过巨大反响。小时候，我看过很多遍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1975年出版的《桐柏英雄》连环画，无论是从画摊租来的，还是从小伙伴那里借来的，每次我都聚精会神地翻看，其中的赵永生、赵小花、何翠姑、耿大奎等人物，在我小小的心灵里扎下了根，成为我的人生榜样，影响绵延至今。由于小县城相对闭塞，迟至上了中学，我才有机会看到1979年北京电影制片厂出品的电影《小花》，赵家三兄妹的英雄形象更加鲜活起来。
其实影片中提到“桐柏”二字的次数并不多，仅有关键几处提及“大别山区”“唐河城”等桐柏山附近的地名，甚至这部电影也不是在桐柏山区拍摄的。但作为一个自幼生活在中原大地上的人，我依然禁不住为影片在波澜壮阔的革命历史背景下展现的桐柏儿女的情与义、悲与欢而深深动情，尤其被倔强生长、摇曳生姿的“小花”深深折服。
影片伊始，正值解放战争由战略防御转为战略反攻的关键时期，刘邓大军渡过黄河，挺进中原，主人公赵永生所在部队开辟了桐柏新区，由此牵连出一部颠沛流离的人物命运和淬火重生的英雄传奇。影片没有采取以往大陆战争题材电影的宏大叙事模式，转而细致描摹此前较少关注的人性、人情之美，其中有兄妹情、战友情、同乡情等，还有淡淡的爱情。这些内容对今天的电影作品来说司空见惯，但在当时却是一种创新，带给观众莫大的惊喜、新奇和强烈的情感共鸣。
不仅影片的情节令人唏嘘，戏里戏外、台前幕后，影片的创作过程中还有很多细节令人称道。一是故事主线的改变得益于摄制组甚至电影界的齐心合力。据当时的媒体报道，在国产战争片的固有模式之外尝试更新颖的角度这个建议，是摄影师云文耀向导演张铮提出的，张铮很认可，便以“战争与人的命运关系”为影片拍摄方案的核心，报请上级审批。虽然最初厂领导有些担忧，但得到了老导演谢铁骊和时任文化部副部长陈荒煤的大力支持，方案终获批准。陈荒煤等还提议增加了女游击队长何翠姑肩扛担架，跪行台阶上山等富有人情味的段落，为影片增添了神来之笔。二是演员们表现出可贵的敬业精神。比如扮演何翠姑的刘晓庆为了演好跪行上山那场戏，在住处和拍摄现场一遍遍地排练，后来那场戏令无数观众动情落泪。当时还在上海外国语学院读书的陈冲，克服了重重阻力，才有了银幕上的这一个“小花”。为了更契合角色气质，赵永生的扮演者唐国强连续多日辛苦锻炼减重，终于创造了英姿风发的解放军英雄形象。三是影片运用了新颖的电影语言，表现出可贵的艺术追求。比如“意识流”镜头、时空转换方式和新现实主义手法等的采用，都令人耳目一新。起初，厂里只给了摄制组黑白胶片，后来云文耀想办法凑了一些不同国家、不同画幅的彩色胶片，有些还是过期的。最终这些“超常储备”为影片彩色黑白交替、以色彩转换时空并折射人物心理的做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值得一提的是，影片完成后，内部试映反响不错，但大家对片名莫衷一是。张铮登门请教电影理论家、影评家钟惦棐，钟老提议片名改为《小花》，寓意“报晓中国电影春天的一朵‘小花’”。
抗战英烈黄春庭的女儿黄延安今年80岁，她与“小花”经历高度相似，类似电影《小花》人物原型。
悠悠桐柏山，不仅滋养着湖北、河南上千万人口，更在战争年代镌刻下一段段英雄故事流传至今。
著名小说《桐柏英雄》描写的就是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桐柏山脉一带的革命战争故事。1979年，北京电影制片厂将小说改编成电影《小花》，由陈冲、刘晓庆、唐国强主演。影片以小花找哥哥赵永生、红军司令员董向坤夫妇找寄养在农民家的女儿董红果的故事为主线，片中两首歌曲《妹妹找哥泪花流》《绒花》传唱至今。
40年过去了，电影《小花》中的“小花”人物原型是谁？身在何处？近日，楚天都市报记者在广水寻访到抗战英烈黄春庭的女儿黄延安，今年80岁，她与“小花”经历高度相近，可以说是当年小说创作的类似原型。
不满周岁被寄养在农家：记事起从没见过父亲
世上有朵美丽的花
那是青春吐芳华
铮铮硬骨绽花开
漓漓鲜血染红它
黄延安住在小儿媳家，这里是桐柏山南麓、大别山西端的湖北省广水市吴店镇楼子湾村。而过去的70多年里，她一直生活在远离城镇不通车的深山里。
革命的鲜血染红了山河。黄延安指着正对大门桌台上放大的照片淡淡地说：“这是我的生母吴敏，这是生父黄春庭。我记事起从来没见过他。”
黑白照片上，黄春庭着军装，圆脸与黄延安有些相似。他的生命永远定格在1942年，那一年黄延安3岁。
电影《小花》中，红军司令员董向坤夫妇因为革命暴动失败被迫转移，把女儿董红果（陈冲饰）送到赵永生家中收养，取名赵小花。
现实中，黄延安的父亲黄春庭（原名黄菊祥）1930年参加革命。1939年1月，李先念率新四军独立游击大队从河南确山县竹沟镇南下，开创武汉外围敌后抗日根据地，第一站以应北浆溪店为落脚点，建立了以浆溪店为中心的四望山抗日根据地。
当年11月“四望山会议”决定组建新的豫鄂边区党委和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纵队下辖5个团队和3个总队，黄春庭任二团队政治委员。在赴任途中，黄春庭把不满周岁的女儿黄延安寄放在信阳四望山胡岗村陈家老湾的农民陈益兴家。为掩人耳目，养父母给黄延安取名叫陈家珍。
谁承想，父女俩一别就是永远。1941年“皖南事变”后，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整编为新四军第五师，随营军事学校改为抗日军政大学第十分校，师长李先念兼任校长，黄春庭任政治委员。1942年，黄春庭率部追击国民党军时中弹牺牲，年仅38岁。
一生只见生母两次面：她说会经常来看我们
万语千言挂心头
妹愿随哥脚印走
赢得天下春常在
迎来家乡山河秀
黄延安从衣柜棉被底层掏出一个手提小包，小包里是她收集的有关生父生母的十来份历史资料。
纸张已泛黄，埋在黄延安心里对母亲的回忆却仍然清晰。“我一生只见了她两次面。”黄延安仿佛又回到了孩童时代。
1948年的一天，9岁的黄延安家中来了一个穿军装的解放军女战士，身背匣子枪，还带着个小女孩。女战士在她家住了三天，一直和养父母谈论一些关于打日本人、突围等战争故事。
3天后，女战士准备离开，临走前问黄延安：“小姑娘，想不想跟我一起走？你看，有小妹妹陪着你，好么？”
正在黄延安不知所措时，养母说：“你看见没有，她身上背有枪，有枪就会打仗，你要是不怕被打死就跟她走。”黄延安吓得躲在养母怀里，不敢跟女战士走。
黄延安15岁那年，养母不幸病逝，她和养父相依为命。两年后，黄延安经表姐介绍，嫁到2公里之外的广水市吴店塘畈村6组，和当地一个名叫蔡运章的小伙子结为夫妻，此后育有三儿一女。
平静的日子在1967年被打破。时隔19年，黄延安再次见到了当年那个女战士和小女孩。通过女战士的讲述，黄延安才明白自己的身世：她就是自己的生母吴敏，亲生父亲黄春庭已经牺牲25年了，见过两次面的亲妹妹叫黄白山，比她小3岁，她有个同父异母的哥哥叫黄屏。自己不叫陈家珍，真名叫黄延安。
这次母亲来，陪黄延安住了9天，临走母女抱头痛哭，母亲说会经常来看望她。没想到这一别成了永别——母亲回家后，因为种种原因，再也没来找她。而黄延安也改回了自己的原名。
兄妹仨首次相聚已白头：
从来不恨父母丢下我
妹妹找哥泪花流
不见哥哥心忧愁
望穿双眼盼亲人
花开花落几春秋
在绵延的桐柏山里，黄延安时常望着巍巍大山，想起母亲口中说的哥哥黄屏和妹妹黄白山。
她不知道的是，黄屏在父亲去世的第二年也参了军，曾经跟随部队转战至鄂豫边的四望山一带，当时离黄延安特别近。
新中国成立后，黄屏被安排在信阳地区木材公司工作，曾多次到随县、洛阳一带打听寻找妹妹黄延安的下落，后来又通过地方组织查找，都是无果而终。
为了寻找哥哥黄屏，黄延安也多次上桐柏、下宣化店。文革时，有亲友在信阳办事，发现了批斗黄屏的大字报，回家后便告诉黄延安。黄延安于是到信阳寻找，兄妹得以匆匆一聚，只是后来又失去了联系。
黄延安没有对外人讲起自己的身世，一直过着贫困的生活，和丈夫默默无闻地耕作为生。直到2010年5月，随州市人大原副主任、市老促会会长吴治炎，广水市老促会会长李以超等人通过多种渠道寻访黄春庭烈士后人，并获悉黄延安的下落，于是找来。通过他们，当时71岁的黄延安再次和哥哥黄屏、妹妹黄白山取得了联系，黄白山其实就生活在300多公里外的荆州。
黄延安和丈夫坐长途客车第一次到了荆州，与黄屏和黄白山见面。当远远看到曾在梦里出现无数回的妹妹时，黄延安泪如雨下，跨越漫长岁月，兄妹三人第一次聚首时已是白发苍苍。
这一次，黄延安在荆州待了8天，得到了母亲的一些资料，包括现在放在客厅的那张照片。
几十年光阴易逝，但电影《小花》始终没有离开观众的视线，表现出穿越时空、历久弥新的魅力、活力和生命力。它的音乐也传唱不衰，脍炙人口。影片主题曲《妹妹找哥泪花流》和插曲《绒花》，历经多次翻版和重新演绎，时常萦绕在我们耳畔。两首歌曲的曲作者王酩为了创作出无愧于时代的精品，不辞辛劳，跟随剧组一同体验生活；词作者凯传、刘国富、田农等也深入各地采风。我们可以通过《妹妹找哥泪花流》感受到兼容南方婉约与西部豪放、糅合传统诗词与民间歌谣神韵的美；通过《绒花》欣赏淮河流域山歌的音调和浓郁民族风。再加上两首歌的演唱者李谷一以“气声”唱法表达了丰富细腻的情感，歌声清澈忧伤又甜美，这两首歌征服了亿万中国人。《妹妹找哥泪花流》对应了影片中两个妹妹、一个哥哥的亲情寻找模式，表达了历经苦难仍不屈抗争的精神，如泣如诉，刚柔相济。《绒花》的意象取自桐柏山区随处可见、美丽优雅的“夜合欢”，这首歌在翠姑跪抬担架上山时响起，歌颂了这位可敬可亲可爱的姑娘柔弱的身躯蕴藏的坚强意志，她崇高的理想和坚定的信念散发出耀眼光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