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讲述莫雷洛斯乡民的经历——想要在熟悉的地方稳定地生活的愿望，如何驱使他们走上了武装斗争的道路；他们怎样采取行动；占了上风的时候，他们表现得怎么样，失势的时候他们又做了什么；他们如何重返平静的生活，然后又有什么样的遭遇。萨帕塔是故事的主角，这并不是因为他渴望得到人们的关注，而是因为莫雷洛斯的村民把他视为他们的领袖，始终依靠他的指引，还因为全国各地的村民也把他看作捍卫他们权益的斗士。以他为代表，乡下人在墨西哥革命中占据了一席之地。我认为，即使他们的革命经验并不能代表所有人，但仍然是至为重要的。
萨帕塔站立肖像
这个国家的历史在阿内内圭尔科展开，如同一道伤口。
——加斯东·加西亚·坎图
这本书讲的是一群乡下人的故事。他们不愿意离开家乡，于是进行了一场革命。他们不想指望变幻无常的命运。就算发生天大的事，不管外面来的宣传家怎么说，无论别处的草场有多肥美，他们也非要留在自己的村庄和小镇里不可。那是他们的家乡，莫雷洛斯，墨西哥中南部一个小小的州，他们在那里长大，几百年来，从他们的祖先开始，人们的生老病死都在那里。
本世纪即将到来的时候，另一群人——生活在城市里的有权有势的实业家——为了自己的利益，想把村民赶走。于是，实业家和村民之间爆发了激烈的冲突。在莫雷洛斯之外，其他州的类似地区也出现了这种冲突，虽然不太引人注目，但是一样严酷激烈。墨西哥各地的实业家都发现，如果不从根本上改变这个国家，他们就不可能维持以前的盈利水平，也无法让政府继续运转下去。但是哪里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哪里就会有村民起来反抗，因为在他们世代生活的地方，他们已经挣不到钱了。
1910年，经过了三十四年的政局稳定时期，在总统接班人的问题上，高层政治家的所作所为激起了人们的反抗。整个墨西哥的乡民中，差不多只有莫雷洛斯人真正参加了这场反抗运动。几个月后，运动的领袖就获得了国家政权。但是在无视地方传统这一点上，这批新领袖和被他们取代的那些人没什么两样。各地的企业并没有受到约束，还在继续推进它们的发展计划。莫雷洛斯乡民的处境变得非常危险，他们不知所措，于是再次发动了起义。然后是九年的战斗，普通农人和农场劳工都拿起了武器，变成了游击队员和恐怖分子；他们挺过了各方的围攻，面对政府的镇压始终坚持进行破坏活动和非暴力抵抗。他们的几位领袖中，带头的就是埃米利亚诺·萨帕塔。
部分因为这些人的反抗，但主要是因为其他地区也爆发了更加轰轰烈烈的运动，20世纪10年代，墨西哥进行了一系列彻底的变革。1920年，萨帕塔死了，莫雷洛斯的革命派也获得了政府的承认，变成了一个合法团体。在潜移默化中，他们促使政府采取了有利于乡下穷人的政策。时至今日，墨西哥政府仍然将保障农户的利益视为自己的使命。
这本书接下来的部分是一个故事，而不是一份分析报告。我想讲述莫雷洛斯乡民的经历——想要在熟悉的地方稳定地生活的愿望，如何驱使他们走上了武装斗争的道路；他们怎样采取行动；占了上风的时候，他们表现得怎么样，失势的时候他们又做了什么；他们如何重返平静的生活，然后又有什么样的遭遇。萨帕塔是故事的主角，这并不是因为他渴望得到人们的关注，而是因为莫雷洛斯的村民把他视为他们的领袖，始终依靠他的指引，还因为全国各地的村民也把他看作捍卫他们权益的斗士。以他为代表，乡下人在墨西哥革命中占据了一席之地。我认为，即使他们的革命经验并不能代表所有人，但仍然是至为重要的。
……
民选领袖
老人要开始讲话了。等在乡村教堂后的拱廊下的一群农人安静了下来，侧耳倾听。他们知道，这次集会非常重要。为了让所有人都能参加，村里的长者特意把集会时间定在了今天—星期天—晚上。而为了避免被庄园工头发现，他们是在私下里散布集会消息的，并没有用教堂的那口钟广而告之。
村里几乎所有成了家的男人都来了。大多数单身汉也在。一些七八十岁的老人也来了；这些人彼此熟识，之间有着血亲、姻亲、挚友或者仇敌的关系。在这个9月的傍晚，人们在暮色中聚在一起，仔细地听那个满面皱纹的老人说话。他们知道，何塞·梅里诺是个绝对不能忽视的人物。他和他们中的许多人沾亲，在方圆几里之内颇受敬重，在1909年的这个夏末，他是村里的首席长老，也是村议会的主席。看得出来，他太累了，没有力气说多余的话，只能直奔主题。他说话的时候人们听着，安静而专心。
他说他已经七十多岁了，太老了，也太累了；其他长老也是一样，太老了，太累了。去年的时候，他说道，村子的工作就已经让他们感到不堪重负了。他们再也没有力气走进田野、站上法庭，维护村子的地权与用水权了。做他们这份工作需要在村子和州首府库埃纳瓦卡之间奔波，甚至还要远行到墨西哥城，需要请律师、对付库奥特拉的jefe político（行政长官）、与农场主管和工头斗智斗勇—这些任务对上了年纪的人来说太重了。
而自从三个月前，库埃纳瓦卡通过了对税收和所有权进行改革的新不动产法之后，这份工作就更难做了。多年来，这些长老尽其所能，为村子贡献力量，而到了现在，他们能做的最大贡献就是让位给新人。时代变得太快了，除了老年人的智慧，村子还需要一些新的东西。阿内内圭尔科人得选出新人—更年轻的人—来维护他们的利益。就这样吧，他说。然后他让人们提名新的议会主席，也就是他自己的接班人。
议会的四位老人开始记名，为投票做准备。他们不需要向人们提出任何意见或警告；他们在场，就足以保证，选举将会是自由、严肃、受人认可的。700年来，阿内内圭尔科就是靠着这样的人的精神力量存续了下来，而直到现在，这仍然是支撑着这个村子的最强大的力量。四位长老中的一位，卡门·金特罗，早在这次与会的一些年轻人出生之前，就已经开始从政了。25年间，他既积极投身当地政治，又保持了自己的无党派立场。
另一位，欧亨尼奥·佩雷斯，1887年就开始扛着上了膛的步枪保卫村子的土地了。而其他两位，梅里诺和安德烈斯·蒙特斯，十多年来一直是村子最忠诚坚定的领导者。阿内内圭尔科大约有400人，他们差不多都与这四位长老沾亲带故，四位中总有一位是他们的叔父、舅父、叔公、舅公、堂表兄弟、兄弟、父亲或者祖父。在这些庄重威严、公正无私的老人面前，没人敢操纵选举，也没人敢在落败之后愤然离场。在阿内内圭尔科，村子的事务至高无上，人们绝不容许它受到恶势力或者哪个人臭脾气的干扰。
提名出来了。首先获得提名的是莫德斯托·冈萨雷斯。然后巴尔托洛·帕拉尔推荐了埃米利亚诺·萨帕塔，萨帕塔接着也提名了帕拉尔。人们随后进行了投票：萨帕塔轻松获胜。
这个结果并不令人惊讶。虽然萨帕塔非常年轻，一个月前刚满30岁，但是投票者很了解他，也了解他的家人；他们知道，萨帕塔就是他们需要的青年领袖，再也没有比他对村子更负责的人了。萨帕塔和地方当局之间曾经有矛盾，第一次冲突发生在他父母死后一两年，当时他才17岁。他不得不离开莫雷洛斯几个月，跑到他们家朋友在普埃夫拉州南部的牧场避风头。不过，没人因为这件事反对他——在乡下，和警察发生冲突简直是每个年轻人都必然会经历的成年礼。
而最近三年，他还当上了一群热心于村庄防务的年轻人的首领，负责组织抗议活动、在会见行政长官的代表团中扮演一个小角色、鼓舞村民的士气。近来他还帮一位反对派州长候选人组织了当地的竞选活动；尽管他们的党遭受了重大的挫折—选民受到恐吓，投票作废，领袖被抓进了尤卡坦州的劳改营—他还是继续和整个州的反对派政治家进行会面，与他们建立联系。新的不动产法颁布之后，他与议会确立了常规合作关系。
用乡下的标准来看，村民们知道，他不是一个穷小子。萨帕塔一家住的不是棚屋，而是用土砖和石头造成的结实房子。他和他的哥哥欧费米奥从来没有在庄园里做过计日工，而且，他们的父母去世后，两个人都继承了一小块土地和一些牲畜。欧费米奥变卖了他的那一份，去贝拉克鲁斯州做起了生意，没人知道他到底在做什么，挨户兜售、沿街叫卖，还是在市场摆摊。
而埃米利亚诺还留在阿内内圭尔科一带。他耕种自己的土地，又向当地的庄园租种了几亩。农闲的时候他会赶起一队骡子，穿过村庄，沿着库奥特拉河一路向南。他也小打小闹地倒卖马匹。因为手里土地不多，萨帕塔一家许多年前就开始买卖牲畜，所以埃米利亚诺很小的时候就熟悉了这门生意。他也深知骑马是一件多么威风的事，于是他把赚到的钱都花在了这上面：买马，给喜欢的马披上华丽的鞍；他自己也要打扮起来，配上顶好的靴子和马刺，英姿勃勃地骑在爱马闪亮的背上。
迭戈·里维拉壁画中的萨帕塔
懂马的名声也给他带来了回报。从莫雷洛斯州中东部到普埃夫拉州西部，甚至墨西哥城，庄园主都说他是这一地区最好的驯马师，抢着请他为他们工作。然而无论他们多么欣赏他，他始终不为所动，而人们也总能在他身上发现一种痛苦的疏离感。阿内内圭尔科人记得他小时候的一件事：在他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当地的庄园强占了村里的果园，他亲眼看到自己的父亲精神崩溃、失声痛哭；那时他曾向父亲承诺，他会把土地夺回来。这个故事——如果它是真的——发生的时候，他才九岁，在他家的十个孩子中排行第九（这十个孩子里只有四个活到了成年）。
即使故事是杜撰的，它体现出来的那种决心也始终在他的双眼中燃烧；虽然他非常坚强，也没人敢欺负他，但是有的时候，他仍然会情绪激动，几乎落泪。他是个沉默的人，酒喝得比村里大多数男人都要少，而一旦喝起酒来，他就会变得更加沉默。有一次，他为莫雷洛斯的一位甘蔗种植园主工作了几个星期，打理后者建在墨西哥城的豪华马场。这是一个结交权贵、发家致富的好机会：他大可以中饱私囊，建起自己的马场，甚至还能搞到一座小牧场。但是溜须拍马、甜言蜜语、耍小聪明、玩小花招、搞地下交易之类的行为确实让他觉得恶心。
他内心不安，意志消沉，于是很快就回到了阿内内圭尔科，愤愤不平地发牢骚说首都的马棚比全莫雷洛斯的劳工住的房子都好得多。即使他在过节的时候会好好打扮一番，骑上披着银鞍的马绕村子小跑，或者去附近的阿亚拉城闲逛，当地人也绝不会怀疑他还是不是他们中的一员。虽然他骑好马，穿华服，阿内内圭尔科人也从来不叫他堂埃米利亚诺。
那个称呼会把他从满是狭道、蝇虫、粪肥和淤泥的当地现实生活中剥离出来，把人们对他发自内心的尊敬变成一种含含糊糊的恭敬态度，就像对待乡绅那样。他是他们中的一员，在阿内内圭尔科，他们这样觉得，也这样对待他，并且从未因此感到不自在。米利亚诺，他们这样叫他，而在他死后，他们叫他pobrecito（小可怜儿）。他就是他们的邻居，是他们有能力领导整个家族的堂弟，是他们心爱的侄子，他就像一段风干了的木头，粗糙而真实。
这就是被村民选为议会主席的人。然而他们选他，同时也是一场赌博——赌他会一直是他们认识的样子。让他们确信他掌权之后不会改变、不会滥用他们的信任，甚至让他们根本不会想到这个问题的是他的家族声誉。萨帕塔家族在阿内内圭尔科非常重要。在19世纪第二个10年的独立战争期间，萨帕塔就开始以反抗者之名出现在当地的新闻中了。埃米利亚诺的父亲加夫列尔（一个安静、招人喜欢、工作认真的男人，说话微微结巴）和母亲克莱奥法斯在所有的历史记录里都毫不出众，但是他们将家族历史上的那些世所罕见的鲜明特质——毫不功利的纯粹勇气、顽强而持久不变的正直——传给了他们的儿子。
萨帕塔家族和萨拉萨尔家族（埃米利亚诺母亲的家人）骨子里深植着墨西哥历史的精髓。独立战争的时候，西班牙军队包围了库奥特拉起义军。一连几个星期，附近村子里的许多男孩潜越火线，来来回回，偷偷为起义军送去了龙舌兰、盐、烈酒和火药。其中一个来自阿内内圭尔科的男孩叫何塞·萨拉萨尔，他就是埃米利亚诺的外祖父。而埃米利亚诺父亲的两个兄弟，克里斯蒂诺和何塞，也参加了19世纪60年代的改革战争和反抗法国干涉的战争。多年后，埃米利亚诺仍记得他们曾经给他讲的抗击反动分子和殖民者的故事。
此外，还有一位何塞·萨帕塔，他的功绩让萨帕塔家族在村子里享有崇高的声望。1866—1867年，法墨战争期间，年轻的共和党将军波菲里奥·迪亚斯在墨西哥中南部召集了大批人马，准备加入对法国人的最后一战。他需要在每个社区安排一个可靠的代理人，发动并领导地方力量。在阿亚拉城周围的乡村，他的代理人就是这位何塞·萨帕塔。萨帕塔已经老了，但是他对这片土地和这里的人了如指掌，无论走到哪里，他都深受众人的尊敬。他的家在阿内内圭尔科，当战争在1867年结束，共和国政府得以恢复，那里的人和阿亚拉人自然而然地指望他来领导他们，重建和平有序的生活。
在60年代末70年代初的动荡岁月，他是阿内内圭尔科的首席长老，同时也被推选出来在阿亚拉市镇政府中任职。那些年里，何塞·萨帕塔始终对迪亚斯—后者已经变成了一个野心勃勃但却没什么头脑的糊里糊涂的反对派政客—忠心耿耿。他在阿内内圭尔科组织了一个波菲里奥派地下俱乐部，与他的老长官秘密联系，商讨如何保护村民的土地不受甘蔗种植园——他将它们称为“恶疾”——侵犯。阿内内圭尔科人非常尊敬何塞·萨帕塔：1876年，当他的同伴将他去世的消息报告给迪亚斯时，他们说的是：“我们尊敬的、爱之如父的领袖去世了。”那之后许多年，他们继续沿着他指明的政治道路前进，即使在迪亚斯掌了权并且背叛了他早年的诺言之后，他们仍然相信，迪亚斯最终会记起承诺，向他们伸出援手，保护他们的土地。
1892年，在一场竞争激烈的总统选举中，包括欧费米奥·萨帕塔、奥克塔维亚诺·古铁雷斯和特奥多罗·普拉森西亚在内的年轻一代阿内内圭尔科人仍然认为，作为公民，他们有义务加入波菲里奥派俱乐部，为这位老领袖投票—在老何塞的影响下，这里的村民把他们全部的信念都倾注到了迪亚斯身上。何塞·萨帕塔死去三年之后，埃米利亚诺出生了，他们二人之间究竟有什么关系仍然不得而知，不过老何塞可能是埃米利亚诺祖父的兄弟，也就是他的叔公。无论如何，他在村子历史上的声望都让萨帕塔一家备受尊敬。
萨帕塔将军及其幕僚（美国国会图书馆）
最后，就在这场会议上，人们也感受到了亲缘关系的力量：埃米利亚诺也是现任主席何塞·梅里诺的外甥。村民们知道接下来几年会遇到很多麻烦。他们只能在萨帕塔身上赌一把，希望他能带领他们渡过难关。
其他职位也开始提名了。年轻人陆续当选—近五年来，这些人就是新一代村民的非正式领导者。弗朗西斯科·佛朗哥——埃米利亚诺的密友——被选为秘书；爱德维格斯·桑切斯和拉斐尔·梅里诺——后者是何塞·梅里诺的儿子——被任命为会计员；何塞·罗夫莱斯成了村子的发言人，没有什么具体职责。这场会议非常简短，全部程序就是开会，选举，权力交接。这也没什么不寻常的，因为在艰难时刻，年迈的“士师”就该遵照惯例，让位给年轻的“勇士”。而在1909年9月12日，那个星期天的晚上，阿内内圭尔科面对的未来似乎尤为艰难。
萨帕塔简短地说了几句话。他说他接受人们交托给他的一切艰难使命，但是他希望所有人都能支持他。“我们会支持你的，”30年后弗朗西斯科·佛朗哥仍然记得，当时人群中有一个声音对萨帕塔高喊，“我们只想要个有种的人来保护我们。”
*文章节选自《萨帕塔与墨西哥大革命》（[美]小约翰·沃马克 著 三联书店2023-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