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录我的2024#
在当今的美国，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在努力适应和顺应大公司的需求。无论是普通的民众，还是基层机构、公共组织、法律体系，甚至国际政策，都在很大程度上受到这些巨头公司的影响。尽管在一定程度上，我们还存在一些选择，例如某些公司因管理不善、经营丑闻或法律问题而被消费者淘汰，但这些选择往往无法触及问题的根本。
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是否能够对那些公司背后的投资者和控股集团追究责任？我们是否可以要求对生产资料进行公有化？我们是否能够要求公司在法律诉讼资源上与个人实现平等？这些问题往往无人愿意正视。
实际上，这些公司很少承认他们在向社会、政府或公众提出要求时，实际上是在行使一种原始的权利形式。自20世纪50年代以后，受到苏联阵营的压力影响，西方公司不再公开发表关于资本主义优势的观点。相反，他们采用各种方式进行呼吁，包括以提供就业机会为前提，塑造自己的议程，说服相关方面进行改革和妥协，以实现他们所谓的公共利益和社会民主。
因此，现代社会中学校的主要目标逐渐从传统的知识传授和人格培养转向为学生未来的就业做好准备。教育体系的核心任务如今变成了帮助学生获得实用技能，以便他们在竞争激烈的就业市场中脱颖而出。这种转变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社会价值观的变化，以及对经济利益的追求。
与此同时，税收制度也发生了相似的变化。过去，税收政策主要旨在实现社会公平和财富再分配，以减少贫富差距。然而，如今西方税收政策的核心目标却变成了最大化就业机会的创造，以确保公司的生存和利润。这一变化意味着，税收政策现在更注重激励企业发展和创新，以促进经济增长，而非解决社会不公问题。
在土地规划方面，过去，政府和社会普遍关注如何提高生活质量、保障民众基本安全。然而，如今土地规划标准却必须为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而让步。这意味着，城市和乡村的土地利用政策越来越倾向于支持企业发展和工业扩张，即使这意味着牺牲生态环境和居民生活质量。
然而，这种以就业为核心的发展模式存在一定的弊端。随着一个国家经济的现代化和私有化程度加深，对公司的依赖程度也越来越高。这反而导致国内就业机会越来越少，所有的公司都更加积极地将工作转移到成本更低的地方。这种现象加剧了工人之间对有限剩余工作岗位的竞争，以及对其他国家的仇恨。
在这种背景下，为了降低成本、提高利润，公司往往选择将生产线转移到其他国家，尤其是那些劳动力成本低、环保法规宽松的地方。这种做法不仅导致原产地工人失业，还使得他们不得不接受非人的工资。除了直接削减工资以外，公司将工作转移到国外的策略还加剧了工人之间对有限剩余工作岗位的竞争。
此外，这种竞争心态也容易导致工人对其他国家的敌意。在激烈的竞争中，工人可能会将失业和经济困境归咎于外来移民、贸易伙伴等国家因素。这种仇恨情绪在一定程度上被政治家和媒体利用，进而加剧国际紧张局势。
综上所述，在公司个人主义的世界中，公司与政府之间紧密的亲密关系导致经济和法律框架逐渐服务于大公司的需求。尽管社会仍然存在一些选择，但公司的权力和影响力使得主要决策超出了普通个人的讨论范围。这种情况使得个人的决策能力受到限制，而大公司则能够通过利用其权力和资源来主导经济和政治格局。因此，实现公平和平等的社会需要对公司和个人间的关系进行重新评估和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