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錄我的2024#
在當今的美國，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在努力适應和順應大公司的需求。無論是普通的群眾，還是基層機構、公共組織、法律體系，甚至國際政策，都在很大程度上受到這些巨頭公司的影響。盡管在一定程度上，我們還存在一些選擇，例如某些公司因管理不善、經營醜聞或法律問題而被消費者淘汰，但這些選擇往往無法觸及問題的根本。
問題的關鍵在于，我們是否能夠對那些公司背後的投資者和控股集團追究責任？我們是否可以要求對生産資料進行公有化？我們是否能夠要求公司在法律訴訟資源上與個人實作平等？這些問題往往無人願意正視。
實際上，這些公司很少承認他們在向社會、政府或公衆提出要求時，實際上是在行使一種原始的權利形式。自20世紀50年代以後，受到蘇聯陣營的壓力影響，西方公司不再公開發表關于資本主義優勢的觀點。相反，他們采用各種方式進行呼籲，包括以提供就業機會為前提，塑造自己的議程，說服相關方面進行改革和妥協，以實作他們所謂的公共利益和社會民主。
是以，現代社會中學校的主要目标逐漸從傳統的知識傳授和人格培養轉向為學生未來的就業做好準備。教育體系的核心任務如今變成了幫助學生獲得實用技能，以便他們在競争激烈的就業市場中脫穎而出。這種轉變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社會價值觀的變化，以及對經濟利益的追求。
與此同時，稅收制度也發生了相似的變化。過去，稅收政策主要旨在實作社會公平和财富再配置設定，以減少貧富差距。然而，如今西方稅收政策的核心目标卻變成了最大化就業機會的創造，以確定公司的生存和利潤。這一變化意味着，稅收政策現在更注重激勵企業發展和創新，以促進經濟增長，而非解決社會不公問題。
在土地規劃方面，過去，政府和社會普遍關注如何提高生活品質、保障群眾基本安全。然而，如今土地規劃标準卻必須為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而讓步。這意味着，城市和鄉村的土地利用政策越來越傾向于支援企業發展和工業擴張，即使這意味着犧牲生态環境和居民生活品質。
然而，這種以就業為核心的發展模式存在一定的弊端。随着一個國家經濟的現代化和私有化程度加深，對公司的依賴程度也越來越高。這反而導緻國内就業機會越來越少，所有的公司都更加積極地将工作轉移到成本更低的地方。這種現象加劇了勞工之間對有限剩餘工作崗位的競争，以及對其他國家的仇恨。
在這種背景下，為了降低成本、提高利潤，公司往往選擇将生産線轉移到其他國家，尤其是那些勞動力成本低、環保法規寬松的地方。這種做法不僅導緻原産地勞工失業，還使得他們不得不接受非人的工資。除了直接削減工資以外，公司将工作轉移到國外的政策還加劇了勞工之間對有限剩餘工作崗位的競争。
此外，這種競争心态也容易導緻勞工對其他國家的敵意。在激烈的競争中，勞工可能會将失業和經濟困境歸咎于外來移民、貿易夥伴等國家因素。這種仇恨情緒在一定程度上被政治家和媒體利用，進而加劇國際緊張局勢。
綜上所述，在公司個人主義的世界中，公司與政府之間緊密的親密關系導緻經濟和法律架構逐漸服務于大公司的需求。盡管社會仍然存在一些選擇，但公司的權力和影響力使得主要決策超出了普通個人的讨論範圍。這種情況使得個人的決策能力受到限制，而大公司則能夠通過利用其權力和資源來主導經濟和政治格局。是以，實作公平和平等的社會需要對公司和個人間的關系進行重新評估和調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