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上海提篮桥监狱突然发布一则通告：说是公安部门正在征集一起1931年抢劫案的侦查线索。
案发地是曹家渡码头，三个年轻人拉着黄包车，用迷魂药蒙晕乘客，抢走了一个白铜盒子……此案凡是能够提供线索者，或是知情人士，均可以向监狱举报。一旦线索经调查属实的话，将被视为重大立功表现，获得减刑或者提前释放的机会。
上海提篮桥监狱的关押犯人，多数是旧社会盗窃、抢劫罪人员，对于上海滩情况尤为熟悉。
听说了此事，大家不免私下嘀咕：1931年兵荒马乱的，上海街头盗窃、抢劫的案件屡屡发生，甚至连巡警都管不过来，现在过去快20年了，谁还会记得这样的小案子？！这也太难了吧？
一名叫冯安宝的犯人却站了出来，主动对看守狱警说：“我有重要线索！我要举报！”
谁也没想到，冯安宝这一开口，竟然真的就一举破获了20年前震惊中共内部的120两黄金失窃案。
时间回到1931年，顾顺章突然被捕叛变，随即引领一大帮国民党伪警杀回上海，开始疯狂破坏潜伏上海的地下交通站及联络点……
这伙狂徒见人就抓，企图逃跑者立即开枪，毫不留情，弄得人心惶惶，最后导致整个上海中共地下组织分崩离析，完全处于瘫痪状态。
幸亏潜伏南京的钱壮飞截获密电，提前通知上海临时党中央赶快撤离，才避免了灭顶之灾。然而由于时间紧迫，仍有部分同志撤退不及时，或是没有通知到位，不幸被捕入狱。
自此上海地下党组织遭遇困境，许多身份暴露的同志需要马上转移，那些被捕的同志需要马上营救……无奈活动经费严重紧缺，于是发电报向江西瑞金请求援助。
这时，江西苏区部队刚打下了几个小县城，并缴获了一批军需物资。毛主席接到上海方面的求援电报，就叫林伯渠马上去办。
林伯渠跑去库房清点物资，发现收缴上来一批土豪劣绅的金银首饰，心里顿时有了主意。
几天后，部队战士们东拼西凑，勉强又凑了一些金银制品，然后找来几个老工匠，把所有金银首饰进行熔铸提炼，成功得到了12根黄金块，共计120两，准备立即送去上海。
瑞金与上海之间，路途遥远，运送黄金需要避开国民党岗哨的检查，否则稍一不慎，所有黄金都会落入他们手中，连人也要被抓进去。
林伯渠召集大家开会，讨论送黄金的具体方案，决定采取地下交通员秘密运送的方式。
一个星期后，计划方案出来了！从瑞金到上海之间分成七站，即瑞金、南华、福州、温州、金华、杭州、松江。每站设一个交通员，负责秘密执行接送黄金任务。
当然为了保险起见，事前将120两黄金全部装进一个白铜盒子，用锡焊封口，外面上锁了。而七名交通员接到任务前，都会先收到寄来的“快”字残片、锁具、钥匙以及接头暗语。
1号交通员出发后，到约定站点与2号交通员对上暗语，确认身份，双方交接仪式正式开始。
2号交通员必须用钥匙打开盒子外面的锁，再次确认同志身份，并把手里的“快”字残片交给1号交通员。
1号交通员接过残片，重新给白铜盒子换上新锁，然后让2号交通员带走盒子。回去后，1号交通员把“快”字残片交给组织，表示自己任务已完成。
以此类推，直到所有七名交通员运送黄金任务完成，120两黄金当然也就送到了上海。
这套方案可谓是天衣无缝，然而百密总有一疏，最后还是出事情了。
两个月以后，上海方面再次发来电报询问：“中共特别经费”是否已经派人送来，怎么还没到上海呢？
林伯渠接到消息，知道大事不妙，赶紧派人去查，最后发现“快”字少了最后一撇，7号交通员连人带盒都彻底不见了！
上海方面获知消息，立即责令中央特科快速寻找7号交通员的下落，调查黄金失窃案的真相。
当时上海处于白色恐怖时期，此事也不敢太张扬，侦查员办起案来处处受制，诸多不顺，结果查了三个月也没有找到任何线索。
不久，随着上海临时党中央转移江西苏区，这起案件也就此打住，成为了一桩中共历史悬案。
1949年底，新中国公安部下达了一份调查中共陈年旧案的文件，要求全国各地方局立即执行。
上海华东局因此成立了6个侦查小组，将所有旧案文件资料分派给他们去调查。
恰巧，3组组长蒋文增接到了“中共特别经费案”，看着手里两页薄薄的文件资料，他不由皱起了眉头，这该怎么查呀？！
回到办公室，蒋文增召集3名队员开会讨论，大家一致决定先去北京碰碰运气，希望能找到更多案件线索，最好是能当面问问林伯渠，让当事人说说当年黄金失窃案的情况。
二十年后，林伯渠已是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工作事务繁忙，一般人根本见不着。
不过，当听到蒋文增他们正在调查失窃案件，林伯渠立即抽出了三十分钟时间接见，临走时还吩咐中央档案室必须全力配合调查。
有了林伯渠的大力支持，侦查组顺利从档案室调出来许多往年绝密文件进行查阅，先后搞清楚了前6个交通员的籍贯、年龄、职业等资料，但仍没有找到7号交通员的信息。
侦查组决定先去找6号交通员，让他回忆一下当年接头经过，看下有没有破案线索。
6号交通员名叫刘志纯，奉命完成黄金运送任务后，组织上就没有再给他安排任务。后来因为个人种种原因，他也脱党成了一名普通群众。新中国成立后，刘志纯主动找到党组织坦白身份，告知了当年自己是地下交通员的情况。
侦察组辗转打听到了刘志纯的现在住址，于是主动上门询问了。
刘志纯回忆，当年他是“茂福竹行”的伙计。接到上级指令，就即刻动身启程，并顺利与5号交通员接头成功了。
随后，他带着白铜盒子坐火车赶到了松江，住进了火车站前的“汉源客栈”。
第2天，他一直在客栈等待7号交通员前来。那人却迟迟未出现，他呆在房间里实在无聊，于是下楼跟账房先生闲聊。
下午4点，门外面走进来一个三十多岁的男人，身上穿着黑色棉袄，头上戴着黑色礼帽，进门就找账房打听从杭州过来的“竹行先生”。
刘志纯连忙主动上前相认。两人简单寒暄几句，一起上楼走进了房间，对了暗语，按照规定交接工作，一切都很正常，并没有发现不对劲，于是让男人带走了白铜盒子。
蒋文增听了，就让刘志纯描述一下该男子的面部轮廓，或者脸部特别的印记，比如黑痣、断眉之类的特征？
刘志纯却表示，整个交接过程也就十来分钟，因为都是地下工作者，两人也不熟悉，彼此也没交谈几句话，就互道保重分开了。
如今过去快20年了，实在记不得相貌，依稀只记得大致个头和体形，如果看到照片或者他本人的话，或许还能够回想起来。
蒋文增有些失望，但案情总算有了眉目，随后带领队员们赶赴松江公安局，打听“汉源客栈”的目前状况。
不料却发现，这家客栈早在1937年就关门大吉了，线索就此也中断。大家非常不甘心，在松江公安局的协助下，还是找到了当年“汉源客栈”的老板和帐房。
可惜客栈人来人往，老板和账房也不记得二十年前的一个普通旅客，只告诉现在还保存着登记账本，让侦查组带回去慢慢找。
侦查组经过几夜努力奋战，却没有找到有价值的线索，继续侦查松江其它旅社，依旧没有任何收获。
春节临近了，侦查组决定先回上海暂时休整，同时向领导汇报工作，告知案件目前进展。
这天，队员胥德深上街去买年货，想带点松江特产回上海。走在路上，偶遇多年未见的山东老乡杜复明，两人都特别激动。
杜复明现在已是松江军分区司令部参谋，自然要尽地主之谊，邀请胥德深去吃饭叙旧。
听说胥德深还有三位同事在松江办事，杜复明直接找上门，一并热情邀请去参加。大家盛情难却，也就一起过去了。
席间，大伙边吃边聊，都夸奖桌上山东菜做得特别地道好吃……杜复明兴致颇高，索性把厨师长老柏叫来，一起入席作陪。
闲聊中，蒋文增不知不觉间又聊起了目前调查的“悬案”，说几乎把松江所有旅社都查过了，仍然没有线索。
厨师长老柏听了，突然插话说，当年自己经常被保安团司令部的一间招待所请去掌勺，不知道侦查组过去查了没有？！
蒋文增顿时来了兴趣，赶紧让老柏师傅说下详细情况。
老柏继续说，这间招待所属于保安团内部管理，很少对外开放，床位也有限，通常只接待那些前来松江出差的保安团军官，如果是普通人，需要熟人担保才能入住……
第二天，侦查员前去招待所打听，虽然早关停了，但是他们在库房找到了当年的入住资料。
这一次，侦查员直接查找1931年的登记信息，发现非军人的住宿人员名单中，除了一对年轻夫妇之外，只有一名叫梁壁纯的男人。
梁壁纯的登记身份是“祥德源国药号”的店员，入住担保人是保安团一营长郭洪顺。而郭洪顺的族叔正是祥德园的老板郭北昌。
侦察组如获至宝，认为梁壁纯极有可能，就是他们一直苦苦寻找的离奇失踪的7号交通员！
大家坐火车返回上海，马上找卫生局查询，却发现“祥德源药店”早在1941年就已注销了。
几天后，他们还是打听到了个老板郭北昌的住址，同时也找到了1931年药店全体员工中秋节的集体合影。
侦查员拿着照片，跑去找刘志纯辨认，终于确定梁壁纯便是与他接头的7号交通员。
梁壁纯是浙江嘉定人，从松江出差回来后，就带着老婆孩子一起搬去了上海洋泾镇，具体地址不详。
1950年3月，侦查员找到了梁壁纯的住处，冲进去将其一举擒获，逮捕归案。
梁壁纯主动交代，当年在“汉源客栈”与刘志纯接头成功后，带着白铜盒子继续在保安团招待所住了一晚。第2天，按照组织安排，他乘坐渡轮回到上海，次日清晨6点抵达了曹家渡码头。
上了岸，他顿时松了一口气，想着马上就能完成任务了，心里也放松了警惕。走了一段路，他抬头看见一个年轻黄包车夫正在招揽生意，于是提着行李就上了车。
黄包车到了曹家渡桥一处陡坡，年轻车夫似乎有些吃力，拉得特别慢。不知什么时候，旁边蹿出来另外一个年轻人，嘴上说着：“兄弟，我来帮你推一把！”然后从后面靠了上来。
他没在意，甚至连对方是什么模样都没看清。那人却突然去朝他就伸出一只手，拿着一块手帕捂住了他的口鼻……
他想要挣扎，却闻到一股浓重的药味，不一会儿就失去了知觉。
等到他醒来，发现自己已经在“曹家渡大旅社”的房间里，慌忙起身查看行李，幸亏行李还在，但是白铜盒子却被偷走了。
他找到伙计询问情况。伙计告诉他说：“三个年轻人把他送过来的，说是喝醉了，暂时休息一会儿，然后他们就走了。”
他大惊失色，赶紧去找旅社乐经理质问：说自己被迷晕了，一个白铜盒子不见了。两人为此大吵了起来，一个说旅社与外人联合“抢劫”！一个说旅客与同伙合谋搞“诈骗”，谁也不服谁，双方始终僵持不下。
他威胁经理说，如果不给他开一个证明信回去交差，马上去报警。乐经理害怕军警上门，担心事情闹得沸沸扬扬，旅客不入住，最后耽误了生意，最后只能妥协，非常无奈给他开了一张证明信。
他想来想去，觉得回去还是无法向组织交待，肯定也解释不清。于是回到“祥德源药店”收拾了行李，带着全家人集体逃走隐居，并切断了与所有亲朋好友的联系。
侦查员当然不信，即刻出发去“曹家渡大旅社”调查，发现旅社竟然还在营业，连店名也没更换。
很快，侦查员就找到了乐经理，开始询问当年的情况。乐经理看着当年亲手写的证明信，想起了这件事，确实了梁壁纯的说法并非杜撰，确有此事。
破案线索彻底中断，侦查员的所有希望又成为了泡影，十几年过去人海茫茫，该到哪里去找三个劫匪呢？！
不久，蒋文增主持召开了一次军民座谈会，特别邀请数十名旧上海老警察来参加讨论。
大家积极发言，气氛热烈。有人就提出建议，说不如去上海各大监狱去发布通告，或许有消息灵通的犯人，恰巧知道这起案子。
果然，监狱发布通告后，冯安宝马上站了出来，表示自己能够提供线索。
冯安宝是一个纨绔子弟，自幼倍受家人宠溺，喜欢沾花惹草，最后因为涉嫌流氓罪被抓进了监狱。他听说这次犯事要判刑很多年，心里着急万分，自然想要立大功，争取能够少判几年。
冯安宝要举报的不是别人，正是自己的表哥吉家贵。
吉家贵喜欢找表弟玩，恰好冯家有一辆私家黄包车，两个年轻人闲来无事就拉着黄包车上街玩耍，你拉我，我拉你，太来劲了。
后来有些腻了，吉家贵又叫了两个好朋友庄克和刘阿古一起玩，大家玩的不亦乐乎。
一个月后，冯大少爷再也提不起兴趣了，就让吉家贵他们三人拉着黄包车去玩，自己重新找乐子。
有一天，吉家贵忽然把黄包车送回了冯家，说是没兴趣了，此后就再也不找表弟冯宝安玩了，听说去开店做生意了。
冯安宝对此一直很纳闷，我又没有得罪这个表哥，怎么就不理我了，还有就是吉家贵表哥开店的钱从哪里来的……
蒋文增看到冯安宝提供的线索，顿时眼前一亮，带人赶到提篮桥监狱，找到冯安宝详细询问情况。
1950年5月，侦查员逮捕了“吉家欢南货店”老板吉家贵，并他家里搜出了白铜盒子。
吉家贵供认不讳，原来当年三个年轻人上街玩累了，坐在一起畅想未来，不知谁先提议，不如利用黄包车做掩护，找有钱人干一票，凑点本钱做生意。
没想到，三人运气不错，第一次出手就遇上了梁壁纯。三人顺利得手120两黄金，每人分得40两，从此各奔东西，互不联系。
一个月后，刘阿古也落入法网。
庄克于1937年参加了“抗日别动军”，后来牺牲在战场。庄克的父母仍健在，见到公安局同志上门，主动交出了庄克参军前留给他们的两根黄金。
侦查员拿着白铜盒子和黄金，跑到江西去找当年的老工匠辨认，确认正是当年失窃之物。
1950年11月，上海市人民法院以“抢劫罪”判处吉家贵、刘阿古死刑，立即执行。冯安宝因为举报线索有重大立功表现，半年后被释放出狱。
梁壁纯则因为“历史反革命罪”被法院判10年有期徒刑，不过采取的是监外执行方式，交由地方负责“监视”。
自此，这一桩充满戏剧性，却又曲折离奇的“中共特别经费案”完全告破，最后落下了帷幕。
参考文献：《人民网》、《国防时报》、《法制博览》、《环球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