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楠楠
前言
随着社会的发展，体育空间作为体育活动的物质载体在古代中西方社会生活中占据了重要地位。
而古代中西方文明两种截然不同的社会模式导致在历史上长期的演变过程中产生了两种各具特色的体育空间。
古代体育空间是古代中西方人民参与体育活动的重要场所，它不仅是物质性的空间、是所处时代的体育文化的生动写照，还是社会性的空间、通过其空间功能和空间特征反映了当时社会的真实面貌。
西方古代体育空间发展
两千多年前在古希腊出现了西方最早的体育空间——古奥林匹克体育场。
每逢重大的祭祀节日，古希腊各城邦就会举行宗教集会，用竞技活动祭祀他们共同的神，其中以奥林匹克运动会最为著名。
古希腊体育场复原图
为了举办这一盛典，古希腊人在奥林匹斯山上，围绕着中心的祭祀神庙修建了世界上最早的露天体育场，以及为其服务的练习场等附属设施。
平时这里是城邦祭祀众神的领域，举行奥运会时这片空间则属于参赛和观赛的希腊公民。
作为举行奥林匹克运动会的综合性场馆，奥林匹克体育场中央的比赛场地长约210米，宽约32米，可容纳数百名运动员同时进行赛跑、摔跤、铁饼等体育项目。
奥林匹亚体育场总平面
为了彰显和炫耀古罗马帝国强盛的国力，古罗马人修建了大量的体育场所，其中最有名的当属古罗马圆形竞技场。
古罗马圆形竞技场又被称为古罗马斗兽场，是罗马皇帝韦斯帕西亚为纪念征服耶路撒冷而兴建。
作为世界上现存最大的古代圆形体育场，这座宏大的建筑占地2万多平米，由三层结构组成。看台上下分为5个区，并按照观众的地位等级划分区域。
最高执政官和贵族的观赛场地位于一区包厢，其位置可以俯瞰中央的竞技场地。
相比较古希腊体育空间以祭神为中心，古罗马体育活动将中心从神转移到了人身上，其体育空间关注的是人而非神，这是人类体育发展史上的一次重大飞跃。
经历了繁荣的古希腊和古罗马时期后，西方步入了黑暗的中世纪。
这导致除了骑士体育以外，西方体育停滞不前。
直到14世纪开始的文艺复兴运动彻底打破了教会的统治，人文主义思想重新肯定了人的价值。思想的解放、经济的发展带动了体育空间的发展，专门类的体育场馆再度兴起。
西方古代体育空间的发展，为西方现代体育的繁荣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中国古代体育空间发展
中国古代体育空间起源于先秦时期，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出现了“泽宫”这一供军队进行射箭训练的场所。
随着春秋战国诸侯乱战的结束，两汉时期社会生产得到迅速发展的契机，丝绸之路的开启加强了汉代与西域各国的商品贸易和文化交流，这些为体育空间的蓬勃发展提供了充分的物质条件，从而形成了成规范的蹴鞠场地——鞠城。
唐代社会空前繁荣，体育空间和设施在前朝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如蹴鞠在汉代鞠城的基础上发展出了带球门的蹴鞠场，蹴鞠用球“鞠”的工艺也有很大的改进，发明了由八块皮革缝制而成可以充气的足球。
马球运动也风靡于唐代宫廷中，为此兴建了麟德殿、御马坊、含光殿等数量众多的专业马球场。
唐长安城体育空间平面分布
宋朝稳定的政治环境和繁荣的商品经济为市民阶级的迅速发展提供了可能。
市民阶级广泛参加民间的体育活动，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民间体育。
明清时期随着游牧民族入关，传统的体育项目遭到冷落，盛行的则是满族特有的冰嬉、围猎等体育项目。
景福殿鞠城复原图
中西方古代体育运动的差别
中西方体育运动皆发源自公元前800年至200年的“轴心时期”。
但不同的地理环境、政治结构和社会文化造就了二者截然不同的体育运动形式和面貌。
在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的指导下，中国传统体育运动的核心观念是修身养性，将体育运动看做调节阴阳、强身健体、提升个人修养的手段，从而形成了中国传统体育运动项目弱化竞争、以休闲娱乐为主的特征。
打马球
这些项目大多与医疗保健、文化教育相关，如流行于唐朝的“乐舞”、“木射”等。
个别强竞技性的运动如蹴鞠和马球，在唐朝后也开始向休闲运动转变。
不同于中国传统体育形式，西方古代文化具有高度的融合性和掠夺性。
他们崇拜强者，崇尚力量，古希腊人荷马所著的史诗《伊利亚特》中就有一句代表性的名言“永远争取第一，争取超过别人”。
这也造就了西方古代体育强调身体的对抗、看重比赛的结果、轻视体育对人的教化功能的特点，流行于西方传统体育竞赛中的“跑跳投”，无一不具有鲜明的竞技性。
中西方古代体育运动差异
社会学视角下的中西方体育空间比较
“公共空间”又被称为“公共领域”，其思想根源于西方社会学和哲学。
但早在公元前5世纪的欧洲大陆上，就已经存在了实际意义上的公共体育空间。
为满足公民公共体育活动的需要，古希腊和古罗马修建了众多有看台并附带辅助设施的大型公共体育场馆，这些场馆成为现代体育建筑的雏形。
这些体育空间对所有公民平等开放，在公民阶级内形成了对共同精神文化生活以及体育场等物质条件有限的平等共享机制。
而中国古代作为封建性质的社会，基本没有设置公共的体育活动场所。
封建土地所有制也使得当时不可能像古代西方那样修建大量专门性体育场馆，只有在皇宫寺庙等场所的殿前广场和少数达官贵族的私人土地上才可能出现专门进行体育活动的场地。
而民间体育活动只能依附于公共娱乐空间进行，从而导致了公共体育空间的缺失，但这种体育空间形式一直延续到了清朝末期，随着封建社会消亡才逐渐消失。
空间特征差异
西方古代体育文化具有鲜明的竞技性、二元性特征，鼓励参赛者在互相竞争的过程中分出高下，胜者赢得身份、地位和财富。
这导致古代西方的体育空间大多都是参赛者相互对抗的场地。
古代西方体育空间为了形成公平对抗的环境，对场地的尺度有较为规范的要求。
并且为了方便达官贵族和其它公民阶级的观看，这些场地大多为集中式的向心型布局，整座建筑由中央的体育空间和四周高大的看台围合而成。
而中国古代体育空间兼具竞技性和休闲娱乐性。
以蹴鞠运动为例，汉代鞠城是两边各六名球员的竞技性比赛场地，场地两侧各设立一座球门，十二名球员为了将球踢入敌方球门而相互争斗。
宋朝流行了一种名为“筑球”的足球玩法，其场地则是一项双方比拼将球踢进场地中的“风流眼”的运动，参赛者无需进行直接的身体接触，场地相比汉代鞠城更为自由。
民间流行的蹴鞠玩法“白打”更是仅需一块平整的空地就可以进行。
由此可见，中国古代体育空间没有太多规范和定式，统治阶级在宫中有专门的体育场地，普通民众在广场空地上也进行着丰富多彩的民间体育活动。
空间功能差异
中西方古代体育空间都具有多元、多义的社会功能属性，但二者侧重也有所不同。
西方古代体育空间主要为其公民进行公平的体育竞技而服务。
而随着时代的演变，进行体育活动的场馆随着经济技术的进步有所发展，但其核心功能都是为了参赛者进行公平竞赛以及观众进行舒适地观赛而服务。
中国古代体育空间不仅服务于体育活动，除此之外它还承担了更多的社会功能。
中国古代的许多体育空间如射箭场、操练广场、围场等都具有浓厚的军事色彩，为射箭、围猎等军事活动提供训练场地；除此之外，中国古代诸多的广场、球场等体育空间等还为外交礼仪活动服务。
《封氏闻见记卷六·打球》就曾记载了唐玄宗李隆基在宫中的梨园球场与吐蕃使节马球竞技的场景。
空间利用的时空性差异
中西方对于体育空间的利用还存在时空性的差异。
古希腊时期的体育活动通常围绕祭祀庆典举行，如为了祭祀最高神宙斯而举办奥林匹克运动会。
古罗马的斗兽活动通常在重要庆典或贵族葬礼时举行，从而体现罗马帝国的力量和统治阶级的意志。
与西方相比，中国古代体育空间的时空性特征体现在时间选择上的因时而设和选址上的因地制宜。
大陆是传统农业国家，集体庆典活动大多按照农时来进行安排。
体育活动作为这些庆典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其项目和场地的选择也受到农时的影响，体现了因时而设的特点。
如端午节在天然河道上设置赛场赛龙舟，春节时在街道上舞龙舞狮等。
因地制宜则体现在空间选址往往没有定性规定，而是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规划，既可以利用现存的天然场地进行水嬉、狩猎活动，亦可利用人工广场进行武术、相扑等运动，还可以兴建专门场地进行蹴鞠、马球等竞技运动。
中西方体育空间差异的社会学分析
进入二十世纪以后，空间具有社会性成为社会科学领域的共识。
列斐伏尔在《空间与政治》中指出，我们置身其中的空间是社会性的。
作为现代体育的发源地，希腊、罗马都是典型的海岛国家。
频繁的对外交流促进了他们外向开放的民族心理。
恶劣的海岛环境，严酷的海上生活塑造了他们向往冒险、崇拜强者的坚毅品格。
古代西方体育文化推崇肢体运动和公平竞争的理念促使古代西方社会出现了大量公用的、开放的竞技性体育空间。
反观中国拥有辽阔的疆域，东临太平洋，西北部则被青藏高原和喜马拉雅山脉包围，这样的地形形成了中华民族普遍内向、向往稳定的社会性格和依附自然的民族心理，从而深深影响了中国长达几千年的体育文化，形成了其特有的以修身养性、淡化竞争为核心的体育哲学。
这一哲学思想与西方体育强调力量与征服的风格迥然不同，进而形成了众多竞技性与休闲性并举的体育空间。
结语
西方古代体育空间往往为公民所共同享有，对外开放并强调竞技对抗。
而中国古代体育空间通常为封闭性的私有空间。
虽缺乏一定的专业性和独立性，但其承担了更为众多的社会功能。
然而中国古代体育空间在经历两汉和宋唐两个高潮之后，因中国封建体制逐渐僵化，国门被列强打开，中国古代体育也被西方近现代体育完全取代。
二者的区别综合反映出了中西方社会性格、社会结构和社会价值取向的众多差异。
从这个角度上说，体育空间作为一种文化现象，见证了中西方社会历史的变迁。
参考文献
[1] [法]亨利·列斐伏尔.空间的生产[M].刘怀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21.
[2] 樊可. 多元视角下的体育建筑研究[D].同济大学,2007.
[3] 赵海燕,陈丹.体育建筑空间发展研究[J].广州体育学院学报,2019,39(5):50-54+79.
[4] 尹树来,韩璞庚,高亮.西方中世纪至文艺复兴期间的体育锻炼活动研究[J].武汉体育学院学报,2018,52(9):51-55.
[5] 谷世权.中国体育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6] 韦立娜,丁昶,王栋.蹴鞠空间的发展与演变[J].中外建筑,2022(7):121-125.
[7] 杨向东.中国古代体育文化史[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0.
[8] [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九.[M]北京:中华书局，1982.
[9] [唐]封演.封氏闻见记卷六[M]，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