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寄洲的名字，早已载入了《中国名人辞典》，中国老中青三代，上亿电影观众，都知道这位艺术家。从1954年到1966年，他拍出了《战斗里成长》、《五更寒》、《英雄虎胆》、《海鹰》、《哥俩好》、《野火春风斗古城》、《带兵的人》等十几部在观众中引起浓厚兴趣的影片。“文革”十年，严寄洲遭批斗，关进牛棚，靠边站。1977年开始，他又拍出了《万水千山》上下集、《二泉映月》、《破雾》、《琵琶魂》、《再生之地》、《陈赓蒙难》、《死亡集中营》等受观众欢迎的电影。最近
时期他的新作，是21集电视连续剧《贺龙》。
严寄洲亲自导演的影片有25部，还写过三部电影剧本，指导拍摄过70余部电视剧，如此丰硕的艺术成果，在中国影坛是罕见的。
他导演的作品，得过“金鸡奖”、“百花奖”。
步入电影界
1938年，严寄洲从上海到延安，参了军，入了党，这位仅具有高中文化的小青年很快成了一野“战斗剧社”创作室主任。随军转战。
1953年，严寄洲担任了解放军电影制片厂(即后来的八一制片厂)的导演。
他拍的第一部故事片《脚印》，贺龙看过以后对他说：“不行!太简单，不像电影，没有艺术。你要好好向成荫学习。”这时，成荫已拍出了《南征北战》。严寄洲听了还不服气，认为是脚本问题。就请剧作家胡可将他的名著《战斗里成长》改成电影。拍出后，老电影艺术家蔡楚生看了，一针见血地给他指出：“你拍的片子，像舞台戏。忽略用电影的特殊手段，挖掘人物的内心世界。”逆耳忠言，使严寄洲决心从头学起。他从资料室选了电影经典著作：《居里夫人》、《柴可夫斯基》、《乡村女教师》、《永远的秘密》几部片子，把自己关在放映室里，将每部影片反复看了十几遍。还到剪接台上，一段一段地拉片子，量长度。结合剧情，逐个分析影片的节奏处理，人物刻划，镜头运用，……然后，又边放映、边对照自己分析的结果和银幕效果。这些扎实的基本功自学和实践，使严寄洲逐步进入了导演艺术的“自由王国”。
三“严”导演
严寄洲有“三严”：选演员严；艺术创作要求严；对自己严。
作为一位电影导演，剧本确定后，能否选准演员，往往是一部片子成败的关键。严寄洲选演员，有一句精辟的名言：“不是看他(她)演过什么，而是要看他(她)能演什么。”要做到这一点，导演必须独具识人的慧眼。史超的电影剧本《五更寒》，是写一位县委书记，在大别山敌占区恶劣环境中，坚持地下斗争的故事。严寄洲为剧本中栩栩如生的人物深深感动；他边看边想，根据剧中的特定环境，这个县委书记，应该是外貌平凡之极、却有丰富斗争经验的工农干部。他脑子里跳出了山西话剧团团长杨成的形象。这位参加过抗日战争的文艺工作者，长得瘦小，个矮，满脸皱纹，像个老农，但却具有刚毅的内在气质。于是就邀请杨成担任了这一主角。拍成的电影证明，这个演员选得好，杨成，给观众留下深刻印象。
《英雄虎胆》，是当时少有的、带有惊险情节的故事片。严寄洲从剧本需要出发，一反常规挑选演员。他从北影请来演过基层指挥员、民兵干部的于洋，出演打入敌穴的我军侦察科长。严寄洲很欣赏地说：于洋的一双眼睛，非常富于表情。他要于洋一改正面“小生”形象，演出匪气。严寄洲又挑选常演纯情少女的王晓棠去演影片中的女特务。还选了张勇手，方辉等都扮演与过去演出大相径庭的角色。演员们也都兴致勃勃地和导演一起，作表演艺术上的新探索。电影拍成后，效果极好。以至在“文革”中，造反派批判严寄洲时，说他导演的《英雄虎胆》，于洋演得比土匪还土匪，说王晓棠演的女特务太漂亮，看了会使人丧失立场。
李英儒的长篇小说《野火春风斗古城》，是一部受到广大读者欢迎的书，改编成了电影后，银环和关敬陶成了片中的主角。严寄洲决定，金环、银环俩姐妹由王晓棠一人来担任这性格迥然的两个角色。王晓棠的表演，语言、身段、形象都好，艺术功底厚，而且，聪明活泼，演戏有激情。《野火春风斗古城》上映后，“红”遍全国，大受观众欢迎。王晓棠当选那年“百花奖”最佳女演员。
王心刚是八一厂的主要演员，很用功，形象好。严寄洲根据他稳重、忠厚的特点，常常让他担任党的领导之类的主要角色。如《野火春风斗古城》中的杨晓东；《海鹰》中的鱼雷快艇艇长；《哥俩好》中的指导员等。有的片中的戏不多，但王心刚的表演很到位，在观众中留下良好印象，受到喜爱。
《哥俩好》是一部反映部队生活的喜剧，很难演。严寄洲看到演员张良在《董存瑞》一片中，表现出小战士调皮捣蛋的性格，觉得他大有潜力可挖，就选张良担任此片主角，果然张良表现不凡，获得了“百花奖”的最佳男演员奖。
最能体现严寄洲对艺术创作严格要求的，是他拍摄电影《再生之地》的过程。
大陆对战犯改造，实行人道主义，包括允许战犯在关押期间，让家眷前来探视，同住。这在全世界都是空前未有的。政策产生了无比的威力和意想不到的效果。日军师团长藤田茂中将，(剧中的伊藤弘一)原来十分顽固，经过教育感化，彻底悔悟，认识到侵华战争对中国人民犯下了深重罪行。回国后，成了促进中日友好的坚定维护者，却遭到日本右翼分子的强烈憎恨。一次，竟将他的住宅包围起来，进行辱骂，要用棍子打他。年迈的藤田茂，不顾家人劝阻，冒着生命危险，勇敢地跨到台阶上，手扶军刀，义正严词地与右翼分子进行面对面的斗争，终于斥退了他们。就是这位老人临终时，唯一的要求是要穿上回国时发给他的那套中山装离开人世。这些感人的事迹，促使严寄洲增强了拍好这部电影的责任感。他提出拍成一部“豁达流畅，浓重遒劲，不事雕琢，粗犷质朴，具有传统风格的纪实性影片。”为了达到这一目标，他深入走访了抚顺、沈阳、长春、大连、旅顺等地当年关押战犯的监狱，查阅了许多档案，还采访了不少曾在抚顺关押的战犯及回忆文字，和现为“中国归还者联络会”成员的日本友人。他选了胡浩饰演男主角伊藤弘一中将，斯琴高娃演女主角川岛真美子。拍摄前，他向演员明确交代：绝不能把战犯演成“八格牙鲁”似的脸谱化人物，反面人物要正演，他们是有七情六欲、有思想感情的“人”。重点是挖掘他们灵魂深处，不然这些人就不可能有令人信服的、出人意表的、使人感动的转变。为了让演员有真实的感受，严寄洲在他们参观监狱时，事先和管理人员商定，突然恶狠狠地，将演员们统统关进了监狱。因监狱久未使用，暖气不够暖，管理员有些犹豫，怕冻坏人。严寄洲还是坚持：“关!”至少关一天，让他们体验战犯心理。果然，以后演员演出的角色体会，就很不一般。
对全片的制作，严寄洲也要求十分严格。他对工作人员说：要真实!真实!真实!不允许粘假胡子，选演员时，他就注意到，要真能长出浓黑胡子的人来演战犯。日军穿的军装，不准做新的来弄旧。他翻遍八一厂的仓库还凑不够，就到库存丰富的“长影”厂，甚至“抗敌剧团”等老单位去借真正的日军制服。每一件大小道具的制作，都有图片依据，即使几盒战犯家属从日本带来的糕点，也要逼真。他找到抚顺一个在伪满时期开糕点店的朝鲜老人，做出了真正的日本糕点端上镜头。他请了几位“日本通”，参加摄制组当顾问，指导有关日本人的生活细节。他最反对饰日本人的演员说半调子汉语，要求演员熟读日语台词，这自然是件苦差事，最后，只有悟性很高，用本族蒙语拼读日语的斯琴高娃，在审查时过了关，别的演员只好配音。为了演好片中一场戏，别人穿着厚厚的棉衣还怕冷时，斯琴高娃根据情节需要，大衣都不穿，奔出门外，跌倒在雪地上，一连拍了三次，最后已冻得满脸雪水、泪水了。
《再生之地》公映后，引起强烈反应，《读卖新闻》也登了大幅报导。日本友人，还打算拍续集，描写战犯返日后的生活。
该片荣获“金鸡奖”的五个单项奖。并获1993年中国残联、中国红十字会、中影公司、中国电影评论学会颁发的“人道主义”优秀影片奖。
“文革”结束，他复出后，又拍了内容严肃、艺术品味高的《陈赓蒙难》、《陈赓历险》，两部受到观众欢迎的好片子。
严寄洲在自己拍摄的影片上映时，至少要当三次观众。一次是到高档影院，一次到中档影院，一次到普及型影院去，坐在观众席上静听，观察各个层次观众对影片的反映。有时，他认为观众会有反映的地方，观众却无动于衷，有的地方却意想不到观众反映强烈。他都一一记下来，回去思考原因。他也常去电影发行公司，听取业务人员的意见。他总是牢记民族性，群众性，中国观众的欣赏习惯，以此作为创作时考虑的重要因素。难怪有次一位新到任的厂领导，对青年编导人员说：“你们去请教一下严寄洲导演，为什么他拍的片子卖座率高，从不赔本!”
贺龙的“兵”
严寄洲是贺龙的兵，而且是一名与贺龙十分亲近的文艺兵。1939年深秋，战斗剧社指导员，牵着一匹黄马，把年纪轻轻才华洋溢的严寄洲，从抗大二分校文工团，调去当“战斗剧社”的戏剧教员。经过贺龙住地时，贺龙见严寄洲衣衫单薄，当即送给他一件缴获的日本黄呢军大衣。贺龙十分爱护、重视知识分子，当时，军区首长每月津贴不过5元，而给这几位教员，每月8元；欧阳山尊已很出名，每月也只12元。他们拿了几个月，就一致向贺龙反映：“我们都是共产党员，不能享受这种特殊待遇。”就自动降到一般干部水平，每月2元。一次，严寄洲在成荫执导的《雷雨》中，扮演周朴园。那天，点着雪亮的汽灯，在广场上给三千多观众演出，贺龙也在下面看。天黑后，刮起了西北风，周朴园点雪茄烟，划了几根火柴都给风吹灭了。严寄洲“急中生智”，就凑近点了三支“洋蜡”的“台灯”，去吸烟。台下突然响起贺龙浓重的湖南嗓音：“哎!严寄洲，不对头，那是电灯呀!”引得观众哄堂大笑。1949年夏天，“战斗剧社”带了有严寄洲参加编剧的歌剧《女英雄刘胡兰》到北平，为第一次文代会演出，引起轰动，连场客满。贺龙十分高兴，请大家吃了一顿饭，并给“战斗剧社”装备了乐器，服装，舞台设备等。还经北平市长同意，招收了400名学员。剧团回到大西北不久，贺龙的一野部队要进军西南，严寄洲要和女朋友王荣华暂时分手，他们的婚姻问题还没有解决。他想来想去，给贺龙写了个请批准他们订婚的报告，由副社长董小吾转呈。贺龙看了后说：“晤，严寄洲要订婚啦。这个女子怎么样?政治上可靠吗?”董小吾回答：“可靠。没问题。是个女学生。”贺龙就拿起红铅笔，在报告上写了贺龙两个大字，予以批准。
建国后，贺龙从西南军区司令员任上调到北京，担任了国务院副总理，还兼管军队工作。他把在战争年代跟随自己多年的一批文艺战士，也带来北京。严寄洲随“战斗剧社”老社长陈播，到了八一厂。
“文革”开始后，江青经常指点八一厂“抓革命、促生产”。严寄洲被称为“贺龙安在八一厂的黑爪牙”，多次点了他的名，诬蔑他是“坏人”，“反革命”，要判他20年徒刑。直到李德生调任解放军总政主任时，审查了严寄洲的案件，找不出罪证。李德生冒着风险，搁置起这项信口开河的“判刑”，一直拖到后来，不了了之，自行“解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