嚴寄洲的名字，早已載入了《中國名人辭典》，中國老中青三代，上億電影觀衆，都知道這位藝術家。從1954年到1966年，他拍出了《戰鬥裡成長》、《五更寒》、《英雄虎膽》、《海鷹》、《哥倆好》、《野火春風鬥古城》、《帶兵的人》等十幾部在觀衆中引起濃厚興趣的影片。“文革”十年，嚴寄洲遭批鬥，關進牛棚，靠邊站。1977年開始，他又拍出了《萬水千山》上下集、《二泉映月》、《破霧》、《琵琶魂》、《再生之地》、《陳赓蒙難》、《死亡集中營》等受觀衆歡迎的電影。最近
時期他的新作，是21集電視連續劇《賀龍》。
嚴寄洲親自導演的影片有25部，還寫過三部電影劇本，指導拍攝過70餘部電視劇，如此豐碩的藝術成果，在中國影壇是罕見的。
他導演的作品，得過“金雞獎”、“百花獎”。
步入電影界
1938年，嚴寄洲從上海到延安，參了軍，入了黨，這位僅具有高中文化的小青年很快成了一野“戰鬥劇社”創作室主任。随軍轉戰。
1953年，嚴寄洲擔任了解放軍電影制片廠(即後來的八一制片廠)的導演。
他拍的第一部劇情片《腳印》，賀龍看過以後對他說：“不行!太簡單，不像電影，沒有藝術。你要好好向成蔭學習。”這時，成蔭已拍出了《南征北戰》。嚴寄洲聽了還不服氣，認為是腳本問題。就請劇作家胡可将他的名著《戰鬥裡成長》改成電影。拍出後，老電影藝術家蔡楚生看了，一針見血地給他指出：“你拍的片子，像舞台戲。忽略用電影的特殊手段，挖掘人物的内心世界。”逆耳忠言，使嚴寄洲決心從頭學起。他從資料室選了電影經典著作：《居裡夫人》、《柴可夫斯基》、《鄉村女教師》、《永遠的秘密》幾部片子，把自己關在放映室裡，将每部影片反複看了十幾遍。還到剪接台上，一段一段地拉片子，量長度。結合劇情，逐個分析影片的節奏處理，人物刻劃，鏡頭運用，……然後，又邊放映、邊對照自己分析的結果和銀幕效果。這些紮實的基本功自學和實踐，使嚴寄洲逐漸進入了導演藝術的“自由王國”。
三“嚴”導演
嚴寄洲有“三嚴”：選演員嚴；藝術創作要求嚴；對自己嚴。
作為一位電影導演，劇本确定後，能否選準演員，往往是一部片子成敗的關鍵。嚴寄洲選演員，有一句精辟的名言：“不是看他(她)演過什麼，而是要看他(她)能演什麼。”要做到這一點，導演必須獨具識人的慧眼。史超的電影劇本《五更寒》，是寫一位縣委書記，在大别山敵占區惡劣環境中，堅持地下鬥争的故事。嚴寄洲為劇本中栩栩如生的人物深深感動；他邊看邊想，根據劇中的特定環境，這個縣委書記，應該是外貌平凡之極、卻有豐富鬥争經驗的工農幹部。他腦子裡跳出了山西話劇團團長楊成的形象。這位參加過抗日戰争的文藝工作者，長得瘦小，個矮，滿臉皺紋，像個老農，但卻具有剛毅的内在氣質。于是就邀請楊成擔任了這一主角。拍成的電影證明，這個演員選得好，楊成，給觀衆留下深刻印象。
《英雄虎膽》，是當時少有的、帶有驚險情節的劇情片。嚴寄洲從劇本需要出發，一反正常挑選演員。他從北影請來演過基層指揮員、民兵幹部的于洋，出演打入敵穴的我軍偵察科長。嚴寄洲很欣賞地說：于洋的一雙眼睛，非常富于表情。他要于洋一改正面“小生”形象，演出匪氣。嚴寄洲又挑選常演純情少女的王曉棠去演影片中的女特務。還選了張勇手，方輝等都扮演與過去演出大相徑庭的角色。演員們也都興緻勃勃地和導演一起，作表演藝術上的新探索。電影拍成後，效果極好。以至在“文革”中，造反派批判嚴寄洲時，說他導演的《英雄虎膽》，于洋演得比土匪還土匪，說王曉棠演的女特務太漂亮，看了會使人喪失立場。
李英儒的長篇小說《野火春風鬥古城》，是一部受到廣大讀者歡迎的書，改編成了電影後，銀環和關敬陶成了片中的主角。嚴寄洲決定，金環、銀環倆姐妹由王曉棠一人來擔任這性格迥然的兩個角色。王曉棠的表演，語言、身段、形象都好，藝術功底厚，而且，聰明活潑，演戲有激情。《野火春風鬥古城》上映後，“紅”遍全國，大受觀衆歡迎。王曉棠當選那年“百花獎”最佳女演員。
王心剛是八一廠的主要演員，很用功，形象好。嚴寄洲根據他穩重、忠厚的特點，常常讓他擔任黨的上司之類的主要角色。如《野火春風鬥古城》中的楊曉東；《海鷹》中的魚雷快艇艇長；《哥倆好》中的指導員等。有的片中的戲不多，但王心剛的表演很到位，在觀衆中留下良好印象，受到喜愛。
《哥倆好》是一部反映部隊生活的喜劇，很難演。嚴寄洲看到演員張良在《董存瑞》一片中，表現出小戰士調皮搗蛋的性格，覺得他大有潛力可挖，就選張良擔任此片主角，果然張良表現不凡，獲得了“百花獎”的最佳男演員獎。
最能展現嚴寄洲對藝術創作嚴格要求的，是他拍攝電影《再生之地》的過程。
大陸對戰犯改造，實行人道主義，包括允許戰犯在關押期間，讓家眷前來探視，同住。這在全世界都是空前未有的。政策産生了無比的威力和意想不到的效果。日軍師團長藤田茂中将，(劇中的伊藤弘一)原來十分頑固，經過教育感化，徹底悔悟，認識到侵華戰争對中國人民犯下了深重罪行。回國後，成了促進中日友好的堅定維護者，卻遭到日本右翼分子的強烈憎恨。一次，竟将他的住宅包圍起來，進行辱罵，要用棍子打他。年邁的藤田茂，不顧家人勸阻，冒着生命危險，勇敢地跨到台階上，手扶軍刀，義正嚴詞地與右翼分子進行面對面的鬥争，終于斥退了他們。就是這位老人臨終時，唯一的要求是要穿上回國時發給他的那套中山裝離開人世。這些感人的事迹，促使嚴寄洲增強了拍好這部電影的責任感。他提出拍成一部“豁達流暢，濃重遒勁，不事雕琢，粗犷質樸，具有傳統風格的紀實性影片。”為了達到這一目标，他深入走訪了撫順、沈陽、長春、大連、旅順等地當年關押戰犯的監獄，查閱了許多檔案，還采訪了不少曾在撫順關押的戰犯及回憶文字，和現為“中國歸還者聯絡會”成員的日本友人。他選了胡浩飾演男主角伊藤弘一中将，斯琴高娃演女主角川島真美子。拍攝前，他向演員明确交代：絕不能把戰犯演成“八格牙魯”似的臉譜化人物，反面人物要正演，他們是有七情六欲、有思想感情的“人”。重點是挖掘他們靈魂深處，不然這些人就不可能有令人信服的、出人意表的、使人感動的轉變。為了讓演員有真實的感受，嚴寄洲在他們參觀監獄時，事先和管理人員商定，突然惡狠狠地，将演員們統統關進了監獄。因監獄久未使用，暖氣不夠暖，管理者有些猶豫，怕凍壞人。嚴寄洲還是堅持：“關!”至少關一天，讓他們體驗戰犯心理。果然，以後演員演出的角色體會，就很不一般。
對全片的制作，嚴寄洲也要求十分嚴格。他對從業人員說：要真實!真實!真實!不允許粘假胡子，選演員時，他就注意到，要真能長出濃黑胡子的人來演戰犯。日軍穿的軍裝，不準做新的來弄舊。他翻遍八一廠的倉庫還湊不夠，就到庫存豐富的“長影”廠，甚至“抗敵劇團”等老機關去借真正的日軍制服。每一件大小道具的制作，都有圖檔依據，即使幾盒戰犯家屬從日本帶來的糕點，也要逼真。他找到撫順一個在僞滿時期開糕點店的北韓老人，做出了真正的日本糕點端上鏡頭。他請了幾位“日本通”，參加攝制組當顧問，指導有關日本人的生活細節。他最反對飾日本人的演員說半調子漢語，要求演員熟讀日語台詞，這自然是件苦差事，最後，隻有悟性很高，用本族蒙語拼讀日語的斯琴高娃，在審查時過了關，别的演員隻好配音。為了演好片中一場戲，别人穿着厚厚的棉衣還怕冷時，斯琴高娃根據情節需要，大衣都不穿，奔出門外，跌倒在雪地上，一連拍了三次，最後已凍得滿臉雪水、淚水了。
《再生之地》公映後，引起強烈反應，《讀賣新聞》也登了大幅報導。日本友人，還打算拍續集，描寫戰犯返日後的生活。
該片榮獲“金雞獎”的五個單項獎。并獲1993年中國殘聯、中國紅十字會、中影公司、中國電影評論學會頒發的“人道主義”優秀影片獎。
“文革”結束，他複出後，又拍了内容嚴肅、藝術品味高的《陳赓蒙難》、《陳赓曆險》，兩部受到觀衆歡迎的好片子。
嚴寄洲在自己拍攝的影片上映時，至少要當三次觀衆。一次是到高檔影院，一次到中檔影院，一次到普及型影院去，坐在觀衆席上靜聽，觀察各個層次觀衆對影片的反映。有時，他認為觀衆會有反映的地方，觀衆卻無動于衷，有的地方卻意想不到觀衆反映強烈。他都一一記下來，回去思考原因。他也常去電影發行公司，聽取業務人員的意見。他總是牢記民族性，群衆性，中國觀衆的欣賞習慣，以此作為創作時考慮的重要因素。難怪有次一位新到任的廠上司，對青年編導人員說：“你們去請教一下嚴寄洲導演，為什麼他拍的片子賣座率高，從不賠本!”
賀龍的“兵”
嚴寄洲是賀龍的兵，而且是一名與賀龍十分親近的文藝兵。1939年深秋，戰鬥劇社指導員，牽着一匹黃馬，把年紀輕輕才華洋溢的嚴寄洲，從抗大二分校文工團，調去當“戰鬥劇社”的戲劇教員。經過賀龍住地時，賀龍見嚴寄洲衣衫單薄，當即送給他一件繳獲的日本黃呢軍大衣。賀龍十分愛護、重視知識分子，當時，軍區首長每月津貼不過5元，而給這幾位教員，每月8元；歐陽山尊已很出名，每月也隻12元。他們拿了幾個月，就一緻向賀龍反映：“我們都是共産黨員，不能享受這種特殊待遇。”就自動降到一般幹部水準，每月2元。一次，嚴寄洲在成蔭執導的《雷雨》中，扮演周樸園。那天，點着雪亮的汽燈，在廣場上給三千多觀衆演出，賀龍也在下面看。天黑後，刮起了西北風，周樸園點雪茄煙，劃了幾根火柴都給風吹滅了。嚴寄洲“急中生智”，就湊近點了三支“洋蠟”的“台燈”，去吸煙。台下突然響起賀龍濃重的湖南嗓音：“哎!嚴寄洲，不對頭，那是電燈呀!”引得觀衆哄堂大笑。1949年夏天，“戰鬥劇社”帶了有嚴寄洲參加編劇的歌劇《女英雄劉胡蘭》到北平，為第一次文代會演出，引起轟動，連場客滿。賀龍十分高興，請大家吃了一頓飯，并給“戰鬥劇社”裝備了樂器，服裝，舞台裝置等。還經北平市長同意，招收了400名學員。劇團回到大西北不久，賀龍的一野部隊要進軍西南，嚴寄洲要和女朋友王榮華暫時分手，他們的婚姻問題還沒有解決。他想來想去，給賀龍寫了個請準許他們訂婚的報告，由副社長董小吾轉呈。賀龍看了後說：“晤，嚴寄洲要訂婚啦。這個女子怎麼樣?政治上可靠嗎?”董小吾回答：“可靠。沒問題。是個女學生。”賀龍就拿起紅鉛筆，在報告上寫了賀龍兩個大字，予以準許。
建國後，賀龍從西南軍區司令員任上調到北京，擔任了國務院副總理，還兼管軍隊工作。他把在戰争年代跟随自己多年的一批文藝戰士，也帶來北京。嚴寄洲随“戰鬥劇社”老社長陳播，到了八一廠。
“文革”開始後，江青經常指點八一廠“抓革命、促生産”。嚴寄洲被稱為“賀龍安在八一廠的黑爪牙”，多次點了他的名，誣蔑他是“壞人”，“反革命”，要判他20年徒刑。直到李德生調任解放軍總政主任時，審查了嚴寄洲的案件，找不出罪證。李德生冒着風險，擱置起這項信口開河的“判刑”，一直拖到後來，不了了之，自行“解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