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回忆（上）：一个抗战小战士的革命历程

贫苦的童年

我原籍日照县岚山头四村（现为环海路），一九二五年出生，一九三九年十二月入伍，一九四一年四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家中清贫，我父亲李聚是祖父母的独生儿子，因家庭贫困，父亲和两个姑姑娶嫁于贫家子女，这是门当户对的必然现象。

我母亲是潘家村杨姓的女儿。我的出生，给家中老人带来了欢乐，但欢乐之余，也增添了忧愁，添喜并没有添福，怎么把我抚养成人，则成了父母的重负。家中贫寒，营养不良，小小年纪就患了大肚子病。走起路来一晃一晃，亲友给我起了个外号叫"李老爷"，这个外号一直叫到我上学的时候，有的同学和我开玩笑时，还以这个外号逗着玩。从我记事起就没有胖过，家贫人瘦，这是必然的。

大约在我三岁的时候，因家中没有饭吃，我舅舅到岚山头把我妹妹（李秀林）挑到潘家村姥姥家中抚养，临走的时候，我哭着也要去，为的是吃顿饱饭。姥姥家虽然也不富裕，但到乡村去总是好混些，可以吃点粗粮、地瓜、野菜之类的东西。当时我母亲舍不得让我走，就带我去北山姑姑家中要点地瓜之类的东西充饥。在去北山的路上，遇到一位到地里送饭的人，母亲向他要了两块地瓜充填了一下肚子，好歹爬到北山姑姑家中。临走时，姑父在未长大的地瓜地里刨了几斤给俺带回家中。

为了养活全家，奶奶在街上贩卖粮食糊口，她一字也不识，也不识秤，只能用量具出卖，小本经营，到乡下去买，回岚山头再卖，赚钱很少，入不敷出，时间长了，连老本也吃光，父亲到海滩上拾蛤蜊、摸蟹子，卖掉后在去买点粮食回家做饭，吃了上顿没下顿，生活实是艰难。后来父亲学做木匠，换几个钱好糊口，他一天学也没上过，但很聪明，跟着师傅学了一手好手艺。以后，又学染布，染坊的主人是赣榆人，名叫魏绪岭，和我父亲相处很好，后来魏绪岭把染坊转卖给了我父亲，从此我父亲就把染布当成了终身职业。

我父亲的一生是勤劳节俭的一生，他为人和善，学了一手好算盘，也粗通文字，由于他饱尝没有文化的痛苦，所以再困难也要供我上学。先是读私塾，后是洋学堂，先是东庙学堂，后是西庙学堂。在寒假之际，他亲手教我学算盘，把"进驻马摔蛋"、"狮子滚绣球"、"韩信暗点兵"等算盘绝招，毫不保留地教给了我，他总希望把我培养成为一名帐房先生，长大之后好在财主家的商店里混碗饭吃。我也觉得这是一个谋生的门路，财主家里养着渔船做生意，地主家里有雇工、有土地，像我们这类家庭，是最好的出路了。

我在岚山头能上到高级小学就很不容易了，经常吃不饱饭，饿着肚子上学，中午放学后，家中没有饭吃，父亲就给我们两个铜钱，叫我到街上买点东西吃，两个铜钱怎么能填饱肚子呢？我就背着父亲到大饼摊上赊饼吃，时间长了，摊主向我父亲讨还饼钱，这时家中才知道我吃不饱饭。夏天没有衬衣，看见财主家的学生穿着西式裤头，我就馋得要命。冬天没有棉鞋，脚和手都冻出疮来，走起路来一跛一跛的，同学们为此给我起了个外号叫"李跛子"，这个外号一直叫到我参军之后。这些疮痕至今还印在手脚上。在整个上学期间，家中有数次让我辍学，我哭了多次不想荒废学业，就这样好歹弄了个高小毕业。

少年五次外逃从军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日寇侵占了大陆神圣领土辽宁、吉林、黑龙江东北三省，关外同胞遭受了日寇野蛮的蹂躏和践踏，大批同胞扶老携幼背井离乡逃难到关内，一部震动全国民心的"流亡三部曲"传布到全国各地。我们家乡岚山头高级小学的一大批学生，也被这深情悲壮的歌曲感染了纯洁的心灵，一股痛恨日寇的激昂心情，深深的印在脑海里，特别是二部曲中的"泣别了白山黑水，走遍了黄河长江，流浪，逃亡，逃亡啊，流浪，流浪到哪里，逃亡到何方？......"歌曲细致而形象的描写了东北同胞遭受流离失所的苦难。我们一边流泪一边唱歌，用眼泪表达了对东北三千万同胞的同情，也对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表示愤慨。

旧仇未报，新恨又添。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日寇又在卢沟桥发动了侵略战争。一声炮响，震动了全国人民的心系，学校的老师，也给我们增加了抗日救国的课程。随着全国人民抗日的热情日益高涨，岚山头高级小学的学生们，在进步老师的启发教育下，成立各种救亡组织。六年级的同学，以王寄岚（王政）为首的建立了"救亡俱乐部"，该俱乐部成员除王寄岚外，尚有黄振桓（黄鹏）、黄振旭、王安宾、李溪林（李勉）、常玉志（常毅、官草汪人）、刘臬臣（童家庄子人），五年级的同学也积极参加救亡活动，有黄振堂、王永岚（王凡平）、徐学侬、苏峰、徐家儒、徐从先（徐贞元）等。在地下党的领导下，五、六年级的同学，到处组织抗日集会，发展群众性的抗日组织，先后成立了儿童团等。我记得当时范景蓬（日照县委书记）带其女儿范淑琴还在岚山头西门里的一户人家召集了一大批学生进行宣传教育，讲解共产党的抗日主张，还宣传革命领袖的一些讲话，抗日的道理越加明白，此后，就定下不当亡国奴的决心，坚决把日寇赶出中国去。

"七七"事变后，日寇沿津浦路南下，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集采取了不抵抗主义，一枪未发，把整个山东拱手让给日寇，敌人很快占领了济南、青岛、烟台等各大城市及铁路沿线，日照县城也被敌人占领，沿海各地也遭受了日寇的侵袭。在此期间，敌军军舰经常到岚山头海域进行机枪扫射和大炮轰击，造成居民伤亡和房屋倒塌，我家的三间东屋也被敌炮击毁，居民无法得到安宁，经常逃亡到西乡和北山去躲避，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同学们纷纷串联外出参加．抗日军队，决心拿起枪杆子和日寇拚个你死我活。

抗日的决心下定了，但投向何方却茫然无知。当时，泥沙俱下，鱼龙混杂，打着抗日武装旗号的部队很多，有李彦修的十六团，还有东北军撤到山东的五十七军，也有许多土顽部队，山头林立，番号不少。究竟到何处去？成为我们这些学生选择的难题。正在盲目追求之际，黄振桓就找我串通如何外逃离家参加抗战的问题。他说："五十七军战时服务团在咱处招人，咱们是不是去参加"，并说："这是黄毅（中国共产党员）给联系的。"（后来才弄清，支持黄毅工作的是当时我党在五十七军百十一师的负责人王振乾同志）。同行的还有王寄岚、苏天、王安宾等，正在商谈细节之际，被我父亲发觉了，他急促的走到我们面前，黄振桓先发觉了，他扭头就跑走，而我却被父亲弄回家去。第二天，就听说王寄岚和黄振桓等在黄振彬的牵线下外跑了，当时轰动了岚山头，可是我很明白，知道他（她）们不是乱跑，而是外出当兵打日本鬼子去了，心想这一次没跑成，下一次再说吧，你（指父亲）总不能天天看着我。从此我就被看管在家里，不准外出。这是我从军的第一次失败。

以后由于我多次外跑，家里再也拿我没办法了。这时岚山头有位张墨樵，他受八路军九支队一团的委托，在"安岚"一带扩军，名叫九支队特务连。一九三九年底，我通过张墨樵和九支队一团的民运干事宋永涛联系上了，避着家长把我们带到日照城西南的独垛子村附近，找到了九支队独立营（也是扩军组织），打完了万仙会（敌人操纵的封建迷信组织）之后，就去赣榆县和二支队合并为山东纵队二旅，先是在二旅四团民运队，后到宣传队，并被任命为宣传队二分队长。这是我第五次外跑参军的过程。

第一次负伤

山东纵队二旅四团是二支队的老底子，战斗力比较强，连以上的军事指挥员，大部分是老红军，每逢有重要战斗任务，都有四团参加。团的战斗任务繁重，宣传队的任务也不轻松，经常下连队教唱革命歌曲，行军和战斗中，要搞宣传鼓动工作，在部队行军前进的路上，张贴书写标语，还要抓紧战斗空隙，排练戏剧节目，到宿营地组织娱乐晚会。在艰苦困难的环境中，部队缺少文化娱乐活动，宣传队的演出水平尽管不高，但也很受部队指战员的欢迎，演出都是自编自演的小节目，主要是围绕部队的战斗生活，宣扬先进，密切军民关系，鼓舞战斗意志，有歌曲、音乐和小型舞蹈等。道具也很简单，一匹骡子驮上幕布和锣鼓，遇上演出任务，就找一个避风的地方，搭个土台子，扯上幕布，点上汽灯，就开始演出。演出的水平尽管不高，但战士和人民群众都是踊跃的观众，只要锣鼓一响，群众情绪就振奋起来。

一九四一年，我们团进驻莒南县洙边以西的山村，为了搜集黄色炸药，从炮楼里扒出了一些土炸弹，宣传队长孙明轩带领我们二分队的几位宣传队员，在我们队宿舍里剥土炸弹，以便从土炸弹中剥取黄色炸药，正在剥离之际，我返回宿舍，还没走到屋内，在屋门口刚想要说几句话，就突然听到屋内一声爆炸，接着又发出更大的爆炸声，随着巨大的声浪，我被打到门外的院子里，当时我昏死过去，过了不知多长时间，我有了知觉听到身旁马蹄声，也想睁开眼看看，可是当我睁开眼时却什么也看不见，右边的耳朵也听不见声音了，这次爆炸的响声和力量相当巨大，几十枚炸弹同时爆炸，群众的两间房顶全部掀了盖（以后作了赔偿），惊动了整个团部，团首长到现场察看，旅长孙继先也带骑兵班到团部视察，先安葬了死者，又护送伤员。

这次负伤我很年轻，心想我今年才十六岁，从现在开始瞎眼，今后怎么办呢？这个兵是当不成了，下半辈子又怎么办呢？卫生队长来看我，并打算把我送到后方卫生所去，我不想去，就留在宣传队随军治疗，每天给我滴几滴眼药水，的治疗也没有。行军时宣传队的同志们架着我走，不管白天黑夜，对我都是一样，真是度日如年。大约过了一个多月，早晨起来我睁开眼看到了亮光，高兴的告诉了周围的同志们，他们也很高兴，从此一天比一天好，过了几天我才察觉我的眉毛和头发都被炸药的气浪和热量毁掉了，这次事件后，我才听说我分队十三岁的邹玉，弹片击中心脏当场牺牲，十四岁的刘玉和彭九令，因伤势过重送到医院不久也牺牲了，宣传队长孙明轩两眼炸坏，双手的多数手指被炸掉。

一九六四年我从泰安调临沂军分区工作时，曾到烈士陵园扫墓，在陵园北大厅内的石碑上，刻着三位小战友的名字，他们是我生死与共的战友，是舞台上欢笑与悲痛的伙伴，因为我是音乐股的负责人，经常用口琴伴奏他们的舞蹈。为了革命而过早的牺牲，他们的音容笑貌，至今还回旋在我的脑海中。宣传队长尽管活了下来，但已终身残废，一九四三年我第二次负伤时，还和他住在一个病房，日寇投降后，他回原籍。这次事故三死三伤（还包括一位十三岁的小司号员），我算是一个幸运者，活了下来。

敌后艰苦生活对我的锻炼

在四团宣传队时，当年冬季供给每人一套棉衣布片和棉花，让自己套做起来，我们帮小宣传员，哪里做过这种"活"呢，只好求助于当地的大娘、大嫂们帮忙，有的"活"路还得自己动手，比如套棉被，只有自己学着干，衣服脏了没有肥皂，向群众要豆腐浆洗。

"皖南事变"后，敌后的形势更加艰苦，根据地的军民生活十分困难，真实的过着"游击队员之歌"所描绘的战斗生活状态。部队从地方政权收取的粮食有限，多数是杂粮、玉米、惨子、花生饼、地瓜干等等。至于蔬菜，只有自力更生，豆腐、豆芽算是好菜，春夏秋，时常到野地里挖野菜吃。

没有钱买烟吸，上群众的场园里，搓芝麻叶子。有一年供给部门规定，一套棉衣穿两年，可以奖励三元钱，为了抽烟，我就报了名。第二年的棉衣，已破烂不堪，只好补补、连连。冬季雨雪天气，也要行军作战，有一次在行军中我掉了一只鞋底，在布满石子的山间小道上，每踏在地上一步，就钻心的疼。身上的虱子无数，每逢冬季，棉袄、棉裤都有数不清的虱子，根本拿不干净，只好用火烤，就听火堆上啪啪的响，平时被虱子咬的没办法，将脊背靠在门框或墙上磨擦，当时流行着一句俏皮话：身上有虱子是光荣的，谁身上没有虱子，就不算是真革命。由于卫生条件差，生疥疮和疟疾，则是常有的事，缺医少药，外用药就是红汞、碘酒，内服药最好的就是磺胺药，此药大都是从敌占区偷运进来的。

当年四团宣传队共二十多人，现在活在世上的，只有三个人。除我外，还有宣传队的指导员孙玉山和王健林，孙玉山同志离休前曾任西藏军区政委，现离休在成都。

二旅四团三进沂蒙山区

第一次是一九四零年底，四团奉命去沂蒙山区抢夺敌占区的一套印刷机器，以供我军使用，部队从江苏省赣榆县徐家班庄出发，头一天下午到达莒南县道口村，指战员脚上都磨出了水泡，群众拥军热情很高，就烧了热水，供我们洗脚，妇女用头发和针，给我们穿透水泡往外流水。在赣榆县吃大米和烤牌，到莒南道口村就吃惨子煎饼，尽管咽的不舒服，也得勉强吃下去，因为以后还要长途行军。第二天到达沂南县岩路村驻下，正是发生"皖南事变"时。当时根据地的生活更加艰苦，在岩路村驻了十多天，每天吃两顿豆沫子，饿的要命，肚子不饱，抗寒力也差，晚上睡在黄豆叶子铺的地上，白天冷的跺脚，战斗部队完成任务后，就返回了滨海区。

一九四一年一月，又奉命去沂蒙山区参加反顽战役。路经沂南县葛沟村，大年除夕进驻该村，第二天就是正月初一，群众放鞭放炮，穷富都要吃顿水饺，而我们则边吃窝窝头边行军，寒冷的北风，吹透了棉衣。当天晚上到达了界湖镇，第二天下午很晚到达了马牧池附近的小村庄，又饿、又累、又困，刚到村边，我就倚着草垛睡着了。不知过了多久，宣传队的两位同志急促的跑来把我叫醒，说："赶快起来追赶部队。"原来部队返回时，我已睡着，行军路上发现我掉队，故派人返回原地把我叫醒。返回时不经界湖，因为界湖已被敌人占领，故绕道到达河阳村，打算从河阳渡沂河东去。

渡河时，发现日伪军正在从我军渡河的南边，从东向西渡河。我们过了沂河准备越过"台滩"路返回滨海，可是刚到达"台潍"路西侧，就发现日伪军在"台滩"路上从南向北运动，月光下，敌人的刺刀返出的亮光都看见了，我们隐伏在路西，口传命令：任何人不准出声，要咳嗽时，可以吃土压嗓子。团长要打，政委不同意，因为部队太疲劳，待敌人过后，我团则越过濠沟和公路迅速返回了滨海区莒南县道口村。第二天早晨，发现"抗大"建国队跟随我团东移，待我团移驻莒南县洙边时，"抗大"一分校的学员，穿着单衣沿洙边村南下，严冬穿单衣，实在冻得够苦的了，对我们也是很大的教育。事后知道，我团离开马牧池附近村庄不久，数路日伪军就合围了该村，幸亏我们撤离及时，否则，后果难以设想。

一九四一年十一月，日寇集中五万人对鲁中地区实行大扫荡，这次扫荡的规模是空前的，为了粉碎敌人的扫荡，我团三营奉命返回沂蒙山区。在赖副团长（老红军）的率领下，胜利的穿插到沂蒙山腹地，配合当地军民反扫荡打鬼子。十二月二号的晚上，三营驻沂南县栗林村，被三千多日伪军包围，在没有被完全包围的情况下，哨兵发现了敌情，部队迅速集合往外突围，先向东南，后向西南突围，受阻后，转向正北方向，当时正北方面尚未被敌合围住，我团部和七、八连突围出去了，而九连则被敌人截住，不得已只有和敌人拼杀，从拂晓到下午夕阳，反复拼杀了无数次，敌我伤亡都很重。有一位排长因腿部负伤，隐藏在椁杈棵底下而生还。反扫荡结束，三营返回滨海地区后，随将滨海专署警卫连，调拨给四团三营，改为三营九连。

敌人对沂蒙山区实行大扫荡的同时，对滨海地区，也实行了多次小型的扫荡，根据地军民设施遭受了一些损失。至一九四二年初，团的机关实行了精简，宣传队也被取消，我被分配到特务连任青年干事。任职不久，即奉命调去"山纵"二旅教导大队学习，在学习期间，二旅四团调归鲁中一旅建制，从"教大"毕业后，我被分配到五团特务连工作。

（李勉，临沂军分区政治部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