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清官难寻，贪官易得，作为一个知府，三年下来能够累积十万两银子。”这句流传在清代官场的谚语传达了一个令人深思的现象。即使是一位廉洁如水的知府，也能够积攒起十万两银子的收入。另一句谚语则描述了知县的情况：“不贪不滥，一年三万。”这句民间俚语广为流传，并在清代官场被广泛认可。刑部引用其他资料，明确将一年三万两银子作为知县额外收入的标准。换句话说，如果一个知县一年的收入在三万两以内，就难以轻易称其为贪官。
然而，我们要深入探讨“一年三万”的合理性，不能仅仅以贪官为例。在查阅相关资料过程中，我发现乾嘉时期河南鲁山的知县董作栋的情况相当具有代表性。
据《鲁山县志》记载，曾有一位声誉良好的清官，名叫董作栋，他在鲁山的历史上留下了无数赞誉。那么对于这样一位清官来说，他每年的支出和收入又是如何呢？
董县令收入如何？
在清代，地方官员的收入可以分为两大部分。我们统一按照清朝中晚期的银子价值估量，一两银子相当于人民币300元。
一部分按照清代文官的俸禄制度来计算。七品知县的年俸应为45两。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全国一千三百多个知县并不能拿到全部俸禄，他们实际到手的收入通常在41两5钱至43两8钱之间。
这其中涉及到一个称为“均摊俸银”的制度，该制度于乾隆二年推出，细节就不多赘述，了解有这个制度即可。除了正俸，地方官还有养廉银，每个省的经济水平不同，养廉银的标准也各不相同。
以河南省为例，其处于中等水平。根据《清会典》中的记载，河南巡抚的养廉银为1.5万两，布政使为0.8万两，知府为0.4万两，知县为两千至一千两。在河南各个县中，鲁山也处于中等水平，鲁山知县的养廉银为1400两。我理解的养廉银子就是绩效奖金。
据此我们可以计算，董知县看得见的收入包括薪水43两和绩效奖金1400两，合计为1443两。
另一部分是法外收入。法外收入的概念非常广泛，包括合法与非法之间模糊不清的灰色收入，以及完全隐藏起来的黑色收入，都可以归类为法外收入。
显然，董作栋不会将法外收入记在明账上，需要根据鲁山县具体的财政收入来估算。幸运的是，清代官场有一项不成文的规定，新官上任时，账房师爷按规定要提前准备好一本叫做“须知册”的册子。
在鲁山县的“须知册”中，详细记载了该县的各种赋税收入。每年从土地征收的地丁大约有24000多两，按每两征收1.64两银子。扣除上交部分后，剩下约8000多两；每年从民间征收的米大约有2000多石，按每石征收4.26两银子。实际上交的约为4.2两；每年从屯田地征收的米大约有1600多石，按每石征收3.25两银子。实际上交的约为3.2两；每年应缴税契约约有4000多两，按每产值1两征收0.8两银子。实际上交的为0.6两。
以上几项是鲁山县法外收入的一部分。以第一项为例，光赋税收入一项就比户部多1.5360万两，其中一半按规定上交给府省各级，剩下的7680两就是鲁山县的法外收入。这笔钱并不需要在明账上记录，与合法收入没有什么区别。
综合计算，董作栋在鲁山任职期间，每年不正当收入总计约为3.242万余两，相当于法定俸禄的20多倍。值得注意的是，在乾隆和嘉庆时期，一个五口之家的年收入还不到50两。
董县令又有那些支出呢？
虽然董作栋的收入看似丰厚而令人羡慕，但他的支出也是令人震惊的。首先是支付给幕僚的修金。作为一名勤于政务的政治家，董作栋聘请了一位首席幕友负责财务和刑事事务，每年花费880两银子作为其薪酬。此外，他还雇佣了三位师爷负责财务、征税和子孙教育，三位师爷的薪酬总计600两银子。
除了支付胥吏的薪水外，还有其他费用。据鲁山县的统计，共有 12 名胥吏，每人每年的工资和伙食费合计 11.8 两银子，总计 129 两银子。此外，还有 74 名差役，每年的工资和伙食费合计 444 两银子；县学斋的门子和膳夫共有 5 人，每年的工资和伙食费总计 50.4 两银子。此外，还需要支付招募团丁的费用和衙门的办公费用，所有这些费用加起来超过 12200 两银子。
此外，还有应酬费用。具体数目不太确定，因为其中相当一部分费用都是以应酬为名的“规费”，即给上司送礼的银子。
据鲁山《规费账簿》记载，董作栋需要在各种场合花费银子来送礼。例如，给道员每人送礼三百两，给知府每人送礼二百两，而各级上司的下属等也要打点。一年下来至少要花费 4000 多两银子。
此外还有一些支出项，比如每年董作栋都需要前往省城与河南巡抚、布政使、按察使等高级官员会面，仅这一项开销就要花费至少3000多两银子。此外，还有上级机关的分派任务、京城权贵亲属的敲诈勒索，还有参与公共事业的捐款等等。尽管董作栋的记载中没有具体提及，但在同治年间广东四会知县杜凤治的笔记中可以看到，这些开支加在一起一年下来至少要花费6000多两银子。
除了这些“公费”开支之外，董作栋还需要支付家用方面的巨额开支。他的家庭共有12口人，尽管生活相对简朴，按照每个人一岁需食用米三石六斗的平均标准来计算，一年的开销也要达到400两银子。
此外还有一些零星支出，比如寄钱回老家、人情往来、资助亲戚等等，大致在2000两银子左右。
综合来看，董作栋的开销大致在30000两银子左右（实际数字可能还要更多），而他的收入只有32200两银子，一年下来所剩无几。如果想要过上体面、奢华的生活，显然远远不够。因此，“不贪不滥，一年三万”这句话可以说是相当客观和公正的描述。
结语：
然而，这个故事也让我们深思清代官员的生活方式。在那个时代，即使是廉洁的官员，也难以摆脱繁重的公务、应酬以及各种开支的困扰。合法和非法之间的灰色地带让清官们难以完全做到清白无私，即使按照“不贪不滥，一年三万”的标准行事，也很难保证经济宽裕。这或许反映了当时官场风气的弊端，也让我们对清代官员的生计之复杂有了更深刻的理解。